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相关文献综述

本课题研究的相关文献从总体上说有两类：一是国外相关文献，二是国内相关文献。

（一）国外文献综述

自从20世纪60年代“反贫困”被引入学术研究中后，世界范围内关于反贫困概念有三种表达，即贫穷减少、贫穷减轻和贫穷根除。在反贫困过程中，中国官方一直用“扶贫”，即通过扶助的方式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与本课题有关的国外相关文献主要是一些西方学者提出的反贫困理论。国外在反贫困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反贫困理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反贫困理论有：马尔萨斯抑制人口增长理论、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西方收入再分配理论、涓滴效应理论、赋权理论等。

（1）马尔萨斯抑制人口增长理论。这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创立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世界上人口的增长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贫困人口不加节制的生育使他们更加贫困；要解决贫困问题，靠政府救济不管用，而应该抑制人口增长。马尔萨斯认为：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的供给只以算术级数增长。在他看来，只有通过罪恶、瘟疫、灾荒和战争等抑制办法，才能控制住人口增长超过食物供给的趋势。为此，他提出必须对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增长进行平衡的法则，“人口增加，必须受生活资料的限制；生活资料增加，人口必须增加；占优势的人口增加，被贫穷及罪恶所抑制，使现实人口得与生活资料相平衡。”他还提出道德抑制的办法，即通过降低人口的出生率以保持人口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均衡。他从他认定的人口增长规律中引申出三点：“①人口必然被生产资料所限制；②只要生产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除非受到某种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的阻止；③这些抑制，和那些遏制人口的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产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以归纳为道德的抑制，罪恶和贫困。”在马尔萨斯看来，动植物的生长繁衍因为空间和滋养物的缺乏会受到抑制，人类的生长繁衍则会因为食物的缺乏而受到抑制。但是人类的抑制分为预防抑制和积极抑制两种。预防抑制主要是道德的抑制，即考虑到无力负担家庭而不结婚或者推迟结婚。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积极抑制，即战争、瘟疫、繁重劳动、贫困、饥荒等，灾难会缩短生命，恢复被破坏的平衡。他认为，人世间的一切灾难都是人口与生活资料均衡过程中的产物，人类的发展也必然与灾难始终相伴。依据其人口理论，马尔萨斯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穷和罪恶归结为人口规律作用的结果，并以此反对把资本主义罪恶归结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观点和理论。马尔萨斯依据人口理论提出的政策建议，目的是反对英国济贫法。他认为，济贫法不仅不能增加维持人口的食物，而且还会增加人口，有害而无益，应予以取消，而代之以贫民习艺所。马尔萨斯把人口完全看成一种自然现象，认为其只受自然法则支配而否认其社会性质和受经济规律支配，这是片面的和不科学的；他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罪恶归结为人口过多，特别是贫苦人民过多生育，认为贫民贫困的原因在于贫民自身。因此，他的人口理论是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辩护的；同时，他的理论所说的人口增长的两个级数不一定是确切的，有武断之嫌，但其蕴含的要求人口与食物保持平衡或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论点值得尊重，尤其是对人口增长如果不加以抑制终将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警告应予以重视。

（2）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理论。他们从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上探讨了贫困的根源，认为财产所有权是决定阶级、阶层经济地位以至社会政治地位的终极原因，无产阶级因其“无产”地位沦为雇佣者，而以贡献其剩余劳动作为被雇佣的条件；并因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成为相对过剩人口，劳动力的供给大于需求使雇佣条件不断恶化，因此无产阶级贫困不可避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为了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和在竞争中取胜，资本家总是不断地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一方面在量上发生变化，即个别资本量的增大或分散资本的集中；另一方面在质上也会发生变化，即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表明在资本总额中不变资本部分日益增多，而可变资本部分则相对地日益减少。这样，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出现机器排斥工人的现象。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和资本总额的增加，可变资本的绝对量虽然也会增加，但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可变资本的相对量即它在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下降。不仅如此，当有些部门或企业使用新的技术设备，迅速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时，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还会绝对地减少。而在同时，由于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一部分中小资本家也在不断地加入雇佣劳动者队伍；机器的应用，使劳动操作简化，大批妇女儿童走进工厂，无产阶级的队伍不断扩大。这两种相互对立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出现相对过剩人口。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也就意味着这些人口的最底层必然是处于需要救济的赤贫境地，同时，也表明在就业问题上相对过剩人口对在岗的现役劳动力具有潜在威胁，这样会导致现役劳动力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的下降。结果，必然出现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这一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和无产阶级贫困化增长的趋势，同时也指明了无产阶级摆脱贫困命运的根本出路是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贫困理论并不着意于贫困研究本身，而在于用无产阶级的贫困分析去说明、论证其政治主张，而且这种贫困研究主要是以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困为对象，没有涉及落后的非资本主义国家或后来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

（3）西方收入再分配理论。西方收入再分配理论流派多、发展历史长、内容也很丰富。它们主要致力于研究政府为什么以及如何参与分配以促进社会公平，具体内容主要包括理念、目标、主张、方式等，其中有关收入再分配的价值目标、政策主张等，含有不少合理成分。①功利主义的收入再分配理论。功利主义是由英国哲学家边沁和古典经济学家穆勒共同创立的，其理论主要包括政府收入再分配的目标和政策，认为收入再分配目标是实现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最大化，政府政策的落脚点在于促进分配总量的最大化；为了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政府不能在收入分配上搞平均，而应该既要做大分配总量，又不搞平均主义的分配。②自由主义分配正义论的收入再分配理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罗尔斯。他在《正义论》一书中对收入分配提出了与功利主义不同的主张，认为收入再分配政策目标是实现社会状况最差的人的福利最大化；政府应推行收入分配平等化的公共政策。他认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要关注社会底层成员，强调处在收入分配最下层中的那些人效用的最大化。只有当最差的处境得到改善时，社会福利才有增长。为此，政府推行收入分配平等化的公共政策，把富人收入转移给穷人，使社会增加最不幸人的福利，力求使社会的每个人都能从这种不平等的改进中获益。③机会平等主义的收入再分配理论。这是自由意志主义者诺齐克的思想。该理论认为：收入再分配政策目标首先是坚持“持有”公正；政府收入分配政策应致力于促进“持有”公正的实现。“持有”公正包括权利、机会、规则和结果的公正。财富的分配问题，也就是财产的持有问题，而财产持有的正义主题包括：持有的最初获得或对无主物的获得；持有的转让；对持有中的不正义的矫正。诺齐克强调，收入取得的正当合法性的目的是着眼于机会平等；机会平等比收入平等更重要。所以政府在收入分配上应确保每个人有同样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并获得成功和相应的报酬。只要建立起了使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制度框架，政府就没有必要为改变既定收入分配而操心。社会福利不应只考虑境况最好或境况最差群体的福利，而应从程序上来评价分配公平；只要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了尊重，任何分配都是公平的；权利是不可剥夺和绝对的，除了有义务尊重他人的基本权利之外，不应受到任何约束；在不考虑个人的效用和差别的情况下，这些权利包括生存权、获得个人劳动产品的权利和自由选举权。④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再分配理论。该理论围绕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以效率、公平（分配公平）、发展作为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探讨如何达到既促进经济发展、效率提升，又能保障公平公正原则实行的制度选择与安排。它探讨的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福利的合理分配和公平关系。福利经济学有新旧之分。旧的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再分配理论主张：收入分配政策目标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应该是促进国民收入公平分配。新的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再分配理论反对收入平等化政策主张，它避开了收入分配，提出帕累托最优原则并将其作为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强调提高效率对社会福利的积极作用；该理论认为，经济效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充分条件，只有同时解决效率和公平问题，才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除以上所介绍的收入分配理论，还有一些，如货币主义学派的收入再分配理论，等等。

（4）涓滴效应理论。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又译作渗漏效应、滴漏效应）也称作“涓滴理论”（Trickle-down theory，又译作利益均沾论、渗漏理论、滴漏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提出，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予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或认为政府财政津贴可经过大企业再陆续流入小企业和消费者之手，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这种理论曾经影响了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如里根政府执行的经济政策就认为，政府救济不是救助穷人最好的方法，应该通过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最终使穷人受益。在学界，人们对该理论有不同的看法，正反两方面的看法都大量存在。里根时期的预算总监大卫·斯托克曼认为供应经济观点在经济学中由来已久，而维持自由放任将不但使市场中先富起来的人受惠，也最终使最贫困的群体受惠。由此产生的论点是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必然会惠及全体，包括贫苦大众。凯恩斯主义者提倡财政政策应覆盖整个经济体，而非照顾特定群体。但涓滴理论支持者认为，向富者减税，可促进他们投资，进而带动经济增长。这种针对性的减税政策被指对推动整体经济未必立即见效，而很多人亦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涓滴”后才可得益。许多市场经济的信徒相信“涓滴”理论，即富人消费投资，刺激经济发展，最终惠及穷人，如水之向下“涓滴”。这种“涓滴”效应是否真的灵验，学界是有争议的。因为存在大量这样的事实，即富人愈富，普通老百姓则往往愈穷，从富人那里“涓滴”不下什么东西来。事实上，富人用尽各种手段聚敛巨额财富后，以财富变财富的主流站在了控制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上的时候，广大贫困的老百姓基本上已经没有多少聚集财富的路可走。如果国家没有其他措施在财富分配上主持公平正义，要从富人那里“涓滴”到广大穷人手上，多半是有问题的。

（5）赋权理论。赋权理论又称增权理论，是一种协助个人、家庭、团体和社会获得发展能力的社会工作理论。代表人物是所罗门（Barbara Solomon）。该理论认为，弱势群体之所以处于弱势状态，是因为缺乏生活能力、表达自我价值的能力、与他人合作的能力和控制公共生活各领域的能力。因此，要改善弱势群体的状况，就必须赋予弱势群体成员各种正面或积极的权利。赋权包含对弱势群体在政治、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赋权，目的是要使弱势群体在社会、政治、心理等方面获得力量。在社会方面赋权，就是要让弱势群体获得社会力量。通过社会力量，弱势群体可以得到生产所必需的信息、知识和技术以及参与社会组织和得到信贷支持的渠道等。当弱势群体的社会力量上升后，弱势群体的成员的期望和能力都会上升。因此，可以将社会力量的提升理解为弱势群体致富的标志。在政治方面赋权，就是要让弱势群体获得政治力量。政治力量是指弱势群体成员在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决策中有多大的参与程度。政治力量不仅仅是指投票权，还包括类似发表言论和采取集体行动的权利。在心理方面赋权，就是要让弱势群体获得心理力量。心理力量，即个体感知的能力，更突出地表现在个人层次上，其最明显的表现是自信的举止。对弱势群体心理力量的赋予必须通过在社会和政治场合的成功行动才能实现。个人心理力量的上升往往能够推动整个弱势群体去追求更多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缺少社会力量是权利被剥夺的关键。政治赋权要以社会赋权为前提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力量的上升必须进一步转化为政治力量，从而在更大的区域发挥作用。只有这样，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被关注、重视和保护。

从马尔萨斯抑制人口增长理论与英国的新济贫制度、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西方收入再分配理论与社会保障制度、涓滴效应理论与发展中国家推行的经济增长反贫困战略、赋权理论与公民权扩张等关系中，可以看到，每一种反贫困理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贫困是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复杂问题，相对单一理论研究的视角难免会导致顾此失彼，如涓滴效应理论带来了经济增长，却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和部分国家贫困的加剧；收入再分配理论虽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了穷人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但是也带来了福利国家的危机和“新贫困”问题等。国外的反贫困研究成绩不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扶贫成就也予以充分肯定，但就中国共产党扶贫实践进行专题研究方面，目前尚缺乏成果。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事业即受到国外的关注，此后，美、日、俄罗斯、德、法等国家的“中国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中国共产党及其事业，特别是20世纪80至90年代以来，国外出现“中国研究”热，出现了不少有分量的成果。不过，国外在“考察”中国的贫困问题时，由于文化背景、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研究视角等因素，有的研究者倾向于与“人权”问题联系起来并进行渲染，尚未有人关注到党的扶贫重心转移并从中客观看待中国社会的进步。

（二）国内文献综述

长期积贫积弱和近代以来列强的侵略，使中国极度贫困与落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而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扶贫事业蓬勃开展。1953年，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要“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此后，他多次提到“共同富裕”，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扶贫实践指明了方向。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了扶贫理论，该理论由三部分组成：①扶贫的前提理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②扶贫的长期性、艰巨性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③扶贫的基本战略理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贫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扶贫理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扶贫实践意义重大，也促进了国内扶贫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对扶贫的研究不断深入，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领域的许多专家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对扶贫进行了探索，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如李强《中国扶贫之路》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城乡贫困产生的原因和扶贫对策；李小云等《中国财政扶贫资金的瞄准与偏离》从管理学角度探讨了如何找准扶贫对象及有效使用扶贫资金等问题；张磊《中国扶贫开发历程（1949～2005）》和《中国扶贫开发政策演变（1949～2005）》则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历程和扶贫政策演变进行了梳理，等等。探讨扶贫的论文很多，内容很广，涉及扶贫开发、扶贫政策、扶贫资金、扶贫模式、扶贫项目、扶贫移民、旅游扶贫、农村扶贫、科技扶贫、教育扶贫、财政扶贫、产业扶贫、信息扶贫，等等。这些研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扶贫的研究现状，对今后的扶贫开发工作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有不足，如对党的扶贫重心转移缺乏应有的关注和研究，等等。事实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以及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的扶贫重心是由最初重点关注贫困人口经济状况逐步向注重改善其权利状况转移的。中国共产党扶贫重心转移的过程，就是贫困人口的经济贫困不断减轻和政治等权利状况不断改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