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产业在当代中国的发生

文化产业在当代中国的发生，是20世纪后半叶发生在中国的最伟大的文化变革。它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生产方式，而且还极大改变了整个中国和世界的文化生态环境。

1．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文化建设的形态性变化

中国文化产业理论与政策问题是在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提出后，逐渐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进程中凸显出来，并进入学术研究视野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中国因循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国有和国办文化的文化体制。虽然，一定的以市场形态存在着的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活动依然存在，文化商品流通领域实际上也客观存在，以经济核算为单位存在着的新华书店发行所、电影发行公司等，客观上起着文化商品流通中介作用，但是，由于在文化领域基本取消了其他非公成分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因此，所有关于文化商品的生产、消费和流通也都纳入计划经济统一模式之中，即国家生产什么，社会就消费什么和流通什么。文化生产并不是根据市场需要和消费的需要，而主要是根据政治任务需要来安排，市场主体和消费主体并没有自己自主的文化选择权。客观上存在着的文化市场，由于被纳入一种静止的计划状态，无法在文化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由于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的，因而也就不存在市场竞争。统购统销的供给型、福利型文化管理模式，使国家成为文化商品生产唯一投资方、唯一受益方，同时也是唯一的风险承担方。政府承担了文化商品生产和文化市场所有的成本和风险。一切关于文化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都是在文化事业的政策范围内被社会认知和运作。政府及其文化行政部门成为国家办文化的唯一主体。文化产业在一个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思维与规划和管理中获得理论、政策和实践的存在形态和合法性身份。尽管20世纪50年代我国有关文件中，也曾经正确使用过诸如“电影工业”这样的科学概念，然而，中国的文化产业建设却一直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所困扰，而没有获得其生长与发展应有的形态和合法性身份。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全面推进的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国家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动，也带来了中国文化形态的巨大变动：音乐茶座和营业性舞厅在中国南方城市的兴起，使得文化娱乐业在中国被重现；演员“走穴”使少数文艺人先富起来，推动院团体制的改革；图书零售业的放开，使得国有新华书店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复存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国家不再包揽中国文化建设的一切事物。文化发展的理性回归，一方面使得中国文化建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顿和迷乱：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另一方面又使得中国文化建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新的生长形态。文化娱乐业不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满足了人们精神消费的需求，而且改善了地方的投资环境，为地方发展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税源丰富和税种的增加，使得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文化巨大的经济能量。音像业的异军突起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全新的文化消费方式和文化消费理念，还给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重组提供了新的题材。电视业所创造的巨大利润给电影业带来的巨大冲击。文化产品形态的变化，标志着市场主体的变化和文化消费形态的变化，而由这些变化所孕育的是整个中国文化建设的形态性变化。思想文化的传播形态和传播机制，受众的接受方式和接受理念已经再也不是政府的“统购统销”、完全单一的福利性文化事业了。自主选择、市场导向、消费需求和利润目标，成为市场主体的动力机制，文化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全新的运动形态和存在方式。用文化产业发展来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日益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动力。社会力量的参与和介入、政府办文化格局的转变，使得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形态转型。文化产业这一全新的文化建设、文化发展与文化存在形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和价值原则在文化生产、消费和流通领域的全面体现，文化市场的不断扩容和开放而被人们认识和发现，并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两大主题之一。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第一次明确使用了“文化产业”概念，提出要“推动有关文化产业的发展”; 2001年3月，这一建议被正式写进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纲要，从而使得文化产业作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形态，获得合法性身份。

然而，文化产业形态在中国的迅速发育，并未同时有效带动关于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相反，当大众文化在20世纪90年代全面进入中国大众主导文化生活时，中国学界却惊呼“文学被边缘化”了。文化研究的贵族心态，迅速使中国关于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与实际拉开了距离。理论与政策研究的长期缺席，使之严重滞后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而文化产业在迅速扩容、延伸及其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精神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同时，迫切希望得到关于它的理论指导，而国家关于文化产业政策的科学制定更需要文化产业理论成果的学术支持。尤其是在中国文化建设步入21世纪，文化产业在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角色的时候，文化产业形态丰富性的展开，使得对它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进入一个新阶段。

2．冷战后国际文化关系的变动与世界文化力量格局的重组

冷战结束后，全球力量对比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社会制度随着“苏东解体”在国际地缘政治上消失，而且标志着一种曾经占主流地位的文化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在国际地缘文化上的瓦解。这就使得原本均衡的国际文化关系和世界文化力量格局瞬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和转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使得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一夜之间失去了对手。瞬间的突变导致了瞬间的政策无能。这种无能以及由这种无能所导致的历史重心的位移，都可能使历史的前行改变它的方向和原创动力源。对象存在性的丧失，意味着为对象而存在的战略变得毫无疑义。长久以来，冷战赖以存在的关于意识形态之争变得不重要了，为这一主题服务的整个国家文化机器，它的资源配置和制度安排必须寻找新的战略出路和新的战略对象，服务于新的战略需要，并以此来构筑新的战略优势。以冷战为主题而形成的世界文化秩序应当在新的国际文化关系格局的巨大变动中实现重建。福山宣告“历史终结”后，亨廷顿站在“防卫中的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立场上提出“文明冲突”的理论，揭示了这种重建的历史趋势，并勾勒出它的未来世界文化图景和理论模型。世界文化的未来走向是否如亨廷顿所描绘的那样进入“文明冲突”的时代并不重要，但美国政府确实调整了它的全球文化战略“大棋局”和政策趋向。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坚持要把文化产品列入服务贸易自由化范畴；在对华经贸合作和中国入世谈判中，美国不断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强行要求它的视听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抬高中国入世门槛。这就让处在新的世界文化秩序建设中的中国文化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和判断文化和意识形态在新的国际文化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国际文化关系的变动，使得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关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理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以前一直未被充分注意的领域——文化产品及其市场成为新的世界文化秩序重建的关键性因素，而在这一领域，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舆论界、知识界，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整个观念形态上，对于文化及其产品的社会功能定位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尤其是在这一领域，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经尝试着接受“文化市场”和“文化商品”的时候，率先出来反对“文化市场”和“文化商品”的并不是政府有关部门的政策考虑，而是知识界的学术性批判。对象的陌生性，导致了理论上的迷茫和政策选择、政策决策上的犹豫不决，“大众文化”和被作为与“精英文化”相对立的概念在否定性的意义上被提了出来，20世纪90年代初，所谓“纯文学”与“俗文学”之争，实质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文艺理论界对国际文化关系变动所带来的世界文化秩序重建需求这一全球趋势的隔膜，以及所谓“大众文化”及其产品运动在这一世界性文化秩序重建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分量的整体性认识和判断的缺乏。而这也是“文明冲突论”出现后，中国学术界缺乏原创准备与之对话的重要原因。

因此，当人类社会已经走完20世纪最后一段历程，当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运动在世界文化秩序重建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文化关系格局正沿着文化产业这条中轴线充分展开的时候，科学认识、分析和判断文化、文化产业及其系统运动所构成的力量在世界文化秩序重建中的权重，自然成为当代中国在处理国际文化关系时迫切需要完成的重大课题。建立科学的文化产业理论和政策系统，给予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所遭遇的诸多问题、困难和阻力以科学的应对，进而在世界文化秩序重建过程中拥有与之对话的全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模式，这就不只是文化产业理论和政策的科学建构问题，更具有国家文化战略需求意义。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在分析世界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应采取的态度时，明确地把它放到了“关系把什么样的中国带进21世纪”这样前所未有的高度了。

3．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的全面挑战和历史要求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发展趋势，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运动，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文化政策、文化运动和文化产业发展的走向，影响着国际文化秩序的变动和文化力量格局的重组。

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资本自由流动和信息自由传播、交流，全球性资源的再分配拉动和刺激了规模空前的文化商品的全球流动和文化形态的对撞，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承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正越来越失去固定的空间，国家和民族文化边界正在被消解，国家文化主权受到严重威胁和挑战，这就使得全球化最终将不仅是经济战略问题，也是文化战略问题，更是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问题。由于全球化过程的经济和文化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主导下进行的，因此，当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强势文化利用其资本、技术和市场优势对弱势文化强行渗透、控制和“市场准入”时，经济全球化带来文化产业全球化，中国做了入世的承诺与文化市场的开放，尚不成熟的中国文化市场和弱势的文化产业，一下子暴露在世界文化市场和强势文化产业面前。

落后要挨打。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趋势的情势下，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构成和创造财富的手段。谁掌握了信息，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信息掌握能力的高低，正越来越成为衡量现代国家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由技术力量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正面临根本性转折，它正在改变世界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试图逆转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全球化是不可能的，文化正由技术变革而发生着飞速的变化。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形态，一种语境。在这样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中，在文化产业中把由技术变革带来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以快制慢，已经不是商业原则，而是文化原则、文化产业原则。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应对由技术变革驱动的全球化所提供的巨大机遇。文化无论从精神层面还是从产业形态的层面，都将最集中地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这一机遇的把握、反应和控制能力及其所要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倘若不能在一个较高的层面上，即与现代高新技术发展同步的层面上推进文化及其产业的发展，要想在真正的意义上全面发展自己的现代文化是很困难的。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要在根本上达到维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目的，全面迎接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中国文化产业带来的挑战，而又不造成对当代中国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的伤害，就必须进行文化政策方面的战略性调整，在继续推进国家文化事业全面发展的同时，推进和实施国家文化产业战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市场竞争，用文化发展的现代方式推动文化的现代发展，也就现实地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要求。

中国是在许多方面都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是在许多方面都还没有建立起对于经济全球化完整认识的情况下迎接来自全球化挑战的。实践准备不足使中国文化产业无论产业形态、产业结构，还是产业制度、产业政策等方面，都还没有充分地展开它的矛盾性和无限的丰富性。要科学地把握和界定文化产业的内涵与范围，分析和把握现代文化产业运动的特点，文化产业组织运动和结构运动的特殊规律，揭示文化产业运动在整个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战略，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建立健康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全面推进国家文化产业制度建设，都有必要加以认真研究和给出符合现代文化产业发展实际的答案。这既是中国文化产业研究的历史使命，也是文化产业研究在当代中国兴起的原因：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