三 我国所有制改革的历史及其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从所有制结构来看，中国经济的“渐进式”改革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以国有经济为主要改革对象的“体制内改革”，变革内容包括所有权不变条件下的其他产权内容变革和国有企业内部管理的强化。第二，“体制外改革”，以私人经济、合资经济、个体经济、外商独资经济等为内容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第三，公有经济内的集体经济的发展，包括乡村集体经济、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等内容。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改革的历程来看，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所有制框架内的经营权改革阶段，这一阶段是所有制改革的奠基期；第二个时期是所有权改革起步阶段，这一阶段是所有制改革的发轫期；第三个时期是所有权改革攻坚阶段，这一阶段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探索期。

（一）所有制框架内经营权改革（1978～1991年）

改革开放之初，经过十年“文革”，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农业落后、轻工业不发达、重工业内部自我循环、消费品短缺、城乡二元结构严重、经济外向度极低，经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存在重大隐患。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产权不清晰、价格不合理、激励不兼容、信息不对称和传导环节多、交易成本高等，因而亟须推进改革。而其中，产权改革即所有制框架内的经营权改革成为强化激励、理顺价格和降低成本的关键性改革。

这一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增强企业活力，把生产经营自主权真正落实到企业，使企业获得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二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突破了国家行政机构直接经营企业的老体制。从操作上来看，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先后经历了利润留成、利改税、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制和经营机制转变等改革，并允许一些小型国有企业搞“转制”，由国有制转为股份合作制或租赁、出售给集体或个人。同时，进行了国有企业改制成股份制企业的试点，在上海和深圳的部分企业中试行向社会发行股票，并在这两市开设了证券市场，使国有控股企业由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加快了国有企业融资多元化（所有制改革）和虚拟经济发展的步伐。

通过所有制框架内的经营权改革，我国工业的效率出现了明显提升，1991年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相对于1978年提升了1.6倍（见图7）。特别是扩权让利极大地提升了一些国营消费品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使得企业生产更为灵活，我国生活消费品市场开始繁荣，轻重比重失衡的状况迅速扭转（见图6），基本解决了改革开放之处消费品严重短缺的情况，极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应该说在这一阶段，所有制改革的重点是加快效率提升；但是由于经营权承包和企业改制，使得一部分人利用利润提留权、外汇分成权和灵活使用奖金权，实现了率先富裕，而一些没有进入这一改革体系的人员收入增长仍然十分缓慢，居民的收入差距出现了拉大的倾向，1991年的基尼系数较1978年上升了17%（见图5）。

（二）所有权改革起步阶段（1992～2002年）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及集体经济和非公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消费品短缺现象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善。但是，随着80年代后民营企业逐步崛起，三资企业已成气候，在三者之间的竞争中，国有企业还是稍逊一筹，大量的国有企业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国有企业亏损面从80年代初的10%以下攀升至90年代初的20%以上（见图8）。

究其原因，国有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亏损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基于两权分离理论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只承认国有企业有经营权，而不承认企业作为法人应该有财产权，认为所有权全部属于国家经营机制转换，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可能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状况不断恶化。第二，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没有从产业发展转变为城市化发展，中国民众的收入还没有普遍提高到可以购买高价值商品（如住宅、汽车）的水平，具有强大购买力的城市中产阶层还没有形成；同时，这时的土地还因长期的划拨方式而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石油、煤炭等自然资源的价格处于低位，较高价值的商品（如手机）还没有明确的乐观市场前景，因而处于这些领域的国有企业也面临着生产经营的困境。

针对国有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严重的情况，我国加快了国有企业所有权改革的步伐。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把国有企业的改革引向第二阶段。首先，加快“抓大放小”，发展一批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大型企业集团；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其次，加快国有经济的战略性布局调整，国有经济需要控制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领域与行业，并控制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最后，加快推行股份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通过联合、兼并等多种形式，合理组建企业集团，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进一步明确有些国有小型企业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同时，这一时期正式提出了“发展股份制”的概念，进一步推进非公经济发展，加快引进外资，并为不同所有制经济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对各类企业要一视同仁。

通过企业所有权的初步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的优化，国有企业亏损面比例开始下降，而盈利面比例开始上升（见图8），切实解决了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的困境。与此同时，从宏观经济看，20世纪90年代初的所有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整体的生产效率，但其持续时间较短。与此同时，从这一阶段开始，我国整体居民收入差距开始拉大，这一方面是经济增长中的规律性特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所有权改革带来的产权安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经济发展效率，但是也对公平产生了不利影响。

（三）所有权改革攻坚阶段（2003～2013年）

进入新千年之后，随着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我国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与此同时，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但是，我国现有所有制体制难以满足我国经济发展、体制转轨和对外开放的要求。首先，从经济发展来看，随着我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加和经济改革逐步推进，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扩张妨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和经济效率的提升，应继续通过加快引入非公企业和外资企业，推进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其次，在体制改革层面，国有企业改革逐步与要素价格和收入分配等改革以及市场体系建立等交织在一起，如果继续通过国企与国资改革突破所有制障碍，其他许多改革都举步维艰。此外，在对外开放上，随着我国逐步融入世界经济，所有制问题开始成为我国与世界经济规则接轨的主要障碍，不利于我国加快提升开放水平和在全球规则中确立主导地位。

针对所有制现状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实践的不符和冲突，新千年以来，我国加快践行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以加快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促进国有经济、非公经济和外资经济协同发展。在国企改革层面，在继续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同时，坚持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创新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在非公经济方面，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领域。在引进外资层面，除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重点企业对外商投资继续实施必要的限制以外，逐步取消服务领域对外商投资在地域、股权、业务范围等方面的诸多限制。通过调整，2001～2013年，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幅分别为16.7%、31.2% 和20.1%；在我国的所有制经济结构中，这三种经济成分基本上各占1/3，形成相对稳定的三元所有制结构。

但是，相对于前两个时期而言，这一时期我国所有制改革面临巨大困难，虽然国企通过上市实现了形式上的股权多元化，但国资一股独大的现象十分明显，内部利益化趋势逐步显现；同时，虽然产业准入进一步放开，但非公企业进入一些领域仍然受到不公正待遇，“玻璃门”和“弹簧门”现象仍然存在。客观来说，攻坚阶段并没有实质性攻破我国所有制结构和机制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与问题。这一阶段的所有制改革在21世纪初的几年中有效提升了我国整体经济效率，但在之后的年份中对经济效率提升的效应较弱；而从公平角度出发，逐步加快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初步实现了市场公平竞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90年代公平程度快速下降的趋势（见图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