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回顾

实质而言，本书的研究隶属中西文化交流史范畴，自1980年代起已进入鼎盛时期，如《中国教育通史》，陈学恂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研究》，王承绪、张瑞璠任总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王炳照、阎国华任总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李国钧、王炳照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张瑞璠、黄书光主编的《中国教育哲学史》。这部分研究往往更多地关注留学生归国之后的影响与贡献，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可资借鉴的重要研究成果，但留学生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留学背景，舍却对其留学经验的深入考察，则异质文化碰撞的具体镜像就无从体现。同时，笔者通过阅读原始文献，查阅各大期刊网络，发现学术界对本书的主题研究相对较少，无论是相关书籍还是论文数量都不多，即便是关注也多以小论文等零散的研究形式为主，着眼点主要集中在历史脉络梳理，或是大线条、全景式的描述，对该研究主题还有待深入发掘。即使有少数成果是从全新的角度研究相关问题，也仍然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总的来说，不论是民国初年的教育学者抑或是现当代研究学者都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宝贵的原始数据，此后不少学者又对这一问题做了不少的探讨，能够从中吸取充足的养料，是本书的基础。

为便于研究，以下特对著作类成果做研究现状的简要评述。

第一部分主要是关于近代留学的相关研究。由于留学是近代中国变迁的一个“主课题”，自然涌现出众多的学术研究成果，其研究的脉络与分支众多。为了便于清晰、翔实地陈列相关既有研究，特将这个主题分为四个研究类别：留学教育史、中西文化关系、留学生群体、留学生与学科建设。

（1）研究涉及留学教育史方面的著作文献。舒新城所撰《近代中国留学史》堪称中国留学教育史研究的第一部专门著作。192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作为舒新城的另一本关于留学教育史的专著，试图梳理和编写较为系统的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并为近代教育史学科建设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台湾方面有林子勋所著《中国留学教育史（1847～1975）》、王焕琛编辑的五册《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梅寅生翻译了美籍华裔学者汪一驹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留学生与近代中国，1872～1949》。大陆学界方面，经过了大约三十年的发展，对此方面研究目前形成南开大学的中国留学教育研究中心和徐州师范大学的留学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两个专门机构。另外，浙江大学田正平先生自1998年开始主持“中外教育交流国家级课题”，并主编了《中国教育近代化丛书》，出版了专著《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等一系列近代留学教育史的相关成果。田正平先生作为研究近代留学教育最为杰出的学者，在近年来出版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调适与转型：传统教育变革的重构与想象》。该书从性质上来说属于文集性质，即以论文精选的方式及相同主题归类的方式，荟萃了长久以来对留学教育与中外教育交流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这部分成果主要考察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兴起、近代留学教育的挑战与冲击、留学日本热潮与清末教育、嬗变中的留学潮流与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留学新格局的形成与1920年代的教育改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留学生与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构建、留学生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民国时期的中外人士教育考察活动、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等一系列主题，可谓研究留学生与近代中西交流史最为优秀的学术成果汇集。另外，学者王奇生、卫道治、谢长法等人也有相关成果。

（2）研究近代中西文化关系的相关文献。长久以来，现代中国史研究在美国大学里成为一个突出的学术领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的努力。从1970年代以来，美国传统的中国史模式受到全方面重审。这股史学上的挑战集中反映于费正清的学生柯文（Paul A. Cohen）所撰《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该书批评以费正清、列文森（Joseph Levenson）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研究者存在着三种以“西方中心主义”（Western-Centrism）视角书写中国史的倾向。他们试图用“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以及用帝国主义理论（Imperialism Theory）解释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动力。在该著作中，柯文认为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应力求避免以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准，反对将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续，倡导以中国本身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和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科性协作研究。该书提出的理念是对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三种主要模式进行批判性总结的第一部著作，柯文进而提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认为需要以一种内在的路径（Internal Approach）将中国史的解释重心置于中国社会的内在动因和演进过程之上，而不是片面采用以西方为主的视角。另外，学者叶隽也有意识地突破经典现代化理论或是“冲击-回应模式”，采取以“异文化博弈”的模式来考察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进程，可谓这一时期对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范式的一种突破。

（3）研究留美学生群体的相关成果。大陆方面这一类的主要成果大多散见于留美学生教育活动、近代留美教育、留学生与中国教育现代化、教育史资料中教育团体或者留美学生团体组织章节等相关的著作中。例如李喜所、刘集林等著的《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一书专门对近代留美教育进行了考察，该成果的视角是将近代留美生放置于研究的客体进行研究，阐述这一留学教育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再如谢长法的《借鉴与融合：留美学生抗战前教育活动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将留美学生在抗战前的教育活动进行了详细研究，简要回顾了留美学生教育实践始末，其研究以直线型描述为主。另外还有少数成果，诸如黄利群《中国近代留美教育史略》、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等成果则主要对近代留美教育进行了鸟瞰式的回顾。

（4）留学生个体与某一类学科关系的研究。综观大部分研究成果，留美学生对国内教育的建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他们对于教育学的建构层面。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美国所学专业为教育学，另一方面是教育学科与他们的理念有着微妙的联系，因此对留学生创建学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留学生归国所创办的教育学科。陈志科的《留美生与中国教育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一书选取了不同的院校作为教育学专业训练的机构设置进行研究，分析了教育系科的教师队伍构成，得出“从管理到教学的留美生优势格局”结论。例如作者以北高师为例，认为其教育研究科初建时有杜威夫妇、孟禄、麦柯尔等美国教育专家的授课、讲学，使得北高师教育系科成为贯彻美国教育学术理念比较彻底和到位的典型制度化场所。项建英在《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科研究》中将研究视角深入到了学科微观层面，以近代中国不同类型的大学为纬，以其发展演变的历史为经，具体探讨了大学教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考察了中国近代各类大学教育学科建立和发展的历程，以及在师资建设、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内容。其研究成果认为中国近代教育学科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背景而创生，从一开始就依附于学校，并先后借鉴日本、美国学校教育体制，不仅以“双轨制”在高等师范和国立综合性大学中运行，而且还在教会大学、私立大学、独立教育学院和独立师范专科学校设置，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格局，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种网络状结构，其学科群也已初步形成，学科建设也已趋于制度化。其他成果如蔡振生等编《陈宝泉教育论著选》、许椿生等人所编著的《李建勋教育论著选》等成果，虽然与本书主题关联性不大，但可作为研究的重点补充材料，在研究的后期应适当关注。论文方面的此类重要文献还有周谷平著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统观全篇教育理论依然是教育学的主题内容。以上可见，该类成果为本书厘清了中国教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线索，同时也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大量资料。贾永堂的《论教育理论及其在近代发展的阶段与特点》、蔡振生的《近代译介西方教育的历史考察》、侯怀银的《中国教育学史学科建设初探》等都对20世纪上半叶西方理念引入中国进行了详细考察。此外还有大部分文献值得参考，但大多与研究命题相关度不大，诸如《学科教育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近代中国私立大学教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超越学科论和研究领域论之争——对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方向的思考》《教育学的学科思考——从西方教育学科研究的历史演变探讨教育学学科发展》。此类成果大多着墨于近代教育学科建构的历史进程，有相当一部分的成果甚至选取了某一代表性院校进行个体研究，着力探讨该校教育学科或是西方教育理念如何建构的。总的来说，该类成果与本书相关度不大，但亦可作为参考的资料文献及研究成果。

第二部分则是关于近代各类思潮的相关研究，这一类的研究主要从较为广阔的社会背景方面进行梳理。这类成果指出了由于18世纪末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第一波浪潮主要集中在西半球，例如北美与海地，这些运动主要以反抗帝国主义中心所施加的暴力革命为主，随之而来中东与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也在逐渐抬头，因此此类成果主要的特征是外国著作的研究以思潮理论为主轴，国内研究以中国具体的近代变迁形式为主要问题。对于该项课题的研究，海外的研究以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著《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为代表。这本著作是几十年来西方学界重新认识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对自身文化认同等一系列问题的代表作。印度裔学者杜赞奇在该书中借鉴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理论，对传统中国史的叙事模式提出挑战，试图以复线历史（bifurcated history）取代建立在西方国家历史基础上的线性历史（linear history）叙事模式。杜赞奇批评从西方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并不能解释中国、印度等传统文明国度的现代历史。同时，在该著作当中杜氏还认为民族主义并不是一种统一的、稳定不变的观念意识，反倒是充满了由不同地区和群体所构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国内对于该课题的研究以李泽厚为代表。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对思想家个人与思潮结合统一进行论述，着重检视了近代历史发展中的三大最主要的进步思潮。李泽厚在该本专著当中，将太平天国、改良派以及革命派的三类思想作为近代三大最主要进步的代表性思潮，分别对它们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另外，李泽厚先生的另一著作《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则进一步涉及学术论战、文艺思想等问题。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收入了12篇专论，分别论述了近代11种思潮：人道主义思潮、进化论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唯意志论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汉宋学术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佛教复兴思潮与中国近代化、基督教传教与晚清的“西学东渐”。学者任剑涛在其专著《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中认为，“中国现代思想脉络当中的自由主义”是一个需要做多重解释的命题。他认为自由主义的思想性格在近代多种思潮当中是最温和的，自由主义具有折中的、调和的思想特性，当然自由主义的这种温和的特性还同时体现在思想构建上，也体现在制度设计之上，并凸显在它预构的生活方式中。任剑涛认为从思想构建上看，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自由，具有与此前的所有自由论述不同的“现代”蕴涵。该著作作为国内政治哲学理论界相关主题的论著中较为有理论分量的一部成果，从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政治哲学关联性的角度，主要探讨了当代中国思想界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论争论、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生长、发育的诸多条件等多方面问题，对本书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此外还有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彭明以及程啸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也是对近代思潮总览式的系统性著作。

第三部分则是关于“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相关研究。这一类的研究主要将重点放在留学生群体上，具体来讲则是留学生群体所体现出的最重要的两类意识。这两类意识即是深眠于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民族意识”，以及留美学生在美国所接触的“自由主义”。首先，关于“民族意识”的研究成果众多，其中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d of Nationalism）最为具有代表性，也是此后一系列研究绕不过去的一部重要且经典的著作。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试图对民族主义的内涵构造进行一系列探索。他认为民族意识不是用族群、宗教、语言等社会要素解释而形成的，也不是用工业化或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概念形成的，而是一种现代创造过程或想象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为民族形成是一种现代创造过程或想象过程的论点提供了前提，也为颠倒传统观念中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衍生关系铺平了道路。罗志田教授所作的清末民国思想史论著中对近代这类问题有较多的洞见。例如在民族问题上，他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其师余英时先生的观点，将民族意识视为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动力。他对民族主义的考察不仅涉及传统思想史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叙事，同时兼及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所涉及的宽泛的人与事。以《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为例，罗志田“注重在历史学科的大范围内尽量跨越子学科的藩篱，以拓宽视野；并特别关注社会、文化与政治的互动，在政治范围内又注重内政与外事的相互影响”。其余的研究专著主要有唐文权《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作者在著作中提出一个主要观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不仅是政治的，而且还有经济的和文化的民族主义思想，大大拓展了民族主义思想研究的范围。另外，还有陶绪的《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罗福惠主编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等成果。从以上成果可见，对于历史人物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人物。同时，学者金观涛在《从“天下”、“万国”到“世界”——兼谈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一文中提出通过对“天下”“万国”“民族”“世界”“世纪”等关键词的统计分析，试图勾画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和国家认同形成这一充满张力过程的一个细部，最终的一种社会组织蓝图得以形成，也即“万国”在竞争的互动中演化，最后达到世界大同。金观涛在著作末尾重点考察了关于“理性”“公共领域”“个人”“社会”“民族国家”“民主自由”等上百个重要的现代政治术语，并详细地分条罗列词意汇编。在该研究中，金观涛认为民族主义的基础是认同，它和文化深层结构的关系错综复杂。他及他的学术研究团队利用信息科学统计的方法，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的检索结果分析得出，“民族主义”这一词最早见于1901年的《国民报》，编者在发刊词中言：“数年以来，抱民族之主义，慨压制之苦痛，热心如浪，血泪如涌，挟其满腔不平之气鼓吹，其聪明秀丽，如笙如簧，粲花翻烂之笔，以与政府挑战者，颇不乏人。”在该成果当中，金观涛以及他的研究团队指出这一观念正如梁启超所言：“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以上可见，对梁启超而言，民族主义所蕴含的最重要的意味在于“不受他族之侵犯，有立族之根本”。另外，台湾学者黄克武先生对明末至清末中国公私观念进行了重新解构，从“公”与“私”的互动方面提出新的见解。黄克武认为正是由于近代国人对于“公”的认同、群己关系认同的发展，才使得近代国民对于一个现代国家产生了从“天下”到“国家”的意识。在这些对于近代民族思想的研究中，众学者大致认为最重要的即是各知识分子立志于通过教育途径进行社会、政治的一系列改革。其中的重要成果有刘立德的《近现代教育救国思潮初探》、黄克利的《教育救国论的历史发展》、杨实生的《范源濂教育救国思想探析》、吴二持的《近代教育救国论述辨析》、叶民的《我国近代教育救国论的主张和启示》、姜朝晖的《民国时期学潮问题的别样解读：关于教育与救国关系的再思考》、张天宝的《我国近现代教育救国思想评述》等。此类成果大致以时间为标尺，对近代教育与拯救国家的关系做了详尽的历史回顾，不过对客观细节缺乏更为详尽的描述，研究的关注点也仅仅集中在粗线条的史实陈述，缺乏深层次的思考。当中有数篇成果通过探讨教育与救国的关系，最终得出“教育救国论是行不通”的结论。虽说这一结论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现实：在近代“文与野、中心与边缘”来回转化的动态变换中，教育一开始就不应被理解为“万能丹”，甚至是教育自体系统中也有需要“急救”的地方。因此，倘若通过一个政体的失败或者是一个理想国度尚未建立就完全否定教育的价值，这是有失公允的。教育本身就理应“无目的”，教育除了教育自身的目的之外，没有其余的附着目的。尽管如此，此类文献依然是本书研究难得的参考材料。另外，在一些重要会议上有两位学者关注到这一问题，例如2009年度相关学术机构出版的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当中，着重对中国教育思想史与人物研究进行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林伟博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彼岸的想象：留美中国学生的国家认同，1901～1919》中从留美学生的“国家认同”入手，基于留美学生民族意识的发展脉络，充分研究了清末新政时期、辛亥革命前后、美国大学中的世界会运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及巴黎和会期间留美学生的国家认同。

另外的是关于留学生“自由主义”的相关研究。这一类研究指出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思潮浮出水面，自由主义也随之受到学者的积极关注。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多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根本指向了两个源泉：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与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针对这两个中国自由主义的“源泉”的相关研究也随之涌现。①例如，各类研究主要讨论严复、梁启超、胡适、吴稚晖、张君劢、张东荪等人的自由主义观点，认为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道路主要遵循几条传播路径：一条路径是受欧风美雨所浸润的留学生所带回国内的启蒙种子的散布，如胡适、傅斯年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传统；一条路径是由张东荪和张君劢等人所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也即是改良后的自由民主主义；另一条路径则是以杜亚泉、陈寅恪、吴宓、徐复观、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保守自由主义道路。这些研究初步指出自由主义普遍强调普世价值，高度认可“自由”“民主”“公正”等价值及民主政体，主要坚持以个人为出发点并以之为最终归宿，强调个人的基本权利，并力图发展出关于个人、国家与社会的基本理论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认为，对于自由主义而言，民族意识或是国家主权并不具备绝对、无可比拟的崇高意义，只有基于个人权利及选择之上，才能够支撑民族国家意识的合法成立。

① 已出版的著作有胡伟希等的《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郑大华的《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中华书局，1994）；刘军宁主编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李世涛主编的《知识分子的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周阳山等编的《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海外学者著作有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鲁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刊物成果有近百篇，主要以胡伟希《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学术研究》1991年第1期）；许纪霖《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开放时代》1998年第4期）；雷颐《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30年代民主与专制论战透视》（《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等为代表。另外，《二十一世纪》等刊物也发表了多篇关于近现代自由主义的文章。从自由主义的内涵这一角度，现今学界对其的研究大多涉及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在经济自由主义方面，刘军宁指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谱系中，经济自由主义始终未曾获得与其他两方面一致重要性的地位。”在政治自由主义方面，胡伟希等人认为，政治的自由主义是近代自由主义最具声势的一种，各类“行动人物”积极倡导并开展各式自由主义运动。经过这部分学人的探讨，俞祖华、赵慧峰等学者对这三大近代中国思潮的看法为：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格局与特殊的思想特质的存在，近代的自由主义的基本格局也随之演化；其大概演进的轮廓是：经济自由主义十分薄弱，政治自由主义风起云涌，文化自由主义暗流涌动。

在这一类研究中，胡金木认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是在有关“古”与“今”、“中”与“西”的论争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却作为一种“水中月”般的理念，停留在知识分子观念之中，并未普遍成为行动者的实践纲领，究其原因则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中国并不具备为自由主义发展提供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在于理性主体与理性精神的缺席是这一理念失败的根本原因。总的来说，自1990年代以来涌现出诸多研究成果，主要是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自由主义进行研究：（1）关于中国自由主义的特性，现今多数的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在中国实际上是一件舶来品，并对其特征及主要内涵进行了相关的研究。（2）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及其类型划分，例如在殷海光的判断下，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包括胡适、吴稚晖、吴虞等“五四”前后的西化派人物，也包括了严复、梁启超等更早一些的人物；但另一部分学者却认为严复、梁启超并不能称为自由主义者。当然，这些现有的研究在对近代学人的身份确认方面最有争议的是严复。有关研究认为，他既被称为保守主义阵营中的自由主义，又在自由主义的阵营中具有保守的思想。（3）关于自由主义者的舆论干预，例如相关学者对这部分学人所创办的一些政论性刊物进行了研究，这些刊物有《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再生》《观察》等，研究指出创刊的自由主义者的构想以及以此类刊物作为基本阵地集中表达自己的现实关怀。（4）关于自由的价值属性以及中国自由主义历史命运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最为精辟的则是美国学者格里德的研究。他认为：“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耿云志将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进行了阶段划分：第一阶段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主义被作为一种价值观念被介绍到中国，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个人自由与国群自由之间彷徨困惑；第二阶段为新文化运动到抗日战争之前，自由主义开始作为一种思想流派活跃于中国思想文化舞台，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声音及诉求，其主要代表胡适派学人群为主；第三阶段为抗战和战后一段时间，在国共两党既合作又摩擦的态势下，自由主义作为中间力量得以成长成熟。兰梁斌在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中指出中国自由主义思潮是20世纪中国三大主流思潮之一，它的产生、演变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紧密联系，是传统中国社会内部变迁因素和西方刺激结合的产物，是追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潮流之一。在该博士学位论文中，兰梁斌主要考察了中国传统自由观的特点与现代思想因素的成长、辛亥革命前夕中国自由主义的萌芽、民国时期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殷海光与海外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延续、1990年代末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观等问题，并对中国自由主义进行了历史定位，同时对这一思潮未来可能的发展进行了展望。对于这一问题，较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刘擎的《自由主义与爱国主义》。他认为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爱国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具有相互兼容又彼此紧张的复杂关系，并主张自由主义既能坚持自身的道德与政治原则，同时又能吸纳和改造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精神。

当然，在这一类的研究中，学者对民族意识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做了学理上的探索。有的研究指出没有民族意识国家，现代化历程中的自我特性必定大打折扣，因此民族意识以其昂扬的气势、痛快彻底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及英雄主义的精神感召力量，比较容易赢得全体民众的认可。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倘若受这一观念的长期支配，不知不觉容易形成一种“惰力”，养成一种“自大自骄的神气”，而这意识极容易转而指向一种“自大与虚无”，因此对民族意识应该采取一种“有限度的接近”。但这部分研究同时也指出自由主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这一现实，认为自由主义既缺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轨机理，又生不逢时，加之高擎自由主义旗帜的知识分子一贯的精英做派所提出的种种主张也“都是在书斋中炮制出来的”，加之社会接纳的土壤如此贫瘠，自然在近代中国，甚至是现代中国发展举步维艰。有的研究也提出，民族意识与自由主义虽然存在某种内在困境与张力，但也并非一种决然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在一定程度得以关联或转化，自由主义是民族意识的“双生兄弟”，民族意识也同时成为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例如胡适认为个体主义、个体解放、个人自由虽然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但面对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又认识到“救这衰弱的民族，救这半死的文化”，“一个国家的拯救须始于自我的拯救，救国先拯救你自己，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曾于1934年受胡适邀请至北京大学政治系任教的张佛泉也提出了自己对于自由主义的看法。张佛泉认为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德谟克拉西与民族意识所倡导的邦国主义并不是决然冲突的，他明确指出：“正确的邦国主义不但不与德谟克拉西的原理相反，并且是建筑在同一基础之上的，邦国主义与德谟克拉西同出一母胎，前者是后者大规模自治的条件，也只有有了这种邦国的情感时，现代的自治方才成为可能。”正是因为自由主义采取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划界却又相互融通的方式，一方面在公共领域上使人们必须遵守公共的法制、法规以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人们的共识或者“交叠共识”；另一方面在私人领域又能够使人们尽可能地“随心所欲”，发展自身的能力，并鼓励价值取向的多元。

郑大华深入分析了中国近代背景之下的自由意识与民族意识的相互的正向作用，他认为正是由于近代中国逐渐引入的自由主义作为一个将个人意识融入民族国家的有机体，并洞悉到个人价值与社会群体之间奇妙的张力；同时能够无限忠于国家，任何时候都没有忘却把民族集体作为社会有机体，而加以维护及推进当作自己最崇高的职责，体现出近代知识分子自觉秉承的民族主义情怀及民族意识。当然，这种民族主义情怀及民族意识直接关系到如何爱国、怎样爱国。这种两者之间的互动在章清看来也是得以成立的。他认为即便自由主义的继承者激烈地批评传统，也是把传统价值观念置于捍卫民族有机体这一终极目的而加以考虑的结果。因此，不仅仅是自由主义，即使是“文化保守主义也好、西化派也好、马克思主义者也好，在本质上都是民族主义的另一显现形式”。由此可见，民族意识与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这两种意识既相互斗争、相互冲撞激荡，又在历史中的某一个时刻相互交汇、融合。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呈现内外交织、色彩斑斓的留学生思想的真实面向。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些文献的梳理并不在于强调各种“主义”，而在于充分地对学术成果进行回顾，否则极容易落入某种“主义崇拜”，更会沉沦在“主义”的桎梏中。

第四部分则是关于留美学生集结成群的研究。虽然有少数学者（确切地说是以国外学者，尤其是美国的学者为主）对留美学生集结成群进行了相关研究，但由于资料的限制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尚未有众多成果，在很多领域及主题还存在空白。实际上，对社团的学术研究肇始于19世纪末的西方学术界，中国学术界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大约兴起于20世纪初，到1920～1930年代有初步发展，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于秘密会党或工商行会、慈善团体、科学社团，研究的内容也以社团的史实查考和现象陈述为主。这一类的研究主要是关于清末社团、北美中国基督教协会、少年中国学会、中国科学社的一系列社团研究。具体来说，桑兵的专著《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可谓国内社团研究的开山之作。该著作以清末新知识界社团活动为主要切入点，考察了社团的产生渊源、宗旨、活动、特征与影响等问题，探讨了清末各派趋新势力的人事脉络、相互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结社活动的地域色彩。梁冠霆在《留美青年的信仰追寻：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研究（1909～1951）》著作中，主要介绍了“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The Chinese Students' Christian Association in North America，简称C. S. C. A）的创立与发展。该书使用了大量的耶鲁大学神学院保存的组织档案进行研究，对这一群体之下的留美中国学生身份进行了极为细致的考察。作者在研究中认为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的成员既是一名中国人，又是一名接受美国价值观的基督徒，因此在信仰方面有着二者的冲突。同时，研究也指出他们肩负着双重使命：作为中国人，他们要振兴中华，使自己的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地位；而作为一名基督徒，他们又要把主的福音传播到中国，在中国建立起一个上帝的国度。在这种双重身份、双重使命的促使下，这个群体之下的留美中国学生面对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所经历的种种变迁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和判断。作者以此为切入点，描述了近半个世纪的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的命运。王奇生在著作《近代中国学会的历史轨迹》一文中，对清末学会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第一时期为1895年强学会成立至1898年；第二阶段为1904年清政府顺应大势解除党禁，此后学会得到蓬勃发展。另外，张剑在《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著作中，运用科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方面的理论及方法，全面地梳理了中国科学社在震荡的近代中国社会当中的演化及其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探讨了中国科学发展与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主要分析了中国科学社在变迁当中的社会角色调试、科学社的主要事业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社团社员群体与领导层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网络等。其研究表明，类似于中国科学社这样的民间私立社团在近代中国虽然影响很大、作用突出，但仍旧没有找到一条可以健康发展的体制化道路，社团与社团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分歧，没有结成统一的社会力量以制衡政府强权。他还对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范铁权在《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研究》一书中，分上、下两编对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的发展进行了历史考察。上编主要考察了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的发展概况，他将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的发展共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胚胎期——戊戌维新时期的科学社团、萌芽时期——清末科学社团（1900～1911）、生长与发展时期——民国时期的科学社团（1912～1937）、曲折与挣扎——抗战时期的科学社团（1937～1945）、联合与奋进——解放战争时期的科学社团（1945～1949）；下编则分专题逐一考察近代科学社团的主要功绩，认为近代中国科学社团主要致力于传播科学、致力于科学化运动、探索中国科学的体制化、投身于科学教育、推动社会关系发展等一系列事业。另外，吴小龙在《少年中国学会研究》当中指出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有名、影响最大的社会团体，由于学会吸纳了当时大多数知识精英和青年领袖，因此这一学会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之后却出人意料地陷入了内部矛盾，最终沦落到了解散的命运。该书以一种全新的社团分析方式主要分析了学会的筹备及成立、主要活动及理想追求、学会内部的各类思想论争以及围绕“国家主义”所进行的激烈斗争、理性追求及非理性追求的相互牵绊，以及学会后期的逐渐分裂。除此之外，对于少年中国学会的研究，还有台湾学者陈正茂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少年中国学会”史》。该成果主要立足于晚清民族主义传统之沿袭，及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背景之下介绍了少年中国学会发起的背景、学会成立动机的探讨、学会发起的经过、学会的活动与发展、学会与反宗教运动、学会与“收回教育权运动”、学会的分裂等方面内容，尝试还原“少年中国学会”一个较为明确的历史图像。

以上对既有学术成果做了相关的梳理，针对近代留学教育、近代自由主义思想与民族意识这两类意识以及对于留美学生集结成群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基于近代学者集结成群的研究，许纪霖提出了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这一概念。他认为由于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士大夫成为自由流动的资源，于是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知识人社会”。这一“知识人社会”拥有学校、社团及传媒三个重要的公共建构，这使得知识分子的文化影响力空前提高。另外，还有一部分关于近代学生社团的相关研究，例如蒋宝麟等人将学人社团与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结合研究，孙广勇对近代教育会的研究，王建芹的研究通过选取不同国家的社会结构、不同文化发展阶段、不同文化基础的社团组织，对其发展状况进行仔细梳理与归纳，揭示了近现代社团组织“从自愿到自由”的发展趋向。此外，还有对近代留美学生与中国社会学社的研究等。这些成果尽管对于留学生社团的研究有所涉猎，却很少对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进行研究。即使有对该联合会的相关研究，也仅仅是将其列为单独的一个章节，简要地对其历史背景进行梳理，并没有专门关于这一社团的专著成果。

综上所述，学界对于留美学生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主要集中探讨留美学生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影响，所呈现的是留学生群体对于中国产生的一系列影响，并且偏重于探讨留学生归国之后的活动。也就是说，这些研究呈现了一种直线平面化的研究模式，倾向于重视留学生“回到中国”（Back in China）的经历，却对他们“求学海外”（Study Abroad China）的经历有所疏忽。尽管已经有不少学者注意到这一方面，但是就相关成果而言仍然不够，有必要再进行强调。基于此，对在异邦聚集在一起的留学生群体是怎样的情况、在这一社团群体中存在怎样的冲突，这些冲突之后的深层次原因又是怎样的等这些动态的、更为复杂、更具现实性意义的问题的考察，目前仍然缺乏细致的梳理与分析。这样带来的问题就是，近代留学教育、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真实面貌依然十分模糊，对这段历史的还原与历史细节的进一步深究依然是目前学界需要完成的工作。

第二个方面，对学术界现有的成果进行详细的梳理后，可见学界现有的成果主要是将研究投射于留学教育史、中西文化关系研究、留学生群体、留学生与学科建设、留学生集结成群的相关研究，或是将研究投射于留美学生群体之上的不同的意识、不同的认知，但是缺乏将这些认知与意识放置在“社团群体”的语境之下进行再思考。由于公共社团天然所具有的对思想和态度的容纳特性，因此这两种意识不可避免地得以同时存在于留美学生联合会当中，彼此也得以相互作用，但是由于公共领域又是由单独的个人组成的，因此在这一共同空间又会产生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不同理念的相互摩擦与冲突，对于这些方面的研究也是一个亟待完成的任务。再者，即使有对近代学生社团进行研究的相关成果，这些研究对于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的关注仍然不够，这部分研究成果似乎将对学生群体的研究放置在了国内环境，而对以美国为主的国外环境之中的中国学生所成立的社团研究关注相对较少。鉴于此，本书尝试从海内外大量的中英文史料、报纸杂志及专著入手，动态地展现当时的留美学生联合会的一系列由民族意识与自由主义引起的理念差异、争论甚至冲突，并详细考察这一系列差异、争论、冲突之后可能存在的深层次原因，从而以一种全新的、全方位的视角对留美学生团体进行更为充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