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体系与经济发展·

从山陕会馆看清代晋商在汉口的活动

刁莉 龚英姿 王敏芬

内容提要：清代汉口山陕会馆由于汉口特殊的商业地理位置体现了一些地域特色：依托票号实现了货物和资金的融通，依托会馆实现了晋商在汉口的城市聚集。商人以规约的形式，维护会馆内部的有序运行，同时在会馆进行商务、祭祀、戏曲和公益活动。汉口的晋商有着高度的默契和极强的群体凝聚力：太平天国时期会馆曾遇焚毁，同治九年，在山西票号领导下，商人一致同意“抽厘”，使新会馆成功落成。其间历经25年，体现了汉口晋商群体的协作精神，晋商在汉口山陕会馆的活动放大和突出了他们的商人品质，这也是晋商能在明清两代称雄国内数百年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汉口 晋商 山陕会馆 清代

清代，商业繁荣，商帮活跃，其中，以晋商实力最为雄厚，位居十大商帮之首。晋商经营行业广，涉及金融、茶、烟、棉布、铁货、皮毛、粮油、杂货、运输、餐饮住宿等业。晋商活动区域大，不仅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商贸经营，还将活动区域扩展至国外。他们将泽潞丝绸、解州潞盐、山西煤铁、平阳纸张等特产运销全国，又把南方的布匹、茶叶、食糖等商品运往塞北，还通过长途贩运，将茶叶和丝绸运销俄罗斯，将蒙古的牛马皮毛运回内地，实现了“货通天下”。之后，晋商又开创了“汇通天下”的局面。自道光初年，山西平遥“西裕成”颜料庄总经理雷履泰创办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后，山西票号在全国迅速发展。至道光七年（1827），票号已经由京、晋发展到秦、豫、鲁等省，在业务上由办理国内汇兑拓展到兼营大宗存放款业务，收入甚丰。至咸丰十一年（1861），山西票号发展为11家，在全国27个城镇设立总分号数百处。而除在国内经营外，晋商也在朝鲜、日本等地设立票号。

依靠商贸和经营，晋商富甲一方，晋商之名享誉天下。据《广志绎》载，“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 [钱] 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晋商在商业经营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 汉口是晋商活动的重要区域

汉口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明清时期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品中转和集散中心之一。《广阳杂记》载，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汉口贸易十分繁荣，“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领繁”。因此，汉口成为商业必争之地，自然而然也成为晋商活动的重要区域。

在汉口，晋商主要储存、加工、转运茶叶、丝绸、棉布、瓷器等日用百货，通过以汉口为中心、辐射四面八方的水陆路，将商品输出到张家口、归化、库伦、恰克图、莫斯科等欧亚市场。以茶叶为例，在汉口，聚集了众多山西茶商。光绪七年（1881），汉口来自山西太原、汾州的茶商共38家。他们分成红茶帮、盒茶帮和卷茶帮三大帮，经营红茶、三九砖茶、三六砖茶、二四砖茶、半斤砖茶、贡天尖茶、千两卷茶、百两茶、五斤贡尖茶、盒茶、皮包茶等名目的茶货。茶叶多来自湘、鄂、赣、皖、川、闽等省，汇集至汉口后，这些茶商便对茶叶进行分类和分级，然后送到汉口码头，发往全国各地。

随着晋商在汉口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经营人数的增加，商人们自然而然想到联合起来，建立会馆。汉口与山西相隔甚远，背井离乡的晋商在汉口不仅语言不通，风俗不谙，而且面临激烈的商业竞争和复杂的营商环境。因此，团结起来、相互保护、共同发展成为汉口晋商的共同选择。

陕商与晋商由于生活习俗相近，口音相似，再加上历史上的人口迁移，在渊源上具有亲缘关系。因此，身处异地涉远经商时，晋商与陕商常走到一起。特别是明初设置“九边”，实行“开中制”，而“九边”中的大同、宁武、延绥、宣府、宁夏、固城等长城关塞均离山西、陕西两省较近，明代批验茶引一直在河州（今兰州），两省茶商往往相随“批引”，同到河东购盐，到南方购茶，再去西北运盐贩茶，所以情深更加谊长，这也就促成了晋商与陕商在建立同乡会上的联合。《汉口山陕西会馆志》载，“山陕，古秦晋姻好之国，地近而人亲，客远而国亲……汉上去秦晋益远，秦晋人于汉上益亲，其会而有馆也亦宜”。

汉口除了是晋商转运茶叶的中心，也是晋商在华夏腹地的金融中心。19世纪50年代以前，在商业发达的江南，山西票号的主要据点之一便在汉口。之后，由于汉口社会动荡，山西票号在长江流域的总管理处由汉口转移到上海，但汉口仍不失为金融重心之一。这一点从1881年汉口有山西票号33家，而1882年上海只有25家可以看出。在汉口，这些票号既通过汇兑沟通汉口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又签发期票，对工商贸易者进行资金融通。比如，湘潭商号在汉口的代理人，手头并无现款，他们的主要“凭借”就是汉口的票号给予的信用支持。差不多所有运往湘潭的货物，都用汉口的山西票号签发的7天或10天后付款的期票支付。在汉口整个金融体系中，山西人的票号占据着主导地位。“盖自前清光绪初年，汉地已有票号二十一家……最初操汉地金融之大权者，首推票号帮。”这一时期，“山西人差不多垄断了（汉口）所有汇兑业务”，“商人与外埠的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它的作用几乎和英国的银行同样重要”。甚至“汉镇市面，银根活源以西号票借为最巨，统汉镇而言……一经西号收现，势必顷刻牵动全局”。

二 汉口山陕会馆的建设与晋商的活动

汉口山陕会馆始建于顺治年间，最初是一个关帝庙，用以祭祀晋商与陕商共同的偶像——关公。康熙二十二年（1683），以太原帮、汾州帮为代表的山陕商人购买循礼坊的地皮，在原先关帝庙的基础上正式建立山陕会馆。按行业来说，当时山西茶商各号是最主要的捐资者。按地域而言，当时晋中商人是最重要的修建者。会馆馆址位于长堤街与大夹街之间，毗邻药王庙。其时，“画栋雕墙远接江城之势，丹楹刻桷平分汉水之光；对园圃而清幽花明玉树，睹香烟之缥缈佛现金身……其与晴阁鹤楼殆无异”。

之后，在将近两百年里，汉口山陕会馆作为山陕商人集会、议事和组织各项商务活动的场所，虽然在运行过程中遇到过不少问题，但山陕商人总是“抱团”活动，一致对外，维护会馆利益。如嘉庆年间山陕会馆曾发生一桩占地纠纷：早年山陕商人为建会馆在汉口循礼坊购地，完工后，后堤外还留有一些隙地，会馆就将其作为火路，以利人利民。嘉庆十五年时，会馆附近发生了两次火灾，受灾者来到隙地搭棚栖身。考虑到这块地与雷祖殿火路毗邻，又靠近后湖，是救火救灾要道，会馆便请示官府，将各户迁退，结果“有刁棍汪亨恺盖造房屋，延不迁退”,会馆于是“具禀汉阳县”，最终官府限其五日内拆屋退地。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嘉庆十九年，山陕商人特意在会馆后面立了一块后堤外禁碑，讲述了整个纠纷事件，明确指出该地产权所属，并禁止他人侵占会馆地方。由此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后来，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汉口山陕会馆遭到破坏。同治九年（1870），在票号的倡导下，大规模地进行集资重修。光绪二十一年（1895）完成修建工程。新会馆落成后，晋商和陕商开始致力于为会馆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管理制度，以实现会馆的正常有序运行，在为商人提供各类功能服务的同时，也达到约束商人行为、维护会馆秩序的目的。

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十三日，山陕商人聚集一堂，商定了一套会馆规约。笔者对规约中的部分重要章程进行分类，见表1。

会馆的这套规约，可谓涵盖了经营管理、祭祀活动、日常供奉、消防、卫生、人员管理等各个方面，较为全面，其中蕴含了不少晋商在处理效率与公平、分工与协作、权力与责任、个人与集体关系上的智慧之道。从规约中可以看到，晋商不仅时间观念明确，如规定四月初八必须完成值年交接，晚上10点按时锁门，而且考虑问题周全，做事细致，如精心安排供奉程序，规定诸多细节礼仪。同时，又不忘努力做到相对公平，维持团结友好，如规定每年换届选举会首，须从十帮中轮流。另外，还极其强调权责统一，既规定会首执掌财务大权，又规定其每年必须“揭清所存银两”，且做了科学的内部分工，馆丁、僧人、值年、会员各司其职，“输助有劝、捐抽有约、经理有法、修废有时、登临有赋、流览有吟、乐生有晏、恤逝有瘗……镇压有神、昭布有像、祈祝有祀、仪物有制、宴会有期、综纪有主、分行有业、法守有规、整齐有禁、岁息有产、出入有经、支销有总、增置有录，基亩券址有登”,使会馆能朝着按部就班、井然有序的方向前进。

在这样一套日常管理程序下，会馆可以说为晋商和陕商提供了安全、有序、卫生、规范的聚集场所。而且依托会馆，两省商人顺利地在汉口进行各类活动。

（一）办公和商务活动

“西会馆者，为山陕两省士商办公之所。”在汉口山陕会馆，重大事务需要召开山陕大会，商人共议结果。例如会馆组织负责人以及领导机构的产生问题，就是通过集体商议来决定。在汉口山陕会馆，领导人称为“值年”，即会首，被赋予很大权力。会馆规定值年可以管理会馆簿籍银两等公共财产，并处理会馆重大事项。起初，值年一般由同乡中地位高和有声望的人执掌，后来随着会馆的发展和成熟，公举会首制逐步推行。公举虽不是选举，但形式上依旧需要得到大多数会员的认可。一般而言，被公举为会首的往往是本地有名望或是有经济地位的大商号。他们社会交往广泛，捐资多，对管理公共事务热情高，相对而言威信也较高。

在汉口山陕会馆，共有23个商帮，其中10个商帮在会馆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尤大，许多重要的条规、碑记（如公同议定抽捐条规、重修西庙春秋楼赋并序）的落款都是“山陕两省十帮同人共立”，在会馆大规模重修过程中，汇业帮的势力，尤其是太原、汾州两地的汇业，成为会馆组织的领导核心。但为避免会馆一直由某个大商帮控制，商人集体商议，值年必须每年从前十帮中轮流选拔，从而从总体上兼顾各商帮，具有一定的公平主义。同时，为保证值年交接的顺利完成，还规定在四月初八前，前任会首必须清理和核算好所有财产事务，将账簿、银钱、地产契约和其他财产移交给下届会首，以保证会馆正常运行，晋商的干练和高效可见一斑。

会馆由于凝聚了大量商人和商帮，自然而然也成为商人交流商情、商议生意、调解纠纷的主要场所。以往，商人信息闭塞，为搜集商业信息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因为信息即商机。为了获取信息，商人往往“逸者常少，劳者常多，安舆出门，东听行情，西看市面，至日晡尤不得闲”。自从山陕会馆建成后，晋商和陕商便能更加及时地获取市场信息。并且随着各式各样的商号在会馆联结，会馆的牵线搭桥也使商人们进行生意合作更加方便，交易关系更加稳定。山陕会馆更是定期在每年五月十三关公诞辰时举办庙会，为商人交流货物、获取商机提供时机。

（二）祭祀活动

定期祭祀是汉口山陕会馆的重要活动之一。以“义薄云天”“忠义”著称于世的关公是晋商们共同崇拜的对象。之所以祭祀关公，一方面是因为关公忠义，是道德的准绳；另一方面是因为关羽是山西人，祭祀关帝有利于增强文化上的认同感，增进同乡之间的情谊。会馆中建有专门祭祀关羽的春秋楼，里面不仅供有佛像，还有僧人专门司理香火。除关公外，晋商也在山陕会馆配殿内供奉了韦驮、天后、财神、吕祖、文昌神等行业诸神，部分求神发财的心理有所显现。神祇殿宇均修建得十分宏伟，悬挂着众商号送的牌匾和对联。晋商对供奉神灵显得相当谨慎，要求僧人平时必须诚心供奉，烧香点灯，神殿的香案必须每日打扫干净。遇到重要日子，得奉上香，献上酒，且只能由住持进贡，才能显出对神灵的诚意。假手他人进行供奉，会被认为是对神灵的不忠和蔑视。种种细节，均显示出晋商的细致、谨慎。

（三）娱乐活动

在汉口，商人爱好听戏，便在会馆内大规模修建各类戏台，以娱乐生活，丰富精神世界。《荆沙竹枝词》记载：“各帮会馆尽堂皇，演剧最多是武昌。江图三清雄两观，道人闲散庙宽敞。”山陕会馆尤其如此，逢年过节，尤其是五月十三关帝诞辰之时，都会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同乡之人在会馆欢聚一堂，聚酬演戏。戏曲内容多为家乡戏，如秦剧、山西梆子。据潘长学、徐宇甦研究，汉口山陕会馆可能建有七座戏台，分别在正殿、春秋楼、财神殿、天后宫、七圣殿、文昌殿和怡神园内。据田联申研究，汉口山陕会馆戏台还是开彩重地，其搜集到的一张老照片显示，戏台上工作人员在开彩，台下彩民人头攒动，蔚为壮观，可见商人生活丰富多彩。对于戏台，会馆管理甚严，对内要求戏演完后主人必须亲自确保灯烛熄灭才可离开，否则严加惩罚，体现了晋商先行的防火防灾意识；对外戏台概不借出，只能提供给本帮人演戏，体现了作为特定商业群体集体主义的排外性。

（四）公益活动

选择背井离乡来汉口经商的山陕商人数量众多，他们客地经营，借地生财。但市场风云不测，因经营失败上吊投河的大有人在；因身疲心累、孤苦伶仃而病死的更是司空见惯。山陕会馆《重建瘗旅公所记》载：“我山陕之人寄此汉江之地，不远千里，本冀锦旋。讵料无常，忽遭魄落，虽存亡有数为斯世之常然。”为此，商人抱团自救，聚集起来，为自己提供后援保障。通过购买瘗所、义园的方式，为同乡安置施梓。《重建瘗旅公所记》载：“汉口山陕会馆建有泰山庙西为瘗旅之所，为厝柩之所，更置义地一区，在汉阳七里庙地方。良以两省之人贸易于斯者盈千累万，疾病死亡在所难免。有义阡以埋葬，有公所以行柩，并取费资以展时祀。”对于义园、瘗所，会馆形成了一套规范的管理制度。《公所议定章程》规定：“旧例旅梓以五年寄顿，俾死者之家遣人携带回籍或其家人无人闻问，五年后即代为安葬义地，标石立碑。公所存寄灵柩每年清明中元寒食三节必施食超度。并形成寄厝执照的管理制度。”平日里，会馆对生病的会员“相倾体恤”，提供钱财、药物上的支持；对年老失去工作能力者给予救济；对穷儒寒士也提供方便，实现了“伤有所疗、老有所养、死有所葬”，体现了会馆的“以人为本”理念和浓厚的个人关怀。

三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会馆的变迁与晋商的活动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汉口以及山陕会馆可谓经历了一场重大浩劫，在此过程中，汉口山陕会馆遭遇焚毁，而商人们不惜斥资重建，历经30多年，终于在前人奠基的基础上，新会馆落成，规模宏大，堪称典范。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两广、两湖、沿长江中下游以及江、浙、闽、赣等省的商业活动受到重大影响，各地经济几乎陷入停滞。咸丰二年（1852），战火蔓延至武汉，汉口及其周边地区经济受到巨大冲击，社会动荡不安，交通阻滞，商路颓废，商人纷纷逃离，工商业凋敝，金融死滞，票号受挫。汉口的票号在山西总号的指示下纷纷撤离，迁往上海。也正是在这一年，太平军在连攻湖北重镇汉阳、汉口后，汉口山陕会馆被太平军占领，成为天王洪秀全指挥进攻武昌的大本营。至咸丰六年（1856），太平军已先后三次攻克武昌，四次占领汉阳、汉口。而汉口山陕会馆也于咸丰四年（1854）惨遭焚毁。《汉口山陕西会馆志》载，“被毁于咸丰甲寅，粤匪蹂躏武汉，大肆焚掠，合镇皆成劫灰，而会馆亦烬矣”,实为可惜，令人嗟吁。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汉口的商业贸易开始恢复，特别是1861年汉口对外开埠后，晋商重回汉口，看到焚毁的会馆时，“满目萧然，不禁感极而悲矣”,内心极度希望重建会馆。同治二年（1863），山陕的烟帮开始着手修复关圣帝君正殿，而药帮则着手修复武圣殿，此时距1857年太平军退出武、汉、黄之地，汉口“民人商贾尚未复业”不过寥寥数年，商人和商业极强的自愈性可见一斑。但由于会馆修建工程过于浩大，两帮商人只能“徒唤奈何”。

在汉口晋商中，相比于其他商帮，汇业（票号）实力最强，号召力大。动乱过后，撤走的山西票号已在汉口重新设庄，其总数量甚至成为全国城镇之最，且日益有了起色。《汉口之钱业》载：“汉口因地位关系，在昔即为吾国中部之重镇。至咸丰八年（1858），依《天津条约》，辟为商埠，而商业愈盛，金融界随之益见起色……江西、山西、陕西等省商人，又源源而来，开设票号与银号。至光绪初年，已有山西帮票号二十一家……为金融界之重心。”

在“目睹旧址残缺殆甚”后，同治九年（1870），以武有庆、赵淑智为首的汇业（票号）倡导两省商人开始大规模地集资重修。到光绪二十一年完成重建工作，新会馆落成。《汉口重建西会馆碑记》载，“是工兴于同治庚午闰十月初二日，讫于光绪乙未七月，总期二十五年，共费银二十七万一千六百余两”。在此过程中，山西票号承担起大量责任。据黄鉴晖统计，自光绪七年（1881）到光绪二十一年，各商号筹集布施，募化和开光银共计249068两8钱3分，其中36家山西票号共计筹捐74412两8钱1分，占29.88%，接近1/3，可见票号于会馆修建之贡献。而为了纪念汇业帮经理武有庆为建设会馆所付出的心血，山陕商人还在会馆的文昌阁右边特筑了一个小厅，安放武有庆的劳绩牌。《西会馆地理总图记》载，“殿之右，亦有一斜角，最后构一小厅，中奉武君，有庆劳绩牌，因兵燹后重建，武君倡首者也”。

新建成的汉口山陕会馆规模宏大，建筑巍峨，既是外地人在汉口所建的最大会馆，也是全国山陕会馆中规模最大的一座。田联申根据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会馆平面图测算，会馆面积接近7000平方米。在会馆布局上，据《西会馆地理总图记》《汉口西会馆总图记》记载，整体可分为东、中、西三跨院落，院落之间用山西民居特有的狭长巷道连接。会馆的中部院落依次坐落着关圣帝君正殿、春秋楼、启圣祠、佛殿；东部院落为魁星楼、花园（怡神园）、天后宫、财神殿；西部院落有七圣殿、文昌宫、吕祖阁。在汉口山陕会馆附近，还有河南商人所建的会馆——药王庙，徽州商人所建的会馆——新安书院，广东商人所建的会馆——粤东公所。而在这众多的会馆之中，平遥人翼麟评价：“国朝以来，繁盛称最，庙宇随在竞胜，金碧照耀惟西会馆。规模正大，雅冠众构。”

如此浩大的工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在修建过程中，晋陕商面临诸多问题，而最大的问题在于资金的筹备。如果仅仅依靠个人和票号，难以为继，如何集齐众人，出资出力，才是会馆得以成功重建的关键所在。

与徽州商人请同籍仕宦捐款不同，在汇业倡导下，晋商和陕商采取了派捐、抽厘等多种方式筹措资金。《汉口山陕西会馆志》载，同治九年，十帮首人向同乡发出《劝乐捐文》，“布告同人，函筹巨款，随缘乐助”，召集同乡自行捐款。在捐款不足的情况下，同治十一年（1872），十帮首人共议，决定对过往的货物抽取厘金，一致同意“凡两省字号在汉作贸者，井及过往之货物，按货平允抽资，共襄善举”。笔者将抽厘的具体规定整理为表2。

在制定抽厘条规时，考虑到在汉口的晋陕商号规模不同，经营行业有所差别，商人实力各不相同，因而具体的抽厘方式有所差异。但基本原则是使各商号负担均衡，维持商人间的友好团结，抽厘适度的同时又能有效地筹集到资金。最终，根据山陕商人的统计，同治九年至光绪二十一年，“共收布施三万四千有奇，厘金则数倍过之，共陆续捐厘银并息二十五万之谱”,为会馆修建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

当然，除了各方均认同的筹资方式外，圆满完成这项浩大工程，也与商人们坚毅、稳健、通变的性格特点和前赴后继、身体力行、团结一致的行为作风密切相关。在整个过程中，虽然所需资金庞大，但各类商号集体出资，商人自愿捐资，积少成多，集腋成裘，也就大而化小，水到渠成。以山西票号为首的晋商和陕商，组织上更是高度团结一致，共议对策，其决定都是三思而后行，守中求稳，稳中求进。最后，历经25年新会馆才最终落成，其间过程之艰难可想而知，而其吃苦耐劳的传统品格无疑既是其成功之原因，亦是晋商经营上的取胜之道。

四 结语

在商人众集的汉口，商业纷繁复杂，竞争激烈，而晋商联合陕商，在汉口建立起山陕会馆，无疑对其在激烈的商战中取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依托会馆，晋商在形式上实现了对关公的顶礼膜拜，将“以义取利”的原则牢记于心。依托会馆，晋商又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形式，从心理上进行紧密的联合。依托会馆，晋商更是集体抱团，在缺乏基本保障的社会中进行自我救助。这些都成为晋商在汉口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而汉口山陕会馆的建立，更使汉口晋商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令人惊啧的凝聚力。这股强大的凝聚力，使其一旦面临大风大浪，团队的凝聚力便被大大激发。所以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会馆遭遇焚毁后，山西票号一经倡导，各号便能重新聚集起来。在高度默契和相互了解下，能斥巨资，耗时数年，成功筹建规模巍峨的新会馆。而晋商不畏艰难、前赴后继的精神，亦是其能在明清两代称雄国内数百年的重要原因。

作者：刁莉，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龚英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王敏芬，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