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本书的核心概念

我国的乡村旅游起步较晚，且与“城市信仰”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密不可分。法国情景主义者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从哲学的高度出发，延续马克思商品化理论，提出了景观社会理论。他将景观社会看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景观的逻辑是继商品化逻辑之后的一种新的控制方式和更加抽象的逻辑，即对人的控制并不是赤裸裸的，而是让人迷失在景观幻象的无形管控中。受惠于经验调查和文本启发，笔者提出“制造景观”这一概念，作为本书的核心语词。因此，本书将“制造景观”引入乡村旅游研究中来，用以表征乡村旅游在现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存在仅仅是作为一种被展现出来的图景，乡村旅游的开发过程也是旅游景观的制造过程。

目前中国社会仍然处于“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和集权化”的工业社会阶段，大众普遍认可的生产价值占据主导地位，其最终目标指向经济价值的不断积累和利润的不断获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实际上是一种景观的制造，制造出宏大的景观是资本获利的法宝，旅游开发就类似于制造景观，在景观（商品）制造（生产）的过程中，生产出来的景观并不是为了满足游客的真实需要，而是为了资本的增值和财富的累积，依靠（对景观的）消费来维持制造（生产），景观的使用价值已经服务于交换价值。乡村旅游的开发陷入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思维泥沼中，必须以“产量”、“增值”和“增量”等作为自身存在的价值。在商品化、理性化和标准化等现代开发理念指导下的村寨文化，跟城市景观并无不同。如德波所言，“旅游业——打包消费的人类流通、商品流通的副产品——其实不过是去观看什么将变得陈腐庸俗的一种机会。到不同地方去旅游的经济组织已经本质上保证了它们的等值。删除了时间的现代化（这涉及旅游），同时从它自身中也删除了任何真实的空间”。但德波过于强调景观对人的控制性，而人完全丧失了自主性，笔者认为中国基层社会中宗族、血缘和认同等传统因素以及具有现代反叛意识的游客仍然会对景观秩序产生一种抱怨、抵抗和反叛，即景观秩序中存在控制的一面，也会有反控制的一面，这就是行动者意义上的文化商品化研究。

本书将景观制造定义为：景观制造是权力和资本等制造者们将地方习俗、文化、族群生活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等制造成一种旅游景观的过程。当地文化被开发商和政府视为一种可以供游客消费的商品和景观，通过权力、文化和资本之间的博弈，作为乡村旅游核心的地方文化则按照资本化、工业化和理性化的商品消费逻辑（景观逻辑）进行制造，从而产生出新的商品类型——景观，来满足资本所认定的游客探奇和猎艳的消费思维和心态，即在工业化的文化限定下的景观消费。殊不知，这样的旅游景观已经从当地场景中被置换出来，与现代城市文化在本质上毫无差别。旅游地最大的竞争力源于一种差异性、地方性和异域感，即拥有一套有别于其他地方和社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系统，而景观的制造过程反而是在对差异性、地方性和异域感的同化、消解和夷平。景观制造的逻辑就是资本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扎根于乡村旅游社区，并将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连根拔起，最终导致游客和当地人“主体间性的诗意化栖居”受阻。

在景观制造的过程中，不同的行动者有不同的表现和行为。然而，作为大众游客，他们则迷失在景观制造的幻象中，沦为景观的囚徒和被支配者，甚至是合谋者。而对于真正的乡村旅游者而言，他们是不满意的，他们需要的是体验另一套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在经验实践中，游客并未体现出德波所说的那样的完全无助和丧失抵抗，而是以一小股反抗的力量出现。对于当地人而言也是如此，当地村民既有在生计危机和利润刺激下对景观社会的认同，也有因遭遇剥削和文化失落而发出的反抗。这就是行动者理论显现出的优势，在构建出强大的景观监控中，有景观的俘虏，也有景观的对立者。本书建立起以游客和当地人为代表的行动者逻辑，打破包括德波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对物化、商品化、强制与对抗等方面的单一向度的认识，如凯尔纳所说，“在这个世界中，金钱不能买到一切，神秘化的能指与实际的人类需求无关。在后现代的消费文化中，主体穿着设计者的工装，但是却仍然郁郁寡欢；景观变得无所不在，但是人们仍然感到厌烦；日常生活变得一钱不值，而人们都知道这一点”。尽管在权力、资本和文化三者的相互博弈过程中，前两者始终占据上风，但文化的抵抗作用仍然不可忽视。景观秩序的统治并不是铁板一块，而位于其中的行动者以一种反景观秩序的对抗者身份现身，统治与反统治、控制与反控制、同意与对立及迷失与反抗同时存在。本书也将景观制造过程中的抵抗和对立的具体现象呈现出来，从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分析本地人和游客的反抗与斗争，既有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又有微观层面的生命政治学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