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安徽城市发展与不发展及原因分析

何一民 胡中华

内容提要：清前中期，安徽因为建省，其所属城市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安庆及部分府级城市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近代以来，皖江沿岸的芜湖等城市也有所发展，但从整体上看，安徽城市发展明显滞后，且没有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全国性大城市，与长江下游地区其他省份比较，安徽城市处于“不发展”的状态。导致安徽城市整体发展不充分的原因较多，主要与战争导致人口大幅度减少，城市和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有直接的关系。另外，经济长期低迷，区域内部城市之间相互隔离、缺乏互动，也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清代 安徽 城市发展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经历明末清初的战乱之后，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励精图治，到乾隆年间，“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水平已超过明朝的鼎盛时期，从而推动了城市的更生和城市化进程”。清代南方城市得到很大发展，特别是长江沿岸城市发展甚速，长江城市的发展超过了黄河城市，在数量和规模上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清代既达农业时代城市发展之顶峰，又使得中国城市开始步入了新的转型时期，即过渡到工业时代城市。”安徽省是清代建立的省级行政区域，安徽城市在清前中期较明代有较大发展，但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安徽城市整体上处于“不发展”状态，部分城市甚至明显衰落。

一 城市的发展与“不发展”

（一）清代前中期安徽城市的发展

安徽省位于中国东部地区，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居于中国南、北和东、西部之间交汇区域，东连苏、浙，沿长江而下与上海连接，并通向大海；西南通江西，北向直达豫、鲁。在地貌条件上，地区差异明显，自北而南依次为淮北平原、江淮山地丘陵、沿江平原和皖南山地丘陵，山地丘陵约占全省面积的2/3。在气候上，由于地跨江淮两大流域，气候呈明显的过渡性，淮河以北寒冷干燥，长江以南温暖湿润，雨量、气温均由北向南递增，宜于农、林、牧、渔业的发展，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给安徽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清代安徽建省后，城市出现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省会城市安庆优先发展

清代安庆的发展与安徽建省有着直接的关系。康熙六年（1667），清廷将江南省分拆为江苏省和安徽省。安徽建省后，以安庆为省会，由此推动安庆的发展。清廷之所以选择安庆作为省会有着多重考虑，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安庆的战略地位。安庆位于皖河汇入长江入口处，居长江北岸，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有“万里长江此封喉”之称。其城市建于南宋，明代为金陵的“西大门”。安庆，“滨江重地也。上控洞庭、彭蠡，下扼石城、京口。分疆则锁钥南北，坐镇则复吸东西，中流天堑，万里长城”。安庆成为省会后，在政治中心优先发展规律的作用下，其政治和军事功能强化，经济资源和人口聚集能力加强，城市出现较快的发展。清初，安庆成为长江地区抵抗清军的一个重要据点，城市遭到战争的较大破坏，城楼和大部分基础设施毁于兵燹。清顺康年间重建，但人口恢复较慢。然而安庆成为省会后，在较短的时间内，人口就迅速膨胀，特别是随着省级行政机构和军事机构云集，安庆城内“聚集大量的政府官员、士绅、军队，以及为之服务的人员，人口大量增加，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乾隆年间，安庆的城市建成区较小，仅“5.06平方里”，然而人口却达到22万人，城市人口大量流出城市建成区，在城墙之外形成若干街区。安庆比同期的武昌、长沙、成都等长江沿江省会城市的规模都要大，更是远大于黄河流域的西安、太原等省会城市。清嘉庆年间，安庆城市人口更增至27万人左右，在全国大城市中居于前列。

2．府级城市的发展

除了省会城市安庆有较大发展外，安徽设省也促进了省内府级城市的发展，推动了省域城市行政体系的初步形成。安徽建省后，全省下设8个府（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庐州、凤阳、颍州）, 5个直隶州（广德、滁州、和州、泗州、六安）, 51个县，初步形成了以省会安庆为中心、12个府级城市为次中心的城市体系。在安徽设省以前，安徽的府级城市多居于江南省的边缘地位，发展一直较缓慢。安徽设省后，各府级城市的政治地位提高，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较快发展，见表1。

从对表1中安徽13个府级城市城垣周长的统计来看，庐州府城的规模最大，周长约为26里，六安、阜阳等城市府城的规模最小，周长仅为5里，安徽13个府级城市城墙总周长为118里，平均周长为9.08里，其中周长在9～11里的城市有6个，占府级城市总数的46.2%。安徽府级城市的规模与同期各省府级城市的规模基本相等，“嘉庆年间，各省府级城市平均周长为9.06里”。以上统计表明，清中期安徽府级城市的规模与全国府级城市平均水平大致相当，这表明安徽府级城市在清前中期有较大发展。虽然这些城市的发展原因较多，但无疑与城市行政地位的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

3．传统经济中心城市的发展

清代，安庆作为省会成为省域政治中心，而庐州府城合肥作为省域经济中心则也有较大发展。明清时期合肥一直是庐州府治所，明代以后成为江淮地区的贸易中心。“清代，合肥城内商贾云集，外籍商人占很大比重，他们在合肥组织的会馆比较多，主要有江西会馆、金陵会馆、两湖会馆、泾县会馆、旌德会馆、山陕会馆、福建会馆、徽州会馆等八个。”“谷米之出入，竹木之栖泊，舟船径抵县桥，或至郡邑署后，百货骈集，千樯鳞次，两岸悉列货肆，商贾喧阗。”繁盛的商业促进了合肥城市的发展。乾隆年间人口约为14万人，嘉庆年间达到17万人，在府级城市中属于比较大的城市。合肥在清代的发展为其后来成为省会奠定了经济基础。

4．新兴城市的崛起

晚清以后，随着安徽对外开放，芜湖因开埠通商成为安徽城市发展最快的城市。芜湖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长江来西南而趋东北，县治凭东北以控西南……《舆地志》谓‘吴头楚尾’”。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芜湖被西方列强视为向江淮地区渗透的突破口，英国通过《烟台条约》强迫清政府于光绪二年（1876）将芜湖开埠通商，芜湖由此成为安徽唯一的通商口岸。近代外力的楔入成为芜湖城市发展最大的动力，开埠前芜湖的建成区规模不大，不过是一个传统市镇，虽然商业较为繁荣，但“市面尚不及湾沚”。开埠后，芜湖通过青弋江、水阳江等水路交通，贸易圈涵盖安徽省境内的大部分地区、江苏省境内的江宁府、镇江府和河南省的一部分地区，成为皖南山区、巢湖流域和长江沿岸的物资集散中心。开埠之后，外国洋行蜂拥而至，大肆推销鸦片、洋纱、洋布、煤油等舶来品，低廉收购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刚开埠时，芜湖商号只有121家，进出口贸易额仅有158万海关两，到1899年已达2028万海关两。20余年间，贸易额增长近13倍。1901年，芜湖的商号增加到722家。据1934年发表的一项统计资料，当时芜湖的商号已有1633家，也增长了13倍多。芜湖因商而兴，“市廛鳞次，百物翔集，又采布帛襁至而辐辏”。清末民初，芜湖成为中国四大米市之一，内需的扩大，更进一步促进了芜湖的发展。20世纪初，芜湖已发展为“城中外市廛鳞次，百物翔集”，“市声若潮，至夕不得休”的繁荣商业城市，到1933年，城市人口达到15万人。

（二）城市的“不发展”与衰落

清代安徽城市虽然有部分城市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从整体上看，相比长江下游其他省区仍然处于不发展状态，绝大多数县级城市发展十分缓慢，而府级城市在清后期更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落。太平天国战争成为安徽城市整体走向衰落的转折点。清末民初，持续的战乱和频发的自然灾害，使安徽城乡社会经济陷入停滞状态，城市发展明显滞后。根据沈汝生先生的研究，民国时期安徽城市人口在10万～20万人的只有芜湖、安庆、蚌埠3座城市，其中芜湖人口不过15万人；亳州、阜阳、合肥、六安、宣城等5座城市的人口均在5万～10万人。同一时期，中国人口规模在20万人以上的城市已有29座之多，100万人和50万人以上规模的城市各有5座，而安徽没有一座城市人口在20万人以上。合肥虽然于1853～1861年成为临时省会，1945年再次成为省会，但城市人口规模一直不大，1953年合肥城市人口仅18.4万人。安庆在晚清以后地位一直下降，城市人口急剧减少，1953年降至10.5万人，“完全没有一个老省会城市所具的规模”。芜湖作为近代以后新崛起的城市，一度快速发展，但是由于战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发展也相对较慢，1933年芜湖城市人口只有15万人。由此可见，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安徽城市整体处于不发展或衰落状态。与之相比，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在太平天国战争后城市人口快速增长，清末已超过100万人，20世纪30年代则达到400余万人。

二 安徽城市整体“不发展”原因简析

导致晚清以后安徽城市整体“不发展”的原因较多，其中战争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政治、经济和区域分布等因素。

1．长期持续的战乱使安徽人口大量减少，城市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城市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是不言自明的，而人口则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清代前中期，安徽人口在和平条件下有较大增长，太平天国战争以前安徽全省人口总数为3730多万。然而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以后，安徽长时期处于战乱状态，人口大量减少，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安徽是太平天国战争持续时间最久、战斗最为激烈、受到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安徽又成为捻军的发源地和主要战场。战争动乱对安徽城市的影响是巨大的、全方位的，除了城市建筑物、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外，对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肌理的破坏更是影响深远，人口的大量减少所产生的影响远大于物质破坏所产生的影响。曾国藩在给清廷的奏折中称：“自池州以下，两岸难民，皆避局江心洲渚之上……壮者被掳相携，草根掘尽，则食其所亲之肉，风雨悲啼，死亡枕藉……徽、池、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连续不断的战争，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安徽人口锐减，成为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口减少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根据曹树基先生对安徽近代人口的研究，1880年安徽人口比1851年净减少1599.4万人，30年间安徽全省人口净下降42%，其中部分府的人口净下降80%。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数十年间，安徽人口一直呈逐年减少趋势，清末民初才开始逐渐增长，但直到1953年也未达到太平天国战前的人口水平。其中只有1府1州（颍州府、和州）人口出现持续的小幅增长，而这两个地区恰恰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影响比较小的区域。人是城市的主体，区域人口的大幅度减少，必然会对城市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安徽城市之所以整体发展缓慢，处于“不发展”或衰落状态，与人口大幅度减少有关。

2．经济整体发展落后，进一步制约了安徽城市的整体发展

经济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和重要动力，没有雄厚的经济作为支撑，城市发展也就失去动力。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安徽城乡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严重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安徽城乡经济落后除了战争的影响外，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也对安徽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方列强迫清政府开埠通商以后，以上海为主的中外贸易兴起，从而改变了清代前中期的南北贸易格局，地处南北交汇之区的安徽失去了地理优势。晚清以后，除芜湖等少数位于皖江沿岸的城市外，其他地区的城市大多处于发展的边缘地带，在海洋城市兴起的新格局下，安徽虽然位居长江下游，但未被纳入海洋经济的范围，因而被排除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发展之外，非但未能分享到中国对外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反而使安徽自然经济解体，城市发展缺乏内在动力，在与长三角城市竞争中处于极不利的地位。芜湖是近代以后安徽新崛起的城市，但是芜湖的发展过度依赖于中外进出口贸易和国内大米市场交易，中外转口贸易虽然促进了城市发展，但是西方国家大量廉价商品的倾销对安徽城乡经济影响十分巨大，极不利于民族工业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在不平等条件下，民族工业企业难以与外国资本进行竞争，发展十分艰难，而国内米市的变化、芜湖米市的衰落，也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因而经过开埠通商的发展高潮之后，芜湖很快就归于沉寂，“芜湖米市的兴衰就是安徽近代商业逐步衰落的写照”。

安徽虽然居于长江下游，但与外部的联系较为薄弱，普通人思想保守，守旧势力极其顽固，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根深蒂固，农民遭受的剥削也十分残酷，近代淮系军阀的崛起，更加剧了安徽社会的分化，城乡经济日渐萧条。农村衰落尤其突出，特别是粮食的生产与收成逐年下降，“夏季和秋季收成不到六成的县占全省总县数的比例，1840年分别为10%和21.6%，以后逐年增加，到20世纪初，分别增加到90%和83%”。安徽是长江下游的重要产粮区，清前中期是著名的粮食出口大省，但是到清后期，全省粮食竟然无法自给，可见农村经济凋敝之严重。在城市经济方面，虽然现代工业率先起步，但发展一直比较缓慢，近代企业数量少，规模小，技术水平低下。“1895～1910年，安徽新办的16个企业总投资160.4元，平均约10万元，而江苏同期新办的63个企业总投资为1260万元，平均约为20万元。”凋敝的农业和萧条的工业，制约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城市人口也普遍减少，安徽各级城市普遍缺乏发展动力。

3．特殊的区域地理条件，导致安徽缺乏引领全省发展的中心城市

世界和中国城市化的经验表明，一个区域的城市发展水平受到该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的深刻影响，近代安徽就缺乏这样的中心城市，这与安徽省的区域分布有关。从宏观区位来看，安徽“上控全楚，下蔽金陵，扼中州之咽喉，依两浙为唇齿，洪流沃野，甲于东南”。但这种重要的区位却难以形成核心区域。秦汉以后，安徽没有出现过全国性政治中心城市或工商业大都会。清朝设立安徽省后，以安庆为省会，但安庆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在发展经济方面有很大的不足。特别是太平天国对安徽城市的破坏，导致安庆的中心功能减弱。安庆在安徽省内的地理位置偏西，难以有效控驭全省。安徽建省之初，安徽布政使司很长时间寄居江宁，安徽学政设在太平府，在此种情况下，安庆对全省的影响力相对有限，反对安庆为省会的声音一直存在。咸丰三年（1853），安庆为太平军占领，安徽的省会之争又重新开始，这对安庆为清军收复之后的重建与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晚清以后，安徽的安庆、芜湖、合肥、蚌埠4个城市一直处于争夺省会的暗战中，而没有一座城市能够脱颖而出，由于相互之间形成制约，争夺资源，城市的整体发展受到阻碍。除了战争的破坏外，安庆发展受到制约还与交通有着直接的关系，安庆之兴在于交通，而不发展也在于交通。安庆位于长江之滨，有长江之利，与外部的联系较为便利，但是“安庆腹地多山区丘陵，陆路交通不便，虽有长江之利，但附近支流不多，只有皖河一条，且皖河流域流经山地丘陵，河水较浅、流程较短，航运不甚方便”。由于安庆的内部交通不便利，它与省内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受到很大制约。正如民初日本的一份调查报告所示，“安庆商业萧条，对外贸易殊形不振，虽已与英国缔约作开港之预备，然卒未实行，商业不振实为主因。与芜湖相比，商业基础比较薄弱，发展又极为缓慢”。在省域政治中心地位受到挑战后，经济发展又受困于交通等多种因素的情况下，安庆的不发展和衰落则是必然，安庆的省会地位最终被合肥取代也是不可避免的。安庆的衰落使安徽城市发展失去重要的引擎。

安徽的城市分布受到江河分布影响，安徽境内有三条重要的江河，从北向南依次是淮河、长江、新安江，安徽城市由北向南分别形成三大区域城市体系：淮河流域城市体系、皖江城市体系、皖南城市体系。正因为如此，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安徽的三大城市体系之间缺乏横向联系，以江河为主轴的发展成为必然选择。“从省城安庆去皖北地区，翻山越岭，路途遥远，非半月无以为达。最便捷的道路反而是由安庆登舟，顺江而下直达镇江，然后经大运河、洪泽湖进入淮河后再到沿线各地以及皖北的其他地区，这一路线虽然绕了一个大弯，却反而比直线的陆路要方便。”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安庆和皖南山区的交流之中，一省之内，交流竟如此困难，这也导致各区域的城镇和农村纷纷成为华北、长江中下游城市的腹地。因而在现代公路和铁路网没有形成之前，安徽难以产生区域性大都市，也就缺乏中心城市来带动区域整体发展。

三 结语

清代以来长江沿江城市出现较大发展，安徽虽地处长江下游，皖江流经安徽八百里，但安徽城市的发展明显落后于同处长江流域的江苏、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省，甚至有学者认为，安徽“除了芜湖的兴起是清代末年安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他则乏善可陈”。其实，从纵向而言清代安徽城市也有较大发展，清代前中期，安徽部分城市甚至出现较大的发展，并在一定区域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然而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后的百余年间，由于战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安徽城市整体上处于不发展或衰落状态。因此，对于清代民国安徽城市的研究，还需要从多方面展开，进一步深化。

作者：何一民，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

胡中华，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