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改革中的部院筹设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宣布官制改革。次日，派载泽、铁良、戴鸿慈、徐世昌、袁世凯等为官制编纂大臣，著地方督抚端方、张之洞等选派司道大员进京随同参议，并指派奕劻、孙家鼐、瞿鸿禨为总司核定大臣，参照君主立宪国官制草拟、编纂官制改革方案。在此之前，七月九日，唐烜就听闻“政府协考查政治大臣并北洋袁慰帅会议新政。传闻已定立宪宗旨，先行厘定官制，内裁九卿，外裁府道州县，官均升为三四品大员，与督抚立接办事”；因是传闻，唐氏也“未知确否”。十七日，即宣布官制改革后第四天，唐听人“谈及近日改官制大略，权之为述天津保定各项新政，及各局所章程”。天津、保定的各项新政，即袁世凯主办的直隶新政。庚子事变后，袁世凯继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权倾朝野的重臣。袁氏主政直隶时，推行新政，清廷许多重要举措皆先在直隶试办，然后向各地推广。时人称：“中国各省新政之布，必资模范于北洋。”因此，在很多官员眼中，官制改革多半是直隶新政的“扩大版”而已。

从七月十三日清廷宣布官制改革，到九月二十日新中央官制正式公布，历时两个多月，此间多方角力，政潮涌动。官制改革事关所有官员的切身利益，因此，他们对其中的种种争斗，甚是关切，唐烜也不例外。七月二十四日，唐记：

连日闻会议立宪及改官制，各大臣因意见不合，屡有龃龉。前数日至有对面喧争之象，亦可见诸巨公之器局矣。立宪之说，唯南北洋两大臣持之最力，皇族中唯泽公言之尤切，枢臣中王仁和相国鹿定兴尚书则反对者也，庆邸徐菊人尚书主骑墙之见者也，荣华卿瞿子玖两协揆铁宝臣尚书则貌似赞成而内实不愿者也。筑室道谋，固今古所同慨，唯以为此大政而以官气躁心当之，遂望旌转乾坤，谁则信之。

唐烜对奕劻、载泽、铁良、王文韶、袁世凯、徐世昌、瞿鸿禨、荣庆、鹿传霖等大员之于立宪、官制改革态度的观察与判断，证诸史实，基本属实。唐烜乃普通京官，无法亲临权力中枢，其获取高层政治信息，大半来自以下三途：其一，报刊（含邸钞等）。晚清时期，对很多士大夫而言，阅读报刊已经成为工作、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时同为京官的孙宝瑄就说：“报纸为今日一种大学问，无论何人皆当寓目，苟朋友相聚，语新闻而不知，引为大耻。不读报者，如面墙，如坐井，又如木偶，如顽石，不能与社会人相接应也。”唐烜亦然，日记中也经常记述其阅报得知各方信息。其二，与僚友等交流所得。唐烜日记多次记载，其入署当值或散值后社交应酬时，从僚友中听闻各种资讯。其三，自己对高层政治的观察、判断与推测。虽然自己与清廷中枢相隔较远，无法得知确切信息，但唐烜对清廷高层角力保持关注。十月二十二日，唐再次记述中枢人事纠葛：“上月改官制之旨下，而鹿、徐、荣、铁四人同日退出军机。鹿乃自请解枢职者，荣铁皆与庆邸不合，徐则连类而及者。噫，国事阽危，而当政巨公争权竞势惟日不足，奈何。”

九月二十日，清廷公布新中央官制改革方案，当天唐记：“本日已颁谕旨，改定官制。刑部改为法部，并十七司为六司，设一尚书两侍郎。”二十一日，清廷公布中央各部院长官人选，是日唐接记各部院的人事任命。他注意到：共设十一部，外、商、学、警四部堂官仍旧，其他七部更动，其中“左堂沈子惇侍郎改为大审院正卿”，即原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出任大理院正卿。当日，唐烜供职的刑部传来音讯，要求各员照常进署公办，“忽档房传知堂谕，嘱署中向来办事诸人，仍逐日进署，切勿观望”。

二十三日上午，唐烜得知自己同乡、同年刘若曾“已实授大理院少卿，为正三品”。依常理推测，唐获悉这一人事任命后应感到兴奋，因为毕竟在司法部门高层有“自己人”，可以为之奥援；但另一方面，唐颇为伤感，因为同年进士者，刘氏已是正三品官员了，而自己此时仅为刑部从五品员外郎。故当十月六日获悉刘氏要调自己入大理院时，唐感慨道：“噫！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偃寒半生，久已委心任运，无志腾骧。”不过，感慨归感慨，在官制改革前后唐烜认真考虑过自己的出路问题，是可以肯定的。

二十四日，新任法部尚书戴鸿慈到任。这一天，唐烜赴北京西城刘若曾宅贺喜，可惜未遇；他还出城至戴鸿慈宅、沈家本宅道贺，并到各处“投刺”。这时，唐烜观察到：“连日各衙门司员，衢巷过从，马烦车殆，类皆营谋求乞，关心得失，大有昔年秀才望榜情景。”显然，官制改革搅动了整个官场，官员们开始为谋缺图位而奔走了。十月三日，唐烜入法部署，堂官谕令“各司员写具履历”，唐发现“同司诸君到者七八人，皆向不入署者也”，很多平日不上班的人员，在此官制改革的关键时候都现身了。

十月六日，唐烜从一位自刘若曾宅来的友人口中得知刘要将自己调往大理院，“意甚歆动”。同日，唐到法部署，同僚梁星秋员外郎“过司相访，极意挽予；而中鲁说项，求调院官，并代予筹划一切”。这里点出关键所在——“中鲁（即刘若曾）说项，求调院官”，并“代予筹划一切”。可见，唐烜由刑部转调大理院，大理院少卿刘若曾是关键人物。唐烜随即往四牌楼访刘，“谈许久，留晚餐，二更后始归”。从日记记载来看，这是官制改革正式公布后唐第一次见到刘，二人相谈甚久，想必谈到唐调任之事。唐还在刘宅看到“官制节略并法部大理院官制清单，共十二部五院”，若非亲近之人，刘一般不会出示这些文件，由此可佐证刘、唐关系非同一般。在看到官制清单后，唐认为：“设官应较旧制加数倍，十年之内恐难实行。”十三日，唐又访刘。

除刘若曾这一因素外，以唐烜自身条件来看，他应该既可留任法部，也可调往新设的大理院，唐最终决定调任大理院。对官员而言，调任无疑是大事，唐本人也是经过反复权衡后做出的决定，可谓谋定而后动。唐烜如此选择，一个不可能不考虑到的因素是，在新设衙门升迁较为容易，这是当时人所共知的。恽毓鼎就观察到：“自各新衙门之设，求进者麇集辇下。无一定之级，无一定之途，人人存速化之心，习钻营之术。此近五年朝局大变象也。”御史徐定超在一份奏折中道明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旧衙门各员有二三十年不得补缺者，新衙门则一二年即可补缺。”其实，官员喜进新衙门的现象，存在于整个清末时期。清廷最高层也清楚这点，宣统元年（1909），上谕就承认：“近年新设衙门、新建省分往往多坐此弊。”从这种整体的官场状况来看，自然就不难理解为何唐烜最后决定调往大理院。唐本人也承认：“建设新署，凡涉于行政司法者，皆以为终南捷径。”（十月九日）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唐烜被大理院奏调，但并未补授实缺，底缺仍在法部，因此，他得部、院两头跑。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到三十三年上半年，大理院与法部均在筹建中，故唐烜亲历了院、部筹设过程。

十月十七日，大理院上奏调员名单，唐烜获悉这份名单中“所调人员，共四十一名”，他本人也名列其间。其实，唐早就知道此事，故称“此事在二十日前已有所闻”。调任大理院已属既成事实，于是，次日唐烜前往大理院正卿沈家本宅“道谢，递名刺而归”，之后，还往刘若曾宅，但未遇见。几天之后，报纸公开了这份名单，这些人绝大多数调自法部；按照大理院的说法，调人以“熟悉律例，才优听断者”为原则，但事实并不尽然（详下）。关于调任程序与方式，大理院奏请援照学部及巡警部成案，即“毋庸开去差缺，遇有升转仍因其旧，俟臣院奏补实任后，再行照例办理”。易言之，就是暂不开去原衙门的缺位，一旦有机会升转，可照旧进行，等到该员在大理院补实缺后，方再按照程序办理调入手续。二十二日，唐烜赴大理院，谒见两堂官，发现“法部所调各员均到”。其实，这只是大理院第一次大规模调员，后续不断有调员举动，其中，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大理院再次大规模奏请调员，奏调多达44人，大部分依然调自法部。

大理院设录事官缺，加上总检察厅共34名，“掌缮写文牍、承办庶务”，秩八、九品，委用官。录事以考试方式招收，而唐烜则参与其事。十一月十四日，一位欲参加录事考试的熟人来咨询唐烜，“欲捐监投考”，唐一面“怂恿之”，一面也担心“此事院长极为郑重，职数甚隘，恐不易获隽也”。两天后，唐在署内听闻，考试定于二十日在法律学堂举行，报名者达“百余人”。二十日，唐赴法律学堂，发现“与考者共三百余人”。据《大公报》报道：入考者二百八十余名，且由沈家本亲莅考场命题，试题为“法者，天下之仪论”。此后几天，唐烜参与阅卷事宜。

大理院招考录事之事，舆论颇为关注。《大公报》还进行连续报道，认为大理院此次招考录事“所订考规极严”，规定：吸食鸦片者、楷书不精者、不谙大清律者、无切实保结者，凡具一项者“概不录取，以免贻误”。初试名单出榜后，于十二月十四日复试，考取人员“一律自呈本身照片一纸，并须出结官亲往识认，其系贡监出身者，均于复试之日呈验各照，以昭慎重”。十二月十三日，唐记：“大理院知会明日录事复试监场”，次日，复试录事138名，临点不到者4人，扣年貌不符者1人。复试后“共取一百余名。先传五十名入法律学堂肄业六个月，然后到院办公。其名次列后者，须第二次传到”。

《大公报》公开、连续报道大理院招考录事，实非大理院堂官所乐见，因为此事他们本不想对外公开。唐烜说：大理院两堂之原意，即不采学堂开考方式，因为这次大理院招人甚少，“若出示招考，则千数百人不止”，很多应考者“远路迢迢，徒劳资斧”，可谓劳民伤财，“故而各司员告知，嘱其转告外人”。换言之，此次招考对内是公开的，对外则没有公开。即便如此，报考者也多达三百余人。此举，外界“皆臆度院署堂司引用私人，不肯早日宣示，仓卒定职”，唐烜认为：“平心论之，似觉非礼，无怪时议笑也。”（十一月二十四日）

大理院附设看守所，须招考所丁。沈家本拟招募狱卒数十名，“饬令附入法律学堂演说监狱大义及看守规则，以期改良监狱”。报名条件是：年龄在30岁以下，不吸洋烟及无他项嗜好，能写认500字者。但此事运作起来并不容易。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唐烜入大理院署，上堂商议监狱事宜，原拟先传考取所丁60名入署当差，问题是这些人员“皆系生手，茫然不知看守犯人为何事，殊难经理”。沈家本转而打算调取民政部巡捕十数名以行守卫兼巡护之责，但民政部巡警厅长官不愿担此责任。这时，唐烜建议：可与民政部堂官及厅丞等人商量，仅借用数人，由大理院发给饷项，然后令他们教习新考取的所丁，两月分班再调取，如此“或可徐徐收效”。对唐氏的建议，沈家本“颇为首肯”。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唐烜至大理院，“观吏役搬移什物往工部新署”。丙午官制改革中，工部并入农工商部，几经周折后，工部衙署成为大理院办公场所。次日，唐赴大理院新署，“上堂谒见，一揖贺喜。又刊出同官录，均令自己填写籍贯、出身及原衙门、原阶级并院中奏调日期、到署日期”。二十八日，大理院“各差已由堂点派”，大理院分四处六庭：详谳处、当月处、庶务处、收发处，刑科四庭、民科二庭。唐被点派为刑科第二庭审判官（后在刑三庭），兼详谳处行走。

除大理院外，唐烜也亲历了法部筹设过程。据《盛京时报》报道，法部尚书戴鸿慈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起考试部中各司员，“逐日同棹研究各司案件应如何判审为去留之分别。近日已然考过数司，视此法部颇加整顿以免滥竽充数”。二十九日，接续报道：刑部自改法部之后，“所有大小司员尚无一定位置，顷由该堂官议商，拟将各司员分别考试律例以定去留，刻正逐日传考，俟考试后必有一番更调”。法部考试司员确属事实，但内中实情外界报纸并不尽详。十月二十五日，唐记：“连日署内堂官面考各司实缺人员”，但考法颇莫名其妙，“闻系绍任廷侍郎主政，每人各一题，即照律例各门中摘取一二句，被考者往往不能成幅，盖门类条件太繁，不独素未披览者茫茫莫解，即日理刑名者，亦难随举无滞。合署实缺人员往往有终年不到署者，因此，颇以为苦”。显然，如此考法，即使精于刑名者也无法应考，何况终年不到署者。故而有人当场对此提出质疑。当日轮考到福建、浙江两司，唐烜系福建司实缺官员，但他没参加考试，唐解释说：当日到署，本拟参加考试，但一位同僚对他“谈及此举，大不为然，并力阻予行，遂作罢”。唐以外还有很多司员未参加（或曰拒绝参加）考试，唐就听闻：福建、浙江两司参加考试者仅有六人，“盖不到者居半也”。如此一来，法部堂官初始意图自然大打折扣。

十一月七日，唐烜从也是由法部调任大理院的同僚治良口中获悉：唐未与考，“堂宪意颇不悦”。后来又得知“治君亦未与试，堂宪又传其补考，殊可骇怪”。然而，唐烜像其他很多司员一样，最终还是参加了考试。十二月九日，唐记：“自改法部后，即调考署中实缺候补各司员，无一能免者。予初次未到，至今日阖署已考讫矣。有未预考者九人，堂谕补行接见。”但事实上，在考试时，唐烜与另一名同僚（陈华圃）只走个过场，因为主持考试事宜的法部侍郎绍昌是唐烜的己丑进士同年，绍昌当场说，“诸君中，陈老（即陈华圃）即系山西司主稿，逐日晤谈可勿庸与考；照青（即唐烜）同年，亦天天入署办事者”，故此二人可免考。可见，官制改革过程中很多部院所举行的考试，人情、关系等因素在其中作用很大。

中央官制改革方案确定后，各部院须议定官制。此事，法部起步其实不晚，光绪三十二年十月，法部就着手改订官制，派司员十余员，“公同会议，其他满汉档房各员均可随时呈递说帖至该部”。但与其他部院相比，法部此后的官制改革进程颇为迟缓，如裁撤书吏工作至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仍未进行，因此，作为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时任法部尚书的戴鸿慈受到两宫责斥。受斥责后，戴氏迅速推进官制改革进程，次日到部，“催促与议官制之司员赶速拟稿，呈堂入奏”。十二月十八日，法部奏核官制，并陈明办法。唐十九日记载：“闻昨日法部正班已奏定官制”。至二十五日，法部尚书、侍郎之下的主要官员得到任命：左丞定成，右丞曾鉴，左丞参余肇康，右丞参王世琪。在主要官员人选确定后，光绪三十三年一月，法部开始着手整顿“吏刑皂狱卒”。戴鸿慈认为：法部“书吏刑皂狱卒人等盘踞多年，素为人民所切齿，急宜迅速裁撤以符新制”。为此，他训示各司员：法部官制已经制定，“君等宜躬亲庶政，不得假手书吏，否则查出定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也”。法部是司法行政机构，虽不再掌理审判事务，但也要求办事人员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即“虽无法律专门之学，亦颇知法律为何事”，但很多“旧有各员直连法律二字且不解，实难敷衍迁就”，因此，戴氏奏请把“旧有各员严加裁汰，或年轻新就捐班，或年老颓唐太甚者一律开差，仍给原俸，以资体恤；其稍堪造就者，即饬入律学馆肄业”，获准办理。

光绪三十三年二、三月，法部在奏折中说明：原刑部“向来差与缺分，实缺之员不尽办事，并有常不到署者，虚名徒寄，迁就滋多”，如今“既分职掌而专责成，欲严杜乎滥竽”，势必改弦更张；加之，法部实缺人员“经各衙门奏调者不少，而以大理院奏调为尤多”，这些已在其他衙门办事的人员仍然占着法部缺额，“以本部之员办他署之事，势必多数派署，与明定职掌之义不符”。鉴于此，法部奏请：凡经各衙门奏调的法部实缺人员，“一律开去原缺”。三月，法部司员实缺开去六十多人。法部的人事变动，牵动着唐烜的神经，其在日记中多次提及此事：二月二十日，唐获悉“（法）部中将于廿七日奏补各缺”；三月十八日，“闻法部已揭晓矣。日前正班奏补各缺，其中得失不一，欣戚悬殊，盖缺望者多矣”。四月法部奏补员缺，被大理院奏调各员“均开底缺”，因此各司员“颇多观望”。如此一来，唐烜在法部的底缺就被开去，完全成为大理院的人员了。很快，法部奏补司员清单公布。至此，法部人员大体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