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互补结构下大珠三角经济区的经济效应

目前大珠三角经济区基本形成了以香港作为区内与全球经济连结的主要中介，是这个区域全球价值链管理的枢纽；而以广州作为区内与国内经济联接的节点，集聚国内市场、经济及产业管理等服务。从过去港澳与珠三角地区之间产业互补结构的“前店后厂”合作，发展为今天香港与广州两极拉动的功能性空间互补状态，均为这个区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应。

1．国际资本引导效应：全球价值链嵌入效应

全球价值链通常由跨国公司的国际资本主导，外国直接投资（FDI）与一国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联系紧密。外国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途径。从大珠三角经济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过程看，香港在此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香港不仅是这个大都会区中唯一的全球城市，更是全球具举足轻重地位的国际资本投资中心。在全球每年的FDI流量中，香港一直名列全球第3、4位；更累积了高达1.4万亿美元的FDI存量，在全球FDI存量中也名列前茅。从20世纪80年代起，香港制造业大规模地向珠三角地区的投资与搬迁，造成了这个地区“店”与“厂”不同空间的资本、产业与要素的高度集聚，从而造就了全球生产体系与网络中的“珠三角制造”。至今为止，香港对珠三角的直接投资已经累积为1847亿美元，占珠三角地区外来直接投资2988亿美元的62%；占香港对中国内地投资总量约四成。正是香港的投资，作为港澳与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合作的黏合剂，逐步地把香港与整个珠三角地区纳入了全球价值链体系。

由此，我们可以从贸易扩张、经济成长和就业增长三个方面观察大珠三角地区通过经济合作，纳入全球价值链的主要效应，并最后分析香港在珠三角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收益。

其一，贸易扩张效应。香港与珠三角地区因港商投资与制造业迁移，组成互补式的“前店后厂”全球生产体系，在珠三角地区构建了规模庞大的全球加工基地，由此推进了两地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香港对外商品贸易总额从1981年的2605亿港元，2012年成长为73465亿港元，增长28.20倍，年均增长达11.37% 1其中出口在1971～2011年增长194倍，年均增长14.08%。而增长最快的是与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最为密切相关的转口，1971～1991年就增长了157倍，年均增长28.75%; 1991～2011年期间则增长了43倍，年均增长20.91%。

港商投资进入带动的对外贸易创造效应，在珠三角地区更为显著。从1978年广东全年仅有15.9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起步，至2012年整个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对外贸易总额增长为9837亿美元，接近万亿美元大关，成长了619倍，年均增长20.81%, 不仅创造了全球生产体系中“珠三角制造”的奇迹，其进出口总量26年持续占据全国第一贸易大省地位。

2004年CEPA实施之后，港澳与珠三角地区的贸易创造效应向服务贸易领域扩展。从香港方面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香港整体经济成长开始钝化，尤其是服务业。2000～2008年，香港服务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仅为3.8%; CEPA实施的10年期间，服务贸易的年均增长率达到8.9%。就珠三角地区看，其服务贸易从2003年的121.79亿美元，10年间增长为1064.76亿美元，总量扩张了7.74倍，年均增长率为24.20%，远远超过货物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其中与香港之间的服务贸易，则从2003年的60.59亿美元，增长为665.01亿美元，增长了9.98倍，年均增长率为25.87%。2013年两地服务贸易总额更达到778亿美元。

其二，经济增长效应。随着大珠三角地区整体的贸易扩张效应，由贸易增长带来了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香港在制造业大规模进入珠三角地区并完成整体性的产业转移的期间，创造了十分惊人的增长速度，成为亚洲四小龙中持续增长率最高的地区。1982～1996年的15年间，香港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3%，其经济增长排在全球前列。

作为港澳制造业的迁移与集聚地区，珠三角地区的增长速度更可以称之为世界奇迹。从1978年广东省全年GDP的203亿元人民币总量，2013年增长至63068亿元，总体增长310倍，年均增长率为18%。并且持续25年成为中国第一大经济省份。

珠三角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就是出口，也即作为全球生产基地出口总量，尤其是净出口的大幅成长。以珠三角地区的资料看，2007年前也即全球金融海啸前的30年间，每年约10%的GDP增长是净出口拉动的。

其三，就业扩大效应。资本集聚带来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必然伴随着人口的密集。港澳资本进入，尤其是制造业整体性迁入珠三角地区，拉起了该地区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在产业转移接近完成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最高峰时期，港澳厂商在珠三角地区雇用劳动力几乎达到1000万人的水平，是香港制造业最高峰时期雇用劳工数字的30多倍。这就使珠三角地区30年来一直是全国吸引外来劳动力最多、集聚密度最高的地区。即使在前店后厂已经终结的今天，4万家港资法人企业，仍然是这个地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吸引者。

香港在把制造业转移到珠三角地区之后，不仅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业，且失业率一直保持为全球较低水平，其主要原因是珠三角制造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贸易相关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从数字看，香港的贸易相关产业、运输业多年来一直维系着香港第一大就业产业的地位。

2003年以后，内地实施居民港澳“自由行”政策，2004年更推动CE-PA的实施，这不仅对港澳服务商打开了内地市场的大门，更通过“自由行”，把港澳的消费性服务也涉入其中，推动了与旅游相关产业的就业大幅上升。截至2008年底，自由行为香港创造了43200个职位。以2012年数字看，香港与珠三角地区制造、消费直接相关的贸易、批发零售（81.4万人）；运输、仓储、邮政快递（16.7万人）；住宿饮食（27.4万人）等服务行业，占香港全部就业人口（266.5万人）约50%。

自由行拉动澳门本地就业的动力尤甚香港。自2003年以来澳门就业市场一直处于十分紧缺状态，不得不大量引进外劳以缓解。目前澳门就业人口中，15万人为外来人口，约占澳门38万就业人口的1/3比例。

与此同时，由于港澳服务商进入内地市场，分别为三地的就业市场带来增量。根据2010年香港政府就CEPA对香港经济的影响所作的第二份评估报告，因CEPA进入内地的香港服务商，在内地雇用的员工总数在2009年底达到4万多人；而香港服务商因CEPA扩大在香港的雇用人数则为4400多人（不包括自由行部分）。

最后，资本集聚也必然带来资本收益。大珠三角地区虽然已经进入了城市相互间资本多向流动的阶段。然而，从资本存量看，仍然没有根本改变香港是这个都会区资本运营中心的地位和目前资本运动的基本方向。因此，香港必然也是地区的收入流量集聚与获取资本收益最多的地区。

一般来说，资本收益可以从地区的国际收支表中得到测量。可是国际收支表往往只能反映地区资本收益的总量，不能具体测算其来源地。由此，通过香港的对外收入流量状况，可以观察到具体的收入流量地区来源。以2012年资料看，香港整体的对外收入流量净值为正数，也即香港是吸收收入流量的地区。但是，如果具体到收入流量的来源地，我们会发现，香港对所有的西方国家（美、日、欧等），其净流量为负数，也即西方国家是香港收入流量的吸收国，仅有中国内地对香港收入流量为正数。2012年香港的收入流量净值约为435亿港元，其中中国内地的净值就达到1820亿港元（见表5），占当年香港GDP的9%。内地是香港收入流量的最大吸收来源地彰显无遗。如果按照珠三角地区吸收的香港直接投资为中国内地四成至五成的比重计算，则香港源自珠三角地区的收入流量可达900亿港元。

2．产业整合推动的结构转换效应

大珠三角地区过去的30多年已经完成了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整合大浪潮，以服务业为主要载体的第二次产业整合则正在进行时。

第一次产业整合的浪潮是由港澳制造业向珠三角地区转移，以“前店后厂”合作模式的产业整合。20世纪由港澳制造业向珠三角地区大规模的产业转移，首先为香港经济的结构转换提供了提升的动力。这个时期是香港经济转型最为迅速的阶段。香港把制造业转到珠三角地区，且在这个地区复制了数十倍于“香港制造”的“珠三角制造”，由此带动了对国际航运、贸易、金融、广告及会计服务的巨大需求，使香港逐步发展成为集聚先进生产者服务业（APS）的全球城市，生产者服务业取代了制造业成为香港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服务业的集聚使香港成为国际贸易、国际航运物流、国际金融与国际旅游四大中心，并崛起为服务业竞争力仅次于美国的高度发达的服务经济体。

与此同时，香港制造业的进入，开启了珠三角地区与广东的工业化进程。短短的30年间工业化的推进，使得珠三角地区及广东的第一次产业比重从1978年的27%，直线下降为2010年的2.1%；而第二次产业在2005年占比达到51%；第三次产业则在2005年以后开始加速，2010年上升至48.6%的比重，2012年则为51.6%, 7年间上升了5个百分点。

珠三角地区的经济结构转换与港澳之间的产业整合高度相关。2000年以前珠三角地区的工业化由“前店后厂”的“厂”作为引擎，导致了经济体系中第一次产业的下降与第二次产业的上升；在制造业进入珠三角地区的同时，港澳服务商也开始了跟随进入，拉起珠三角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2004年以后由CEPA的签署实施，开启了大珠三角地区的第二次产业整合。中国内地服务市场的开放，极大地扩张了香港服务的市场空间和经济腹地，促使港澳服务商加快了进入珠三角地区的步伐，并由此逐步形成港澳与珠三角地区新的产业整合与互补关系。此时恰值珠三角地区从工业化开始进入后工业化，及服务经济化的阶段，由此，服务业逐步替代工业，成为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

3．区域相互渗透的市场扩张效应

港澳制造业突破关境限制进入珠三角地区，在更大规模与范围上复制第二代的香港制造，即珠三角制造，并且以低成本极大地开拓了国际市场；而通过珠三角制造，珠三角地区以港澳为中介，进入了需求潜力巨大的国际市场。这种市场扩张效应是大珠三角地区的第一次产业整合中，由港澳与珠三角地区协同扩展的结果。也就是说，第一次产业整合，大珠三角地区的市场扩张效应体现在国际市场的扩大上。

第二次产业整合的市场扩张效应，主要体现在国内市场的扩大上。2003年CEPA的签署，2005年中央政府给予广东在实施CEPA的先行先试措施，为港澳服务商提供了巨大的内地服务市场。2003年内地公民自由行政策实施以后，更把内地与珠三角地区的消费性市场需求导入港澳地区，极大地扩张了港澳地区的内部市场需求。也就是说，CEPA的逐步开放，不仅涉及港澳地区的主要服务业的自由进入，与服务要素与资源流动引发的空间重组，而且把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服务领域均涵盖其中。而内地居民“自由行”，则数倍地扩张了过去仅涉及港澳地区本地消费需求的市场，尤其是把中国规模最大的区域性内销市场——珠三角地区及广东部分地区纳入其中。由此，2003年“自由行”以后的市场扩张效应，首先表现在珠三角地区居民消费行为与结构的变化。由于大珠三角地区近年城市轻轨的突飞猛进发展，“自由行”则放开了珠三角地区居民进入港澳地区的限制。由此，目前珠三角地区的中产阶层消费出现了两极化现象，即高端消费，尤其涉及国际品牌的消费（目前这个消费业已发展到食品与保健用品等）在港澳；中端及日常消费往广州。这使过去相对隔离的港澳与珠三角地区的消费市场，开始有机地统合为一体。

其次，CEPA与内地居民“自由行”为港澳地区带来极大的收益。以2005年以来香港的服务贸易顺差看，旅游服务是近年发展最快的服务业，也是香港获取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2012年仅来自旅游服务、运输服务的顺差，就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11%。

澳门从内地居民“自由行”获取的市场扩张与收益表现更甚。2011年澳门的服务出口中，96%的来自非本地居民在澳门的消费（包括博彩、住宿、购物等），即旅游服务出口；以此资料计算，2012年澳门服务贸易顺差占本地GDP比重高达78.4%，以2011年96%的来自非本地居民在澳门的消费的数字计算，则有75%的GDP来自博彩旅游。根据统计，进入澳门的旅游人口6成以上为内地及珠三角地区居民，我们则可以此初步推断，“自由行”创造了澳门当年GDP的45%。

4．经济集聚的协同与扩展效应

三地产业集聚引致的协同扩展主要体现在经济总量、资本总量以及贸易总量在全球中所占地位。首先，大珠三角地区以占中国国土面积的0.6%，人口不到的5%, 2012年却集聚了中国外资直接投资存量（包括香港数字）的50%（珠三角为2988亿美元，香港累积的存量13015亿美元）。在全球外来直接投资存量21万亿美元中，香港与珠三角地区的总和，占全球FDI存量的8.2%；而在直接投资的流量方面，香港作为全球的投资中心，2012年在全球排位为FDI流入量的第三，流出量为第四。如果把珠三角地区的流量相加，则FDI流入量为985亿美元，占全球比重为7.3%，排名全球第三；而FDI流出量则合计为882亿美元，占全球比重为6.3%，超越中国内地（840亿美元，在全球排在第三位），排名也是全球第三。由此可见，大珠三角地区是全球最为重要的资本集聚与扩散中心之一。

在贸易量上，2012年大珠三角地区的对外货物贸易占中国商品对外贸易（包括香港、澳门数字）的比重分别为：出口40.8%，进口41.1%，是中国最大的货物对外贸易地区；而占世界货物贸易比重分别为：出口5.5%，进口5.2%。其贸易总量在全球排在德国之后，超过日本，是全球第四大对外贸易经济体。

而在服务贸易方面，2012年大珠三角地区占中国服务贸易（包括香港、澳门数字）比重分别为：服务出口59.1%、服务进口为37.5%；而分别占世界服务出口的4.5%，服务进口的3.3%。在全球服务贸易排名中，超过印度（印度出口为1476.14亿美元，进口为1251.44亿美元），排在服务出口的第6位、进口的第7位。也就是说，大珠三角地区也是位居全球前列的服务贸易经济体。

在经济总量方面，整体的大珠三角地区（包括香港、澳门）2013年GDP总量接近1.2万亿美元，在全球2013年GDP国家排名中，仅次于排位第15位的韩国，其经济总量排在全球的第16位。

5．竞争与制度示范的间接效应

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合作，在直接效应上可以通过计量得出判断与推论。然而，合作产生的效应不仅有直接的方面，也有间接的方面。事实上，间接效应更具长期与战略性的意义。

“一国两制”下的大珠三角经济区，实际上是港澳与珠三角地区之间市场开放，引致资本、人员与要素等资源在整个区域中自由流动、优化配置的结果。市场开放、三地企业的相互流动，不仅会在区域市场形成竞争机制，打破区内某些市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服务市场）因封闭、保护或行政权利导致的垄断格局，极大地激发市场的活力，扩张市场的容量，加速整个区域产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这就是经济学称之为鲶鱼效应——竞争效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珠三角地区一直维系着中国最具市场活力地区的原因。

大珠三角地区也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与市场体制最为发达的地区，其原因在于港澳与珠三角地区的经济整合中，香港的高度市场化与国际化的经济体制，对区内产生的蝴蝶效应—示范效应。由于港澳与珠三角地区的市场成熟度有较大的落差，港澳厂商，尤其是服务商的进入，不可避免会面临着巨大的制度摩擦。而消弭制度摩擦的关键，就在于珠三角地区不断地复制香港的市场制度，以及规范的国际标准的营商环境，这本身就为珠三角地区的企业以及管理部门提供示范作用，并推动珠三角地区的市场制度不断走向完善。

竞争与制度示范效应在大珠三角地区不仅仅发生在微观的市场领域，更可扩展到三地之间的制度竞争与借鉴。大珠三角经济区与世界其他的跨境经济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是一个两种制度的经济区。大珠三角地区的区域经济整合过程，也就是两种制度的相互竞争、相互借鉴，发挥各自所长与优势的过程。因此，这种制度之间的竞争与示范，可以说是大珠三角经济区成为全球最具经济活力区域的基础。

作者简介：封小云，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兼职教授。

[责任编辑：刘泽生]

（本文原刊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