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国学的内涵、框架与体系

马晓彤

自然国学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注意与关心，同时，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何为自然国学？包括哪些内容？有何价值？这些问题虽说简要，但直指根本，需要给出明确的回答。自自然国学概念于2001年正式提出以来，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阐发了对它的理解，形成了一批丰富的思想成果。结合当下的社会变化情况，不断使之明晰的努力还有必要继续进行，这样可持续推动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学术领域循着时代的脉搏向前发展。

一 自然国学的内涵

在说明自然国学内涵的时候，要找到两个对应范畴，一个是人文国学，一个是西方科学，否则就难以明辨其特征。所谓国学，就是从中华文明本根生发演化而来的学问，有别于源自其他文明的学问体系，其中包括探索事物存在与变化规律的自然国学，以及追求人生价值与审美情趣的人文国学。以往谈国学，一般是指人文国学，基本不涉及自然国学，原因主要在于科学观，认为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存在科学，因而自然国学也就无从谈起。所谓科学，是近代以来形成于西方，后传播于世界并且影响不断扩大的体系化规律之学。通常谈到科学，往往认为它属于西方文化，对中国来说是舶来品，与中国文化没有关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问题出在文化观其本质还是科学观，不少人认为科学是西方文化的特征之一，其他文化体系则缺少这种成分，这是对科学的片面理解，科学具有不同类型，不同文化体系都有科学，只是类型不同罢了。中国与西方文化体系中均有整体论与还原论科学模式，但由于文化背景与社会发展状况有别，中国科学的主流是整体论，而西方科学的主流是还原论，不论何种类型，它们都是规律之学，都有助于认识自然，促进生产力发展，不断改善人类生活，增进福祉。

有趣的是，对自然国学最有抵触情绪的恰恰是与它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学术领域，一个是前面提到的人文国学，另一个则是科学史。当代人文国学沿用了古代传统的经史子集框架，并与西方人文学科进行不同视角的比较诠释，形成了一套今人对古人的理解模式，同时也向世界学术界表明，中国具有一个不同于西方，但同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且不失其现代价值的文化体系。需要注意的是，现代西方学问将科学与人文分得很清，通常人文学科不涉及对科学的讨论，各门具体科学问题科学家管，分科之学之外的整体性科学通识问题则由科学哲学及科学史家去管，不仅对象区分干净，而且方法也泾渭分明。那些以还原论模式探索自然的学问被视为科学，而通过整体论模式获得的自然知识不被认为是科学，至于社会与人生问题更是被排除在科学之外。久而久之，多数国学家们也自然而然地认为，中国文化中没有科学，或者说只有一些根本无法与西方现代科学相提并论的科学萌芽而已。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家可以说是科学与人文相通，兼备两方面学养的跨学科学者，但他们也多数按照西方狭义的科学观看待中国文化，只从自然国学的技术成果中选择一些与西方科学吻合或者仅仅具备实践价值的内容，写入中国科技史的篇章。总体来看，反映在科技史中的中国科学基本上以技术为主，加上一些自然哲学的抽象观念，而其认知模式的微观机制、技术规范、体系框架这些科学知识的表述要素，则根本难窥其貌。自然国学则从道、法、术多个层面，天、地、律、算、工、农、兵、医不同领域，系统阐述中国文化中的科学传统，这就显得有些另类，难以充分理解。

还需要说明的是，自然国学虽说谈的是科学传统，但它人文内容也十分丰富，且无法剥离。这是由它“天人合一”的认知模式决定的，与西方“天人相分”的认知模式显著不同。也许说它是中国文化中的科学传统也不准确，因为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不区分科学与人文，不仅就对象而言自然与人生浑然一体，从方法角度来看也是主体客体相融。之所以这样表述，完全是因为当下语境使然，否则更是容易引起误会。

如何看待这样南辕北辙的两种文化？能否找到统一的路径？这是当代学者必须解决的问题，它不仅关乎人类认识的局限如何突破，更重要的还可能化解文明的冲突。面对这样的复杂问题，不能从既定的任何观念出发，更不能无原则地顺从已有的习惯，必须平心静气地回溯历史脉络、面对现实问题。从历史上代表性人类文明成形的轴心时代看，横断三个体系：西方（不是地域的西方，而是文化的西方，包括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罗马等在当时已经融合的文明体系）、印度、中华。

由此以降，形成西方、阿拉伯、印度、中华四个传统。其中：西方文明包括欧洲与希伯来两个方面；阿拉伯文明融合了部分西方与东方文明要素，又增加了新形成的伊斯兰宗教文化；印度文明则在保留固有传统的同时，也加入了部分周边文化的成分；中华文明受到印度文化的深刻影响，佛教成为华夏最大的宗教。可见，在历史的长河中，后世的西方、印度、中华各文明体系已经与轴心时代有所不同，而且增加了更为年轻的阿拉伯文明。在当前世界舞台上，这是四个主要的文明体系，尽管从远古走来，它们各自沾满了历史尘埃，也与其他文明有所交叉互换，但基调清晰可见。不论哪一种文明，从形成之初，都具有两方面的知识：一个是关于“这是什么？”的科学知识；另一个是关于“我该如何？”的人文知识。科学即规律之学，人文即价值之学。

当然“科学”与“人文”都是西方现代文化术语，古时候各文明并无此称谓，但不影响这样谈论过去的事情。可以这样说，用科学表述的规律之学近代以来在西方出现，并传播世界，但不用此词表述的规律之学世界各地古已有之。知识是为人生幸福服务的，不论科学还是人文概莫能外。不同时代、地域、人群，遇到的生活问题不同、需求不同，科学与人文知识便内容有别，不同内容的知识需要面对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方法。概括起来，人类科学与人文活动，通常都是密不可分的，对象在不同文明体系中也大同小异，包括自然、社会、思维等领域，只是具体划分的方式有所不同。

方法在不同文明之中也基本相似，不外乎整体论、还原论、系统论三个主要类型。当然，这些术语也是现代产物，但能较准确地说明过去的事情，不妨使用。需要强调的是，不同文明体系在不同时代，采用的方法有不同倾向，因而形成不同的科学类型，并且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这是我们理解科学时必须注意到的复杂情况，如果不慎，便会陷入混乱。例如，西方科学在整体论、还原论、系统论中，倾向于还原论，并在近代以来取得了辉煌成就，造就了以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代表的现代科学主流模式。印度科学则倾向于整体论，并在古代社会便大获成功，《阿育吠陀》是其典范。中华科学倾向于系统论，不是像西方与印度那样分别向还原论与整体论一偏，而是主张中庸之道，兼容整体论与还原论，《黄帝内经》便是范本。这里还有一点需要交代，那就是整体论与系统论的差别。

不加特别说明，整体论与系统论是一回事，如果细分，可以认为整体论是绝对整体论，是强纲领，不容还原论混入。而系统论则是相对整体论，属于弱纲领，容许还原论融入，甚至要求还原论融入。前一种情况如中国的道家，走中庸的系统论路线，兼有整体论与还原论，不走极端。而儒家则是整体论，墨家属于还原论，它们彼此排斥，而道家则与两家均相容。后一种情况则如现代西方系统科学，它是一个复杂的学科群，由近代还原论科学发展而来，如果没有还原论的支撑，它将不知所措。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它在面对真正的复杂系统时，便显得捉襟见肘。

目前关于这些概念并无定论，也未进行深入讨论，但著者认为这样区分有利于深度解读自然国学的模式，一个重要的观点便是，系统论不是现代知识产物，而是古已有之，它并非整体论发展而来，而是与整体论同时降生。这三论概括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模式，只是不同时代有其不同的形式而已。

二 自然国学的框架

“框架”是方法论意义的语汇，对知识体系进行抽象的层次结构说明，不涉及具体内容。而与其容易混淆的“体系”，则涉及具体的知识内容，或者说范畴。前者相对稳定，而后者则处于持续的发展变化之中。讨论自然国学的框架与体系有一个预设，那就是自然国学乃体系化知识，而非碎片化知识。这是对以往人们中国科学观的颠覆，因此著者也打算通过本文对此做一初步的论证。碎片化知识属于经验知识范畴，虽有价值，但层次低、难传承、局限大。

体系化知识有三个特点：连续而持久的传承，较大规模的传播，多学科通约的认知模式。自然国学自战国秦汉形成体系之后两千多年来，连绵不绝，影响不同程度地波及亚、欧、非、美，不断被“新瓶装旧酒、洋妞穿华服”。在学术演化的复杂过程中，不论有多少学科起起落落，多少学人荣辱褒贬，多少观念交替往复，但贯穿各个知识范畴的认知路径始终清晰可辨，那就是以“天人合一”观念、“取象比类”方法、“实践优位”取向为标志的系统论模式。

按照传统说法，自然国学体系包含道、法、术三个层次，这就是对这个知识体系的框架做出的生动说明。其中的“道”指的是观念，“法”指的是方法，“术”指的是技术。这种表述与现代西方科学的表述有所不同，但也不难诠释。可以近似地将“道”理解成“哲理”,“法”理解成“原理”,“术”理解成“技术”。由此可见，三对概念中，差别较大的是法与原理之间的联系，而道与哲理、术与技术则较为接近。与道、法、术这一较为标准的说法同时存在的还有三种不那么规范的说法，一个是“大法”，另一个是“道术”，还有一个是“道器”。其中大法之说来自佛教，意为道、法、术兼备的体系，用法统摄了上游的道与下游的术，强调了中间层面的原理，这也许是佛教中具有较丰富的逻辑学（因明学）内容之故。

道术之说来自道家，省去了中间的原理，着眼于上游的道与下游的术，在这里逻辑基本中空，直觉成为原理的核心内容。道器之说来自儒家，与道家的说法看上去较为接近，似乎同样强调了上游的道与下游的器，但有一个根本的差异，儒家的道与器着重人之外的存在，道是抽象的规律，器是具象的物件，它们分属上下游。道家所讲的道与术则是以人为本，兼及客观存在的混合物，不分主体与客体。可见，道、法、术的说法实际上是融合儒、道、佛的综合表达方式，先秦时的显学墨学发达的逻辑学在这里不存在了，但佛教中存在的因明学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补偿。

然而墨学中关于物质结构性的知识，却不能在儒、道、佛的三合一体系中有效保留，直到西方科学东渐之后，才被重新发现与重视，不过因为有西学的贡献，它自身的学术价值已经不显，只能在全面理解与诠释中华文化传统的面貌时，体现精神与历史价值了。

站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采用道、法、术作为自然国学的框架是适当的，它全面体现了中华文化独立自主最后阶段的叙事方式，同时也与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西方叙事方式可以较方便地对接，省去了各种麻烦。事实上，不同历史阶段自然国学的框架呈现方式是不同的，除非某些特殊需要，我们可以省略这些差异，尽可能简捷地通过一种模式来说明自然国学的框架，事实证明这是行得通的。不论是自然国学中的基础学科天、地、律、算，还是应用学科工、农、兵、医，均可采用道、法、术进行系统说明。不论哪一学科，道的部分离不开两件事，认知模式与价值倾向；法的部分主要说明知识的逻辑结构与演化历程；术的部分要交代清楚技术标准与行为规范。

尽管先秦三家儒、道、墨各有其认知模式与价值倾向，可分别概括为整体论、系统论与还原论，但事实上经过历史的磨合，在人文国学领域儒家整体论呈主导之势，而在自然国学领域则由道家系统论当家。墨家倾向于还原论的科学传统被道家吸收和转化，以补充者身份存在，而其与儒家针锋相对的人文精神则从庙堂隐退到绿林，成为革命者的旗帜。因此，当我们谈及自然国学的道时，基本认知模式是属于道家的，而价值取向则可能有儒家的思想因素，不过由于历史诸多因素的复杂影响，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通常已不再细分，统称为“天人合一”模式，表现在认知方面是“取象比类”，价值方面则是“实践优位”。而自然国学的法，则是一系列与各个学科密切联系的原则与规律的集合，如兵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势险，其节短”等。

医学的“上工治未病”“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也”“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等。自然国学之术是框架的下游，主要内容是技术标准与行为规范，通常以不同时期的学术经典作为依据，如《孙子兵法》、《黄帝内经》、《天工开物》和《农政全书》分别是兵学、医学、工学与农学的技术标准与行为规范的蓝本。从道、法、术三个层次比较而言，道具有最大程度的跨学科特性，或者说自然国学的认知模式与价值倾向具有多学科的通约性，术则专业性最强，跨学科性最弱，而法则介于两者之间，具有中度跨学科性。

三 自然国学的体系

自然国学是一个探索规律之学的知识体系，这就是它的基本内涵。而它的框架包括前面提到的道、法、术三个认识层面与天、地、律、算、工、农、兵、医等八个主要知识范畴构成的交叉网络。从大的格局看，它是相当成熟的，基本上涵盖了西方科学涉及的所有领域，只是视角不同、粗细各异而已。提出自然国学概念有何现实意义？概括来说有三个方面：首先，建立广义科学观，解放思想，放开视野，增强创造力；其次，正确认识文化的本质，不以偏概全，既克服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因为被动落后而产生的文化自卑感，也促使引领文化主流的西方不要妄自尊大，能够理性看待不同文化的价值；最后，增进跨文化理解与合作，减少文化间的冲突，巩固世界和平。

如果不加区分，泛泛地谈及中华文化的特点与价值，那在实践中常常会隔靴搔痒，不解决实际问题。若明确地在当下语境将中华文化划归人文学科，比上述中性的隔靴搔痒危害更大，它将直接导致对中华文化体系的性质错解与价值误判。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全貌，看到它人文与科学两个传统，才能真正把握其要旨，发挥其效用。

自然国学体系成形于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其标志是在较短的历史跨度之内，成群落地涌现出可通约的多学科知识门类，而且遍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才辈出，佳作不断。正是在这一时期，诸子百家群星灿烂，各路英豪大放异彩。这些学问按照前面所说的框架来看，道的层面有自然观、科学观、技术观；法的层面有方法论、方法学；术的层面有标准与规范。体系主要是分门别类的知识范畴，主要包括天、地、律、算、工、农、兵、医。通常在进行中西科学比较的时候，认为西方科学是分科之学，而中国科学则是不作区分的整体学问。这种看法有失偏颇，中国科学不是不分门别类，而是不那么细分，同时不同学科之间普遍存在交叉关系。

这种区别，一方面是由于古代与现代的知识成熟度有别，另一方面则是存在东西方思维模式差别之故。西方现代科学认识论倾向于还原论，凡事都要找到那块基元性的“宇宙之砖”；中国古代科学的认识论则倾向于系统论，为了方便把握研究对象，也进行适度的划分，但不求穷尽，只要能够满足实践需求即可。除了实践优位这样的价值取向，造成这一认知现象的原因还有两个：一个是尽量不破坏研究对象的整体性，避免失真；另一个则是减少资源浪费，保障人类生活的可持续性。

秦汉是中华帝国的成型时期，社会生活已经全面展开，各种需求已经十分丰富，这就为自然国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同时，因为先秦百家争鸣，几乎囊括人类智慧方方面面的各种思想充分涌现，为自然国学的体系化创造了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知识条件。人类知识的深度从古到今都可以通过分类的精度来体现，这已经被认为是一个规律，自然国学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早期自然国学著作，往往都类似百科全书，各种知识散见于经史子集之中。

到了汉代，专门化的著作开始多起来了，但还是主要表现为综合性，如医学著作《黄帝内经》。后来才渐渐开始分门别类，如内科学的《伤寒杂病论》、导引术的《周易参同契》和针灸学的《针灸甲乙经》等。自然国学的发展不是简单的直线，而是波折的曲线。如果把秦汉看作第一个高峰，那么宋明便是第二个高峰。两者的共性是，哲学先繁荣，科学再进步。先秦诸子百家为秦汉的科学大发展开路，宋明理学高地则托起同时代科学的尖峰。

需要说明的是，在两峰之间，依然有不可忽视的自然国学成就，而且还不乏天才的原创性成果，只是规模较小，个体化色彩较浓。两者之间的差异是，秦汉自然国学综合性明显，而宋明自然国学则专门化程度较高。可见，虽然自然国学基本模式都是系统论，但不同历史阶段还是存在程度上的区别的。总的趋势是，在系统论的框架之内，整体论成分逐渐减少，而还原论的成分逐渐增多。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明代末年，徐光启、方以智这些大学问家能够深度理解并接受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还原论风格的科学著作了。

明之后，自然国学开始走下坡路，之所以如此，既有社会因素，也有知识体系内部的因素。出现两个不适应，一个是社会性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另一个是知识性的整体论认知模式不适应研究细致化对象结构的需要。有三个医学方面的典型例子：李时珍运用自然分类法撰写的《本草纲目》，以吴又可病原学思想为本的《温疫论》，以及王清任通过解剖学观察完成的《医林改错》，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还原论认知模式的特点，但这些有别于传统整体论模式的中医学新成果，并未能在中医学内部有所作为，反而被后来的西方学者所接受。

李时珍得到生物学家的普遍尊重，被看作最有现代风格的古代中国医家。这一现象令人深思，它反映了自然国学的复杂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不同于西方还原论科学的整体论科学。虽然它的主流是整体论，确切地说是系统论，但从先秦开始，它内部便有了成体系的墨家还原论风格的科学内容。而到了明清时期，整体论模式的自然国学体系内部也发生了嬗变，开始自发涌现出还原论的苗头，只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未能发展起来：一方面，传统的整体论知识惯性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环境让它丧失了独立存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西学东渐带来了成熟的还原论科学，使它失去了自主发展的必要性。

站在今天的时代立场，该如何看待自然国学的体系及其未来的前途？凡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切皆因时随势，不能以僵化的眼光看万象更新的世界。需要采用两个视角，一个是历史的，另一个是现实的。历史上，不论东西方各个科学体系，均存在整体论、还原论、系统论三个认知模式，随着时代演化，渐渐形成以中国和欧洲为代表的东西科学传统，中国倾向于系统论，欧洲则倾向于还原论，而当下，西方科学成为世界性主流科学，而东方科学则是边缘化的地方性知识。西方科学的弊病已经出现，东方科学应该纠偏，这就是时代的呼唤。那么既然如此，过去是什么样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需要关注的重点在于：现在怎么办，未来何处去。

纠还原论之偏，只能用自然国学中的系统论，其中的还原论可以继续休息，而在现时代发力，传统系统论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应该现代化。这只是原则性答案，那么具体如何干？不论是系统论部分还是还原论内容，自然国学已经全面隐化，唯有中医学尚存在于现代科学体制之中。由于它独立寒秋，身单力薄，处于挣扎生存，面临异化的艰难境地。概括地说，系统论模式的中医学目前是“脚下无基石，身边无兄弟”。

按照自然国学体系八门类的意见，天、地、律、算是中医学的基石，工、农、兵是其兄弟。由于中医学具有现实的合法性地位，它就肩负起了复兴自然国学体系的重任，否则它自身的消亡也只是时间问题。只有与自然国学体系诸学科群落性存在，中医学才能真正茁壮成长。要完成这个任务，任重而道远。但方向首先要明确，并且从当下起步向前走，不能向后退，我们不可能再回到过去，只能借用古代之光照亮未来之路。总体来看，需要三步走：第一步，完成中医自身的现代化，具体标志有两个，按照系统论模式，实现信息化实证与非线性量化；第二步，按照现代中医学模式拉动天、地、律、算、工、农、兵七科的现代化；第三步，与西方科学中的系统科学融合，推进世界性科学革命。

这三步相互联系，密不可分。没有第一步，第二、三步无从谈起。没有第二、三步，第一步也不能真正成功与巩固。或者说，这三步不能一步一趋，需要交叉进行，联动操作。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效复兴有益于天下的自然国学，而且也只有成体系地复兴，自然国学才有新生与续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