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除了上述主要著作之外，朱立群教授还写作了60来篇学术论文及其他文章，表明她始终站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前沿，锐意进取，不断创新。文集精选的14篇论文，系统反映了她二十余年学术生涯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成果，突出了她的问题意识和家国情怀。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她的学术造诣达到了新的水平。她将重点集中在欧洲研究、中国外交实践与国际关系理论等课题领域，并且始终把独立思考、立志创新的学术精神贯穿其中。
深化欧洲研究
朱立群教授在欧洲安全结构、北约改革、欧盟建设、中欧关系四个领域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文集中的几篇相关论文集中体现了她在深化欧洲研究的探索中对欧盟能力建设、中欧关系以及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的新视角、新思考。
《欧盟是个什么样的力量》关注欧盟的能力建设。总结起来有以下两点主要内容：一是欧盟防务能力的建设，二是欧盟塑造国际秩序的能力建设。立群在文中提出，正确认识国际体系的力量是建立国际稳定秩序的关键。欧盟是国际体系中几乎涉及所有领域的一个重要行为体。欧盟是一个正在发展全面力量的“世界行为体”，作为一个“次体系”的欧盟也是个复杂的行为体，在一体化中改造了权力政治关系的欧洲，它还是一个强大的变革力量，在从规范与合法性角度塑造全球秩序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和影响力。一个强大与和平的欧洲，是推动全球治理、实现国际体系稳定和进步的重要力量。
《中欧关系研究：三个重要的视角》是对方法论的思考与革新。论文提出中欧关系的研究应该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社会本体论的立场以及未来取向的规范三个重要的视角来看，从而全面揭示中欧关系的结构、进程特征与本质。朱立群强调国际体系是中欧互动的外部环境和影响变量，要从全球国际体系中的欧盟、欧洲次国际体系和欧盟各个成员国这样的一个三层体系理解中欧关系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把握中欧关系的特性需要把握国际体系结构变化的特点和演变趋势。与此同时，她强调建构主义社会本体论研究立场的恰当性，指出了中欧关系发展模式呈现的一些新特点，中国与欧洲的互动实际上是一个多重复合互动的过程。深入中欧的互动进程，寻求探索彼此在不断互动中建构起来的具有主体间意义的社会关系和互动模式，对于了解中欧关系现状、预测未来走向十分重要。中欧关系的发展还需要一种面向未来的战略思维，中欧关系研究需要未来取向的研究定位。双方应塑造更多的共识，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增强中欧关系的韧性，促使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良性发展。她还进一步分析了中欧关系未来发展的体系和国内政治因素，以及中欧关系发展的动力。
《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问题、路径与特点》一文是对英国学者安特耶·维纳和德国学者托马斯·迪兹主编的《欧洲一体化理论》的述评。她强调注重理论研究是我们总结和反思欧洲实践经验的最佳方式之一。她从一体化发展的动力问题（国际关系的研究路径）、欧盟政治体系及其治理方式问题（比较政治学研究路径）以及欧盟政治秩序及其走向问题（规范分析路径）三个方面，概括了欧洲一体化理论的发展轨迹，进而归纳欧洲一体化理论的特点，指出欧洲一体化理论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理论研究与政治实践关联紧密。但是不同的理论具有不同的解释力，并不存在一个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宏理论，也并不存在一个独特的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方法。欧洲一体化理论是在不断地争鸣与融合中向前发展的。
在诸多的一体化理论中，她尤其关注的是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欧洲研究，她指出欧洲一体化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动力问题。欧盟最终要向何处去？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体？将边界扩展到何方？欧盟的合法性从何而来？通过何种路径建构欧洲政治秩序？所有这些问题既是经验层面的，也是规范性问题，主要与欧盟治理的合法性相关，包括欧盟的民主政治、公民身份与公民权利、共同价值体系以及欧洲认同等问题。因此，欧洲一体化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建构欧盟”阶段。建构主义强调能动者与结构的相互构成，更加关注欧洲化对成员国及其国内政策、政治和整体的影响。在行为体的行动逻辑方面，强调规范指导的行为，认为共有规范与理解界定了游戏的基本规则。进而，如果我们想理解并解释社会行为，就需要严肃地考虑文字、语言和沟通言辞。通过话语实践，能动者能够理解世界并且给他们的行动赋予意义，也使我们可以更加缜密地考察欧洲和欧盟是如何通过话语建构起来的，以及行为体如何努力把握欧洲一体化的意义。
中国外交实践课题探索
2007年以来，作为北京市设在外交学院的“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基地”首席专家，以基地为依托，以中国外交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为基地重点建设方向，朱立群不仅组织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与交流，而且确立了理论创新与中国外交实践结合的研究取向。这一时期她相继发表的论文有《观念转变、领导能力与中国外交的变化》、《中国国际观念的变化与巩固：动力与趋势》、《中国与国际体系：双向社会化的实践逻辑》、《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实践解释模式》、《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评估指标及相关分析》、《从结构—施动者角度看实践施动——兼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能动性问题》、《奥运会与北京国际化：理解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和《外交环境变化与中国外交能力建设》等。
在这些研究中，她主要回答的具体问题包括：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动因，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程度，中国继续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以及在融入体系的进程中，中国与国际体系是如何相互影响变化的。
她首先关注的是观念的转变在中国融入世界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她很强调的一个因素是领导人的领导能力。在这一点上，事实上她将自己的研究和很多主流研究区分开来，既重视国际体系结构因素的影响，也并不忽视领导人的能动性，亦即遵循她所提出的“实践逻辑”。在研究方法上，她将定量和定性方法相结合，比如《中国国际观念的变化与巩固：动力与趋势》一文主要是定性分析中国国际观念的变化，而《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评估指标及相关分析》一文就主要依赖定量的方法进行研究。
在《中国国际观念的变化与巩固：动力与趋势》一文中，她提出国际观念是一个国家作为集体所持有的世界观，是关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实现自身利益有效手段的信念。它包括对国际社会性质的判断，对自我与国际社会关系的认定，以及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方法选择。30年来，中国的国际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主导方向是融入主义的，即与国际社会主导规范接轨。论文采取文本分析的方法，从中归纳出中国国际观念演变的历程，指出中国“从现有国际秩序的批判者、打碎者、边缘者到有保留的认同者、建设性的融入者，并开始摆脱边缘化成为有重要影响者”。这种变化体现在：对时代主题的判断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中国的国际观念由推进“世界革命”转向建设“和谐世界”；对国际社会性质的判断，从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时代转变为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时代；对自我与国际社会关系的认定，从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到强调相互依存中的独立自主和互利共赢；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从革命、反抗到和平发展、建设和谐世界。
立群认为延续新的国际观念至少需要三种推动力量。一是利益驱动，二是社会驱动，三是领导驱动。其中，社会领导力量引领观念变化，主导社会变革，推动社会前进。领导驱动的内在动力在于执政地位的合法性需求。立群预言，随着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观念的演变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将进入一个在观念和认同方面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阶段；另一方面，中国又将更多地展现自身思维和文化传统，以自己的方式影响世界。中国国际观念的整体论、变化论和关系论具有明显的进化式建构主义特征，它有可能提供一条修正当今自由主义取向国际制度弊端的合理路径。这项研究问题本身体现出她在学术上的前瞻性和政策上的敏感性。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评估指标及相关分析》关注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程度。该文认为，国际体系至少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内涵：首先，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其次，国际体系具有规范性，共同理解和预期构成了国际体系的规范结构；最后，国际体系是历史的产物，是在社会建构中不断演进的。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本质是参与全球互动和集体决策，在全球治理中获取和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促进国际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维护全球秩序。全球市场体系、全球管理体系和全球公民社会是国际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以这三个维度作为考察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程度和范围的指标，并依此分析当前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程度以及特点，是这篇文章的主旨。
论文从回顾中国参与国际体系30年的历程出发，对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总体特征进行了归纳。第一，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在规模上呈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加速度的态势。从整体上看，中国参与了全球市场体系、全球管理体系和全球公民社会，其影响力与日俱增。外部世界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如何影响国际体系，以及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影响。第二，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在不同领域程度不同，发展不平衡。中国在全球市场体系中卷入最深，作用不断增大，影响力不断加强。在全球管理体系中，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数目不断增多，参与度较高。不仅如此，中国在国际制度的遵约方面也得到了积极正面的评价，尽管国际规范的内部社会化程度还有广阔空间，但是，在全球管理体系的决策权和议程控制能力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全球公民社会中，尽管我国公民社会呈快速发展势头，但参与国际公民社会的能力，特别是影响力是有限的。第三，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将会持续，融入国际体系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同步的，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必将一步步深入中国的社会领域，进而导致文化和价值观层面的深层接触与碰撞。中国的社会层面如何与国际体系对接，或者中国如何从社会层面融入国际体系，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朱立群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外交环境变化与中国外交能力建设》是她将多年的理论思考与中国外交实践结合的新的尝试。
她首先分析了当前中国外交运行环境的变化特点，其主要表现为内外事务的纠缠性、外交事权的分散化和外交运行的透明化。在新的环境下中国外交面临能力建设上的新挑战，主要体现在策略能力、协调能力和观念能力三个方面。这些挑战来自中国需要面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责任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责任之间的平衡问题，也是中国政府全面提升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策略能力建设主要是指如何灵活娴熟地运用自身实力以及如何提升执行力等问题。外交是实践性突出的领域，“如何说”与“如何做”都十分重要。协调能力需要事权统一和功能界定清晰的制度安排作为基础。它还需要通过行政建制的调整来突出事务领域的优先次序，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升外交运行的效率。除此之外，中国外交还面临一个上下协调的大问题，表明中国外交工作的对象正呈现多元格局，面临妥善推动社会层面与国际对接的新形势。外交能力建设的挑战还来自观念方面，它是指在清晰界定国家利益的同时，外交的背后还需要明确的规范原则以及与国内核心价值一致的追求。
立群在文章中对于加强外交能力建设的认识问题予以特别关注，强调重新认识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重视能动性，主动塑造战略机遇期；重新认识过程和过程管理的概念，将管理大国关系的互动过程作为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核心；重新认识功能主义，妥善处理好资源、能力和手段三者之间的关系。这其中有关重视能动性、主动塑造战略机遇期以及管控在大国关系建设中的重要性的主张最富有创见。
在加强对策略的研究上，她建议要处理好资源、能力和手段三者之间的关系。资源构成对外政策的“基础力量”。要使其达到可运用的手段层面，就必须将其转化为能力，也就是转化成可运用的手段以实现自身的目标。任何特定的手段都有它独特的从决策到结果的行动过程，因此能力实际上是在行动过程中向外投射的影响力。加强外交能力建设，不仅要明确我们所拥有的资源，还要研究如何运用各类手段，特别是研究结合特定行动过程巧妙运用手段的各种策略。
国际关系的实践理论创新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大课题。针对现有的对中国行为和意象的悲观论调，朱立群认为这种思维模式来自近几十年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推论。若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于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突破。当原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被打破，新的思维模式建立，我们才可能理解并重构一种新的国家间行为模式。《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实践转向”》（2010）、《社会结构的实践演变模式》（2012）以及《从结构—施动者角度看实践施动》（2013）这三篇论文，体现了朱立群所做的国际关系实践理论探索，恰似三部曲：以实践本体论打破结构主义的禁锢；在实践理论框架下重新阐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在实践理论框架下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发挥能动性留下学理空间。
朱立群认为，现有理论都是一种结构理论，具有结构主义本身的局限性。首先，结构主义的静态观。结构主义强调结构功能的共时性，却忽视自身生成演变的历时性，是一种静态的理论。其次，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观。结构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则体现为微观与宏观、个体与社会、体系与单元、结构与施动者等二元对立。无论是结构还是施动者，都不可能先于另一方而存在，也不可能独立于另一方而存在。而实际上，社会结构既是人类行动的结果，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社会活动的行为体既得益于历史所提供的道路和制度，同时也为这些道路和制度所制约。最后，结构主义的宿命论。在结构主义的功能论中，行为体被同质化，行为体不同的能力意图被祛除，而结构“只包含有复制的逻辑，却缺乏演变的逻辑”，因此行为体的能动性、创新性等一些变化的事物是无法从结构这一不变的事物那里得到解释的。
朱立群认为，目前中国面临的历史性问题恰恰是一场关于结构和施动者的理论论战，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施动者如何发挥能动性的问题，尤其是要解决如何突破结构主义的宿命论难题，诸如现实主义的“修昔底德陷阱”和“大国政治的悲剧”。对此，朱立群所倡导的实践理论包括三个要素：第一，确定实践的本体论地位；第二，强调以实践进程代替结构；第三，强调以实践策略来代替所谓结构决定的“铁律”。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实践转向”》要旨在于确定实践的本体论地位，明确提倡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实践转向”。实践的本体论强调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强调人的实践活动产生了社会意义和包括规范、观念、文化等在内的社会因素。因而，是实践决定了人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
实践理论将使国际关系学者从关注静态转向关注动态，从关注结果转向关注过程，从关注社会事实到关注介入与操作，从关注如何“想—知”到关注如何“做＇—知”，从而将个体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结构/进程与行为体等主观建构的二元对立统一于实践的进程中，以实践的逻辑代替理性的逻辑，还“事物的逻辑”于事物本身。
《社会结构的实践演变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三大结构主义功能理论的一种扬弃，明确以实践进程代替结构，宣称结构主义的结构时刻处于一种动态的进程之中。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它内在于人的活动，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
实践理论强调结构包含了自身生成、维持与变革的生命周期。因此，结构本质上处于一种动态的进程之中，以一种社会承认的形式体现在实践活动中，只有通过这种不断重复的体现，结构才得以存在。在此，一方面，实践理论提出实践惯习构成了结构生成和维持的主要机制。行为体的实践惯习不是一种简单的机械重复以及毫无意义的社会行为，相反它体现了一种对特定时空情境下社会结构的认同、认可或主观的调适反应，正是这种惯习行为表象和再造了社会结构，具有促结构化的特征，正是这种促结构化的功能维护了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另一方面，实践理论提出危机构成了社会实践中推动结构变化的发生机制。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来自实践活动中日常惯例（routines）和危机（crisis）之间的互动。危机事件的特征在于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从而促使行为体改变日常实践，推动社会结构的变革。回顾历史，国际关系重大创新性规则规范的建立都与重大危机性事件联系在一起。
《从结构—施动者角度看实践施动》深入分析了施动者的施动性问题，这篇文章最终完成了她研究视角的转变，也就是从传统研究的从结构到施动者“由上而下”的视角，转向一个从施动者到结构的“由下而上”的视角，以实践策略代替结构决定。在她的实践理论框架中，施动性不仅是指施动者具有按照结构命令行事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指它具有“换一种方式行事”的能力，也就是介入、干预这个世界的能力，或是摆脱这种介入和干预、影响事件的特定过程或事态效果的能力。
在此，实践理论特别强调行为体的策略类型纷繁复杂，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实践活动生成各种情景，催生和引导各种策略选择。策略既不受制于“工具理性”的逻辑，也不囿于“价值规范”的束缚，它受到实践逻辑的支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介入国际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如何发挥能动性参与塑造国际体系，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面临的新的重大挑战。对此，突破结构主义的框架，使施动者归来，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的必经之路，而朱立群教授的实践理论对施动者能动性的内涵与作用方式的认识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种可供分析使用的概念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