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公共行政学在中国发展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西方的公共行政理论特别是美国的行政理论始终在话语权上居于主导地位，所以导致许多学者在中国行政模式的研究中，不仅在语言和研究方法上，甚至在理论和范式上都不自觉地依赖西方的研究路径。任何一种理论的最终目的都是要指导实践，实践功能是理论的内在规定性，行政模式的研究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行政制度和实际的行政运作过程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西方模式”不能完全解释中国行政中出现的现象，不能完全解决中国行政中出现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面临许多新的问题，诸如府际关系、党政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政府和市场关系、公共行政的道德责任和公共政策制定等问题。基于这些问题，我们正在进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行政改革，而行政结构的实际变革也必然会影响行政模式理论的建构。

2004年，自温家宝总理正式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以来，不仅实践中掀起了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热潮，学术界也展开了建设“服务型行政模式”的理论探讨。但是，很多“理论研究工作者往往错误地到西方去寻求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经验，提出了许多荒唐的意见和建议”。如果将行政实践中的新变化纳入旧有的行政模式解释框架中，势必会制约行政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因此，如果要研究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就要“把精力集中到中国的生态环境和中国公共行政实践的研究上来。使行政学研究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壤，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问题，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在接纳、吸收世界先进的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和创新统一的、连贯的行政语言，建构能够说明、解释自身发展问题和指导改革实践的行政模式理论，而不是被动地、消极地、教条地用西方的思维逻辑和理论范式来为中国的行政发展做注释。因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并没有达到和西方国家相同的能力水平，如果贸然地完全照搬西方的行政理论，即使“我们建立起了健全的管理行政模式，它也只是一种次生形态，而不是西方国家所拥有的那样一种原生形态的管理行政。这种次生形态的管理行政能否领导中国在国家间的竞争中长期保持优势？……对此，可能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因此，如果当一种理论无法解释新的社会现象时，我们“要在行政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用更科学的方法对现实进行再抽象，从而使行政理论得到提升、充实和更新。……不是不需要理论，也不是行政理论无用，而是更加需要行政理论”。行政模式的研究怎样才能突破西方思维逻辑的窠臼，重新建立一种对社会中的行政现象、行政过程、行政政策进行抽象、分析、再加工，进而得出相应结论并对现实的行政行为做出预测的新理论呢？只能另外开辟一条道路，重新寻找一个视角，换一种思路来考虑中国行政模式的理论建构。

里格斯在研究行政生态学的过程中就很好地从两个向度研究了行政在不同国家出现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每个国家自身特有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从不同方面间接地塑造了这个国家的行政模式；反过来，这个国家的行政模式在形成之后也在不断影响这个国家社会的变迁。因此，研究中国行政模式应从历史、文化以及传统哲学中去寻觅踪迹。正是沿着这个思路，本书试图提出观察中国行政模式的新角度和新思路——整体主义。整体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灵魂。很多传统的哲学流派有“天人合一”的观念，人是自然和宇宙的一部分，而且人和自然、宇宙有着一体性。这种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体现在方法论上，表现为将主体和客体联系起来，从整体上认识事物以及人类自己，强调整体的结构和功能。从这个角度上讲，在西方传统的机械论世界观指导下的行政理论和中国的哲学传统是冲突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方法和技术会在中国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

从中国的历史上看，中国行政模式形成和确立的历史就是“整体主义”特征在行政模式中出现并彰显的过程。如果将行政模式看成一个系统的话，考察其中的每个部分以及每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每个部分和周围环境的关系，就会明显看到贯穿在其中的整体主义风格。

因此，本研究为中国行政模式的分析和建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扩展了我们在行政模式研究中的思路，有助于解决我们在行政学的研究和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一种整体主义的思路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中国式的行政研究，也对中国的现实行政过程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