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互利共赢理论提出的背景与意义

（一）关于互利共赢理论的实践历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对外开放战略也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发展。最初，我国对外开放的目标主要是“引进”——引进国外的资金、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等等。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通过深化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中国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中国将加强同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通过协商妥善解决经贸摩擦。中国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全会强调，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必须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上述论述深刻阐明了我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内涵、目标、原则等等，是我国互利共赢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具体化，把互利共赢理论发展到新的阶段、新的高度。

随着中央互利共赢理论的提出，互利共赢的各项体制和改革举措也相继出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相继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对外开放新体制已初具雏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已公布，随之取消“外资三法”确立的逐案审批制管理体制，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大幅减少限制性措施；上海、天津、广东、福建等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基本建立了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负面清单全面改革已有明确“时间表”：从2018年起，中国将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目标是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同时，中国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一方面，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机制建设，充分利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等平台，成功举办了APEC北京峰会、G20杭州峰会，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另一方面，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与瑞士、冰岛、韩国、澳大利亚先后签署自贸协定，启动并全面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等。中国秉持协调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念，与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通过提供“一带一路”、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公共产品搭建平台，不断寻求各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二）关于互利共赢理论提出的背景

赵英奎（2006）认为，中国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主要是因为我国传统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实施，其局限性也逐步显现出来，表现为：我国经济过度依赖对外经济，外汇储备超常增长带来金融风险，对外资的优惠挤压了民族经济发展空间。

李安方（2007）认为，实施互利共赢战略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创新的时代要求，是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破解扩大开放的现实难题、体现中国发展的国际责任、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胡艺、陈继勇认为，中国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战略提出的背景主要是：（1）经济全球化的要求。经济全球化实现了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等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最优配置，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各国从全球化中所取得的收益是不均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从而导致世界经济的严重失衡。这种失衡既表现为部分国家储蓄消费失衡、贸易收支失衡，更表现为世界财富分配失衡、资源拥有和消耗失衡、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世界经济失衡的重要一方，迫切要求中国在开放战略中兼顾自身与他国利益，通过互利实现共赢。（2）中国大国地位的要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贸易国，这一地位的确立也使中国对外经济关系面临着全新的环境和问题，中国的发展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竞争和压力。中国互利共赢的新开放战略在对外开放中不仅重视外部资源为我所用，更强调中国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机遇，这是开放理念的一个重大调整。目前的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以大国眼光审视全球，以大国视角处理自身及所处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等问题。（3）解决中国自身问题的要求。中国在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也积累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比如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结构调整难度加大。连年大量的贸易顺差使中国贸易伙伴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大量出口的低附加值产品使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同时与周边国家的低水平竞争不断升级，高能耗高污染产品的出口在增大国内资源环境压力的同时又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声誉，缺乏灵活的汇率机制加剧了国内的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些问题同样要求我们实施新的开放战略，重新审视对外开放的收益与成本，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开创中国与世界各国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魏磊、张汉林指出，互利共赢是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理性选择。因为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参与多边贸易体系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是一种“互补促动竞争、竞争充实互补、动态发展和相互转化的协同共荣的关系”，因此，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中国顺应全球化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类似地，吴志成、袁婷也特别强调，中国提出互利共赢的主要背景就是全球化。他们认为，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趋势为对外开放创造了机遇，频繁的跨国界流动提高了市场效率并增加了财富增值量，为国家提供了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动力；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使国际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主体多元化，进而导致实现利益的方式多样化。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就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吴志成、袁婷认为，全球化促进了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增强，为国际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国际组织的不断壮大，推动了国际合作的发展，为实现互利共赢提供了制度保障；全球问题的存在使合作收益远远大于妥协成本，国际合作成为面对全球问题的最优选项；全球化促发了国家互利共赢的合作意识。

（三）关于互利共赢战略提出的意义

隆国强指出，中国所有大战略经历了逐步丰富、完善和最终确立过程，对外开放战略也是如此。从最初提出对外开放，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再到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战略不断推进。在此过程中我们还提出过很多局部战略，但“互利共赢”是对外开放最新总战略，它无论对中国对外开放，还是对整个中国发展，都是立足于世界级大国的一个新起点。隆国强认为，中央提出互利共赢战略，表明中国开始以大国眼光审视全球，以大国视角处理自身及所处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

于立新、陈万灵认为，互利共赢是中国进入21世纪及其未来若干年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指导思想，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提出不仅是解决中国外向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也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次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其意义在于：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创新了中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基本准则，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必然发展趋势，有助于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对外开放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提升中国经贸大国的形象，有利于营造对外开放的外部和谐环境，有利于从容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新挑战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吴志成、袁婷从中国视角阐述了互利共赢战略的意义。他们认为，互利共赢战略的意义在于：（1）创新对外开放的思维方式。互利共赢是新时期我国坚持和深化对外开放的智慧结晶，是对国家“大经贸战略”、“走出去、引进来战略”、“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发展与完善，体现了我国对外开放实践中的理论创新。（2）极大地提升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提出符合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有力回应，标志着我国开始面对新的国际环境，以大国眼光审视全球，处理自身与国际环境的关系，谋求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3）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经济安全。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强调在处理经济贸易摩擦过程中，避免采取贸易报复手段，倡导借助WTO等多边谈判机制，以沟通协商方式解决问题，不以牺牲他国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代价，以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构建平等和谐的国际经贸关系，保障国家经济安全。（4）适应了和平发展的需求。互利共赢开放战略要求我国加强对地区多边组织的参与，维护与主要大国的关系，着眼于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引导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多极格局的发展趋势。

张幼文认为，合作共赢是中国发展新时期政治经济外交的总体战略，它对中国的发展和国际新型关系的构建具有深远的意义：（1）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开辟道路：中国崛起引起世界反响和疑虑，战略清晰化有助于消除前行阻力；经济全球化呈现新态势，开放型发展战略需要历史性调整；大国历史性替代观念根深蒂固，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亟待阐明；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出现巨大变化，推进全球治理需要倡导全新理念。（2）有助于开辟中国经济发展新空间：规划国际战略总体框架，构筑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新常态；充分发挥国家战略优势，形成各国发展新的利益汇合点；创新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模式，以区域开放型合作引领周边和平发展；从发展中国家需要出发，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改革，平行推进全球治理创新。（3）有助于引领国际格局发展走向：伴随着国家崛起进程持续推进和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升级，合作共赢内涵更为丰富；经济关系“压舱石”理论证明了共同利益原理，为合作共赢战略取得国际共识奠定基础；以弘义融利为原则，有利于建立国际援助新原则与共同发展新机制。

李伟建以“一带一路”为切入点，阐述了合作共赢战略的意义。他认为，中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中国明确走大国外交之路的背景下正式提出的，它是近几年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的外交理念及政策主张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带一路”合作共赢战略的推进，为中国向世界提供更多元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重要机遇。

（四）关于中国互利共赢战略的阶段划分

胡艺、陈继勇提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从最初提出对外开放，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再到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提出，中国经历了“部分让利”、“互利”到“共赢”的三个发展阶段：一是“部分让利”的初始开放阶段（1978～1991年）；二是“互利”的全面开放阶段（1992～2000年）；三是迈向“共赢”的开放型经济形成阶段（2001年以后）。他们认为，这三个阶段是中国对外开放从数量扩张逐步转向质量提升的过程，也表明中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拓展。

吴志成、袁婷认为，我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这一点与胡艺、陈继勇的观点一致，但在时间节点上的划分二者有所不同。吴志成、袁婷把我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划分成如下三个发展阶段：（1）让利吸引的初始探索阶段（1978～1991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当代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重要里程碑。它不仅重新开启了中国面向世界的大门，开始接受科学技术、资本以及市场的思路与实践，而且标志着中国进入对外开放的初始探索阶段。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政策主要以让利方式（在税收、土地、利率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让利优惠措施）吸引国外资本与先进技术，并以试点形式逐步推广扩大。（2）互利发展的全面开放阶段（1992～2005）。其中有三个重要节点，即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对外开放进入全面发展阶段，1997年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将互利共赢战略落实到地区关系中，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着对外开放由政策性向制度化的转变。（3）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确立（2005年至今）。基于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并于2005年被正式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可见，虽然吴志成、袁婷与胡艺、陈继勇一样，都把我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划分成三个发展阶段，但在三个阶段的时间节点划分上有较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