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融合的宏观理论（社会层面）

社会融合理论可以追溯到社会学创始人那里，马克思、滕尼斯、涂尔干等人以及后来的社会学家都为这一议题贡献了自己的思想。社会融合的宏观理论很重要，它从制度、阶层、社会形态、社会系统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社会融合问题产生根源的解释，为我们提供了在宏观社会背景之下理解社会融合及其产生、发展过程的基本视角和思路。社会融合的宏观理论有社会分层理论、社会团结理论、社会整合理论、社会距离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社会支持理论、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理论、社会政策与社会公平理论。

（一）社会分层理论

在社会学中，社会分层这一概念用来描述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资源在不同群体之间不一致的分配状况，解释在此基础之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并进而理解社会结构的形成和社会事件的发生、结果。社会分层的本质在于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资源占有差异和阶层意识差异），而这种差异将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与社会群体的划分，并进而可能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的分裂与排斥。在社会融合领域，社会分层成为影响不同群体之间社会融合状况的首要因素。社会分层理论体系庞大，按照基本的理论取向，可以分为批判主义、人文主义、功能主义三种理论；按照社会分层理论的发展时期可分为古典时期社会分层理论、现代社会分层理论和当代社会分层理论。

1．批判主义社会分层理论

马克思是社会分层理论批判主义研究范式的开创者，这一范式为理解社会融合提供了这样一个角度：从资源（物质的和文化的）占有状况所产生的社会阶级划分出发，去理解实现社会融合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以自己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提出了著名的阶级社会理论，这一理论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划分为核心，并通过区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将人类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群体。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是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而只能以出卖自身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则是被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群体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把资产阶级消灭，人类社会才会进入没有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群体之间才能实现真正的融合。

二战结束以后，随着社会结构调整和新的社会阶层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出现了新的现实转变，这一时期的批判主义社会分层理论集中在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和精英阶层的研究，社会分层内容关注点由经济向知识、技术和权力转变，这一时期的主要理论有：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后工业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以及精英理论。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修正的核心在于将中产阶级引入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的二重阶级结构中来。后工业主义社会分层理论则重视技术变迁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强调专家、知识分子等将作为新兴的文化统治阶级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而传统工人阶级的重要性逐渐衰退。精英理论主要研究精英与权力分层的关系问题，理论取向有马克思主义、多元主义、阶级支配论和精英理论（李春玲、吕鹏，2008），它意在回答“统治阶级是谁，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是什么”等问题。

当代批判主义社会分层理论主要侧重文化分层、性别分层和后共产主义国家转型之中的社会分层，代表性理论有：布迪厄的阶级和分层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理论。布迪厄从社会互构论的角度出发，提出阶级是物质资源和符号资源双向动员而建构出来的，与马克思相比，布迪厄特别注重从文化、教育、符号等方面探求阶级的划分和再生产。女权主义理论更多的是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的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涉及男女之间诸如工资收入、家务劳动、社会流动、职业晋升、教育等不平等问题的讨论。后共产主义社会分层的研究涉及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转型中特殊的意识形态、制度结构、社会环境、权力关系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其基本的研究问题是探求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关系，侧重点在于探求政治权力在市场转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精英阶层在市场转型中的阶层再生产状况。

2．人文主义社会分层理论

与批判主义理论流派认为的生产领域中某一基本关系是划分阶级的标准不同，人文主义理论流派更侧重从现实的社会领域寻求划分阶级的标准。韦伯是社会分层理论人文主义范式的开创者，他在社会分层理论领域的贡献主要有三：一是在强调经济因素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之上，韦伯补充了身份和权力地位作为划分阶层的重要标准（格伦斯基，2001）；二是在探讨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时，韦伯提出了“社会封闭”的概念，成为理解社会分层形成和维持过程的重要机制，也为理解社会整合和社会融合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视角；三是韦伯构建的科层制的框架成为理解社会分层的重要社会背景。此外，韦伯还强调技能、教育、职业对阶层划分的影响，为以后学术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地。

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被发展为新韦伯主义阶级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应该重新从韦伯的思想中去挖掘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社会分层等级体系的研究之中。帕金（1979）在韦伯的“社会封闭”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封闭理论。这一理论的要点是：社会封闭的基本特征是排斥和内固，排斥是指社会群体为了维持和增强自身的特权而企图垄断某一利益并制造一个在他之下的群体，内固是指受排挤阶层加强内部的联系和团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保持和建构自身阶级地位的社会排斥工具是财产制度和专业资格证书或文凭，当今的社会排斥由集体主义类型的社会排斥转向个人主义的社会排斥。吉登斯（1973）在韦伯阶级概念基础之上，提出了阶级结构化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阶级是享有共同的经济机会——吉登斯称之为“市场能力的人”组成的群体，市场能力包括三方面因素：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教育和技能资格的拥有状况和体力劳动能力。市场能力的大小不一定能够导致阶级的形成，还有一些中介因素在发挥作用，即吉登斯称之为“阶级关系”的结构化过程，这一过程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阶级关系的中介结构化，其二是阶级关系的临近结构化。中介结构化是基于市场能力导致阶级结构的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由流动机会的分布来控制；临近结构化主要是指在基本阶级结构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化各阶级的特征和阶级之间关系的过程。洛克伍德（1958）继承韦伯根据市场状态划分阶级的思路提出了测量阶级归属的操作化指标，他在《黑套工人》一书中提出有三个因素决定了个人的阶级位置：第一个因素是市场状态，它取决于个人的收入、就业和职业上升机会；第二个因素是工作状态，它取决于个人在劳动分工中的位置；第三个因素是身份状态，它指个人在社会声望等级中的位置。戈德索普以职业的市场状态和工作状态为阶级划分的标准，以体力劳动者和非体力劳动者为最基本的阶级分割，直接描绘出了当代英国社会阶级分类图。

总之，人文主义社会分层理论强调社会分层的多元性，主张从职业、身份、收入、权力等多维度来确认社会分层划分的标准。人文主义社会分层理论对社会融合领域的启发就在于提醒我们要从多角度看待流动人口的阶层归属问题，并寻找、比较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划分标准给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带来的难度与差异。

3．功能主义社会分层理论

功能主义社会分层理论与批判主义和人文主义社会分层理论的不同在于，功能主义视角不太关注阶级区分、阶级冲突等问题，反而更强调社会结构、社会系统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因此社会分层只是这一理论流派在更为宏大的关注点——社会整合——之下有关社会分层与社会整合之间关系的认识。功能主义社会分层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化是合理的，在实现社会功能、社会整合上也是必要的。涂尔干是功能主义分层理论的开创者，他的社会分层思想主要体现在强调职业在社会分层和阶级区分中的作用上，在其代表作《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涂尔干提出了两个不平等的概念，一个是外在不平等，另一个是内在不平等。外在不平等是由于人的出身背景不同而导致的不平等，内在不平等是由于人的才能差异导致的不平等。涂尔干认为工业社会需要的是内在不平等，需要把有才能的人放在能够发挥他们才能的较高位置上，而外在不平等将威胁到工业社会的社会秩序和劳动分工的功能作用。

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分层理论主要集中在对声望分层的研究上，他认为社会声望是社会分层的主要维度，阶级的划分也是按照声望的高低来划分的。所谓的阶级就是有着相互关系的联合体中享有同等价值评价的一群人（Parsons, 1954），因此，享有同等声望或者相似社会地位的人就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阶级。帕森斯的社会分层理论有以下四个核心论点：个人在声望等级系统中的位置取决于其他社会成员对他的道德评价；这种道德评价是由共同的价值体系来决定的；共同的价值体系是由这个社会最基础的组织来确定的；最好的遵从和体现这些价值的人就可以获得较高的声望地位和财富（李春玲、吕鹏，2008）。此外，帕森斯还认为，美国社会经济组织最为重要，因此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就侧重于职业结构中各类职业的功效作用，所以在职业结构中居于重要地位的人就能够获得高的声望地位和收入，帕森斯的这一论断开启了海特、布劳、邓肯等人的职业声望分层研究。海特（1950），诺卡、特尔斯（1994），崔曼（1977）等人通过对职业声望等级的研究证明，不同职业的声望得分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国别和民族中都有高度的统一性。邓肯（1961）和布劳（1967）则将职业声望得分与相应的职业收入和教育水平相统合，建立了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EI）测量方法，并采用路径分析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过程进行分析，给社会分层领域带来了结构性的变革。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之下，帕库尔斯基和沃特（1996）、贝克（2004）等人提出的阶级消亡抑或个体化不平等将代替阶级分析的观点，对社会分层研究形成了极大的冲击，格伦斯基和索内森等人从涂尔干《社会分工论》中吸取思想，提出了后涂尔干主义的分层理论。他们认为应该用小群体（各类职业联系体）的阶级概念来取代以往的阶级概念。首先，这是因为这些职业群体是拥有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其原因在于：①职业的自我选择过程使有着类似心态的就业者进入了相同的职业群体；②同业者之间的互动趋向于强化和细化共享价值；③除了非正式的同业者互动有同质化效应以外，学徒、资格审核和专业学校等明确的训练和社会化方式，也具有同质化的作用；④同业者相同的职业义务使他们具有了共同的利益并且共同去追求这些利益（李春玲、吕鹏，2008）。其次，典型的集体行动也发生在职业联合体之间而不是聚集在阶级之间，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地方性的联合体追求的是较小的、同业性的利益，而不是追求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利益。

功能主义社会分层理论为我们研究社会融合提供的一个最重要的切入点就是对职业声望的研究，在此理论看来，职业声望体系已经成为划分当代阶级地位的根本指标，处于同一职业等级的群体的人不仅具有相似的社会地位，而且分享着相同的价值体系。从我国流动人口就业现状上看，大部分流动人口的就业主要集中在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职业收入和声望都难免与城市本地人口存在一定的差距，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在就业上已经形成具有异质性的两类群体，并进而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已经形成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较差的常态。

（二）社会团结理论

社会融合理论的源头是社会团结理论，可以追溯到古典社会学有关“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不同整合逻辑的区分，对此进行过重要论述的主要有滕尼斯和涂尔干。滕尼斯将人类生活的形式分为共同体和社会两种基本形态，他认为在共同体那里，人们的关系是以血缘、亲情和伦理团结为基础的，因而人与人的关系是亲密的、和睦的、单纯的；而社会则是基于政策和特殊利益而形成的，是公众性的、理性的、计算的。在共同体当中，人们按照本质意志生活，人们的目标和手段完全合二为一，自然地结合在一起；而在社会当中，人们按照选择意志生活，人们会反复地权衡利弊，采取某种行动取决于是否有助于个人利益（贾春增，2008）。共同体和社会的基本差异见表2-2。

滕尼斯（1991）认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共同体一步一步地迈进社会，“整个运动可以理解为这样一种倾向：从原始的（简单的、家庭的）共产主义和从中产生的、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村庄的、城市的）个人主义，走向独立的（大城市的、普遍的）个人主义和由此确立的（国家的、国际的）社会主义”。但另一方面共同体的力量仍然保留着，而且依然是社会生活的现实力量和社会基础，这样共同体与社会的发展便产生一种内在的张力，而这种张力的外在体现——城市和农村的对立运动——构成了社会经济历史的全部内容。滕尼斯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他明确指出了以共同体为基本生活形式的乡村和以社会为基本形式的城市在价值观、人际关系、处事方式、生活习惯等各方面所天然存在的差异，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社会融合所面临的社会与文化处境的一些基本观点和看法。

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概念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迅速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推进，原有的封闭式的传统农业社会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迅速瓦解，整个社会结构处于大变迁，社会面临大分裂的情况下提出的。这一概念指的是一种把社会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纽带，是一种建立在共同情感、道德、信仰或者价值观基础之上的以结合和吸引为特征的社会联系状态（贾春增，2008）。涂尔干在著作《社会分工论》中，根据工业社会和传统社会形态的对立，将社会团结划分为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两种基本形态，他认为传统社会的人们是通过一种强烈的集体意识将同质性的个体结合在一起（机械团结），传统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所有的群体成员的共同感情和共同信仰组成的”，而现代社会则建立在社会成员的异质性和相互依赖的社会链接纽带（有机团结）之上，是由“一些特别而又不同的职能通过相互间的确定关系结合而成的系统”。集体意识的强弱是区分这两种社会团结类型的主要标志，而社会分工是这两种团结类型产生和转换的原因。社会分工的发展产生了两方面的效果，促成了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化。一是劳动分工及专业化的发展，影响到人的生活方式，减弱了人与人之间的同质性，为人的意识和个性的发展提供了空隙，削弱了集体意识；二是造成了社会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从事不同职业的个人和群体为了个人的生存必须要同其他群体发生联系、相互帮助，这种客观的需要反映到人们的意识中就形成了相互依赖感、联系感和团结感，随着分工的发展，这种由分工带来的普遍的相互依赖感也就取代了集体意识在维持社会整合中所起的作用，为社会整合提供了新的基础。既然分工已经成为社会整合的基础，那么反常的分工将带来社会团结的破坏，反常的分工形式有三种：其一是分工增长引起社会结构剧烈变化，而与此同时社会道德规范又没能跟上，致使社会调节发生故障，无法维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失范”状态；其二是建立在社会不平等基础上的强制性分工以及强制性规范，这种分工由于不是出自当事人的意愿，因而不仅不能有效维持社会团结，反而会引起阶级斗争，破坏社会结构；其三是纯粹出于经济和技术上考虑而缺少道德基础的分工也无法起到社会团结的作用。除此之外，涂尔干还强调了极端的个人主义对现代社会有机团结的破坏。对于以上社会团结可能出现的破坏情况，涂尔干开出的药方是，全面加强社会道德规范建设，建立与社会分工结构相适应的多层次的社会道德和信仰价值体系，培养有机社会的共同集体意识，同时涂尔干还特别重视共同情感的纽带作用，他认为，如果不能定期维护和重申那些可以形成社会统一和人格的集体情感，社会就将不复存在。因而，必须借助宗教或政治的庆祝仪式、聚会、集会和会议、教育等形式，重塑人们的共同情感，将人们紧密地围拢在一起（吴晓林，2013）。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开创了研究社会团结、社会整合领域的先河，与滕尼斯的理论相比，涂尔干强调了社会分工以及随之产生的职业团体对社会形态转变的影响，为理解社会融合所产生的社会背景——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及由此带来的人的转变——提供了思路。

（三）社会整合理论

1．帕森斯的社会整合论

社会整合理论继承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并由帕森斯、洛克伍德、卢曼、哈贝马斯等人发展，形成了庞大的社会理论体系。帕森斯的社会整合理论是嵌入于其庞大的社会系统理论之中的，帕森斯认为，整个社会（结构）趋向于分化为四个子系统。经济系统是专门从事社会适应功能关系的主要子系统，它的目标是生产一般便利条件，以作为制造一切可能用品的手段。目标实现子系统注重于一个社会的（广义）政治功能，它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能力以完成系统目标。社会统一子系统使更大的社会系统免受不适当的内部冲击，并把价值方式与行为者的动机结构相联系，这个过程保持了价值方式的制度化。社会统一子系统的作用有二，一是通过价值方式的制度化实现社会的控制，其重要作用机制是社会统一子系统通过“对人格系统的整合也就是通过社会化和社会控制的方式来实现个人或组织对社会价值观的内化，并通过制度化、人际约束、仪式活动等确认行动者的角色，并以此来消除紧张和越轨行为”（张翼，1994）；二是生产一种“团结”的一般化能力，这种能力根据系统的统一需要，使系统单位的行为“保持一致”，并抑制或者扭转偏差行为的干扰倾向，促进形成和谐合作的条件。模式维持和紧张处理子系统注重制度化的文化，制度化的文化主要体现在价值定向的模式上，它具有维持社会文化价值的功能（帕森斯，1989）。在帕森斯眼里，社会整合功能的主要承担者是社会统一子系统，而社会整合这一功能得以实现的条件则是模式维持和紧张处理子系统（帕森斯，1989），两者的共同作用保证了社会某种程度上的“团结状态”的实现。

2．洛克伍德的系统整合论

洛克伍德继承功能主义的社会整合理论和马克思的社会变迁思想提出了系统整合理论，这一理论的理论目标主要是在批判、综合规范功能主义和冲突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以系统整合为核心的社会变迁观。与帕森斯社会整合理论的核心关注点——对社会秩序的维持不同，洛克伍德的系统整合理论更加关注的是系统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对社会变迁的决定性影响。在回顾了马克思阶级冲突理论并受到其“系统冲突的社会变迁观”的影响之后，洛克伍德（1964）提出了自己的系统整合理论，这一理论的要点有：①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不同在于，社会整合把注意力放在行动者之间有序的或冲突的关系上，而系统整合关注的则是一个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序的或冲突的关系；②结构性的矛盾也就是系统之间的冲突才是社会变迁的源泉；③系统的核心在于制度，对于一个社会系统的张力与可能的变迁而言，源泉之一是该系统的核心制度秩序与其物质基础之间的不能良好匹配；④在这种情况下，物质基础有助于某些社会关系的发展，而这些社会关系一旦得以实现，将直接威胁到既有制度秩序的继续生存；⑤由系统的制度秩序与其物质基础之间的功能失调而产生的某种典型的“压力”，将成为该系统的标志特征；⑥系统的潜在社会关系是否能够最终得以实现，将取决于制度秩序的维续方面，拥有既得利益的群体是否能够成功地处理系统面临的特定危急事态，以及表现出来的态度与能力；⑦如果这些危急事态导致了系统功能失调的进一步激化，如果既得利益群体所采取的补救措施（无意之间）导致了系统的潜在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实现，那就会产生社会瓦解与制度秩序变迁的恶性循环，相反，如果补救措施颇见成效，制度秩序将维持原状。

3．卢曼的系统整合论

卢曼的系统整合理论与经典理论家们不同，卢曼认为，当代社会已经是一个高度分化并且多面化的社会，其基本特征是功能上的急剧分化，即现代社会的结构和制度变得越来越专门化、技术化、独立化，因此现在的社会理论家再也找不到具有统一性的整体价值结构、共同情感来充当实现社会整合的工具，因此只有借助于由功能决定结构的新型功能结构论（高宣扬，2005）。面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状态，卢曼指出，只有系统才是简化世界复杂性、实现社会整合的唯一有效工具，“系统就是记录、重构和简化世界的复杂性，通过这种简化过程，行动者使世界变得更加适应人类需要的一种最低程度的秩序”（高宣扬，2005），因此卢曼对整合的定义就是“系统限制彼此的自由度”（Luhmann & Niklas, 1997）。那么系统又是如何维持社会之间的联系促进社会的整合的呢？卢曼认为，系统有两大基本属性，一是系统的自我再制功能，二是通过系统之间的沟通促使社会各部分发生“结构性的联系”。系统的自我再制，是指“系统被设计成经由他自己臣属于自我再生产的选择性，再生产他自己的”，而这一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复制和再生产系统本身，而是“这些要素必须与以前的要素有所不同”（卢曼，2008），因此系统可以通过自我再制来面对不断分化的社会环境。系统的结构性联系，是指社会系统作为一种沟通的系统，要通过沟通的循环操作来制造并维持它的“统一”，通过沟通社会的各部分得以实现协调与整合。系统的这两大基本属性成为系统实现社会整合的条件。

4．哈贝马斯的沟通整合论

哈贝马斯继承经典社会理论家们如马克思、韦伯、卢卡奇等人对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批判的传统，并融合涂尔干、帕森斯等人的相关理论提出了沟通行动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社会整合观。为了更好地理解科技理性对人们生活世界的入侵过程，哈贝马斯在帕森斯AGIL模型基础之上，提出了理解社会的“系统-生活世界”二分法。这里的系统指的是社会的制度、组织，也可理解为研究社会世界的一种分析架构，对应着帕森斯AGIL模型中的经济系统（A）和目标实现子系统（G）；生活世界是指人类得以生活于其中的一些背景资料与知识，这是生活在一起的社群与团体所共享和共有的，其主要作用是促使人类之间相互沟通，对应着帕森斯AGIL模型中的社会统一子系统（I）和模式维持与紧张处理子系统（L）。哈贝马斯认为，现代西方社会是一个理性化不断发展的社会，这种发展所产生的一个重要问题就在于原本是经济系统和目标实现子系统的运作逻辑侵入了社会统一子系统和模式维持与紧张处理子系统之中，系统逐渐控制了生活世界。其主要表现有两方面，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领域被人们从传统环境中分离出来，使其转而隶属于理性审查和思辨的统治（威廉·乌思怀特，2009）；另一方面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活动，被市场机制和科层化的权力所侵蚀了，也就是导致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阮新邦、尹德成，2006）。而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恶果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逐渐变为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关系，人人从个人利益出发，自行其是，沟通和了解逐渐难以达到，而规范又不能制约和协调个人的行为，社会的团结与整合出现了危机。那么如何挽救这一社会整合危机呢？哈贝马斯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人与人之间要相互沟通、理解，从而使社会能够重新建立共识，协调人际交往，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通过沟通行动（阮新邦、尹德成，2006）。在哈贝马斯眼里，承担现代社会整合功能的沟通工具是法律。法律具有两方面的特性：强制性和认受性。这两方面的特征弥补了传统行为规范有效性的不足，因而可以被认为是社会整合的一个基础。

（四）社会距离理论

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在《模仿律》中首次使用了“社会距离”这一概念来表示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异，他认为社会距离存在于社会的不同阶级之间，是不同的阶级之间亲密程度的反应。阶级差别就是阶级距离，阶级距离可以通过阶级之间的相互模仿来弥补阶级之间的差异。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从主观意义上对社会距离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将距离感引入个人在现代化大都市中日常生活的分析。齐美尔认为，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性的增长，工具理性逐渐成为社会思维的主导模式，人们在享受物质财富、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便利的同时，人的精神生活却缺少了一种意义感和对他人的亲近感，人在都市中也仿佛成为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城市人为了抵御以上的要素对自身心理的影响，就必须具备五种文化特征：理智至上、计算的性格、傲慢冷漠、矜持保留、自我表现，因此社会距离的亲近与疏远构成了自我与外在客体内容间的一种具有内在倾向性的精神联系和多样性的张力存在，成为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屏障”（周晓虹，2007）。

真正将社会距离理论应用到群体研究的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帕克，他继承齐美尔的思想，将社会距离理论应用到美国移民和种族关系的理解中，“使得我们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自身与我们所不能完全理解的种族和阶级之间的区别和隔离”（Park, 1950）。帕克认为，社会距离描述的是一种主观思想状态，是人们与他人亲密关系的尺度。社会距离可分为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也可分为水平距离和垂直距离。其中水平距离指的是一种距离扩张和缩小的态势，垂直距离是具有地位差别的优越和自卑。帕克认为，社会地位是决定社会距离的根本因素。“在美国，特别是种族关系是一种固定的和习俗的社会距离，它确保黑人在他自己地位上安分守己。只要他安分地待在他的位置，保持他的距离，就可能创造一种上层与下层之间的脉脉温情”（科瑟，1990）。而文化差异则成为影响种族群体融合的重要因素。“一个种族和群体与其他种族和群体之间的文化现象与融合和混合现象具有密切关系。文化的残留意味着彼此适应和融合的不成功。一个文化群体持有这种残留的文化，继续保留以往的语言和风俗习惯，继续拥有他们的种族认同等”（卢国显，2005）。

如果说前面几位社会学家对社会距离的探讨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那么博格达斯则是第一个将社会距离进行实证测量的。1925年，美国社会学家博格达斯在其《社会距离及其测量》一文中，提出了“社会距离测量法”。博格达斯将社会距离定义为“能够表现一般的前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特征的理解和亲密的等级与程度”。为了测量这些等级和程度，他选取个人（美国人）对其他民族、宗教、种族群体的态度为测量对象，设计了一种社会距离测量表，这一测量表有如下指标：①愿意与其通婚；②愿意让其参加本社团的活动；③愿意与其作邻居；④愿意与其作同事；⑤愿意让其成为美国公民；⑥只愿他作为美国公民；⑦不愿他与美国发生任何接触。博格达斯利用量表的技术将主观态度数量化、客观化，实现了社会心理学实证化研究，自此之后许多人便采用此种方法研究群际关系，如劳曼（1965）对职业主观社会距离与一个人的职业和阶级位置进行了研究，拉豪恩和卢米斯（1966）则采用五类样本对美国和墨西哥两个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的少数民族、宗教和其他群体之间社会距离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帕格尼尼和摩根（1990）利用美国1910年统计资料和1908年到1918年的婚姻等级资料对美国社会中新老移民的种族通婚的状况进行了研究等。

社会距离概念体现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亲近或疏远的等级与程度，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这一领域，对社会距离的研究既可以反映出流动人口与城市本地居民社会差距的客观动态变化，也可以反映出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心理和文化层面的主观亲近感。作为理解群体融合和隔离的重要指标，社会距离是衡量阶层与阶层、群体与群体之间客观差距的重要切入点，为我们了解社会阶层、群体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思路，因此社会距离的研究对促进群际关系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

（五）社会排斥理论

社会排斥是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社会主流文化和关系网络之外，不能获得正当的政治、经济、公共服务等资源的过程或状态。早在1974年，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在其《被排斥群体：法国的十分之一人口》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社会排斥”概念（阿玛蒂亚·森，2005），用来指称那些受到排斥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包括“精神或身体有残障者、自杀者、老年病患、受虐儿童、药物滥用者、过失者、单亲父母、多问题家庭、边缘群体、叛逆者及其他一些不适应社会环境的人”。此后有关社会排斥问题、理论、政策的探讨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社会排斥的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大，如布查德特等（1999）就认为，社会排斥指的是社会成员在消费、生产、政治、社会互动等方面参与性的不足，而这一定义实质上将社会排斥的研究推向了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诸领域。吉登斯（2001）则认为应该从过程理论的视角开展社会排斥的研究，应该研究社会排斥的机制，即社会成员如何在社会过程中被排斥在参与社会生活之外，使得社会排斥的研究具备了动态性和历史性。西尔弗和德汉将社会排斥划分为三种不同范式：“团结型社会排斥”、“特殊型社会排斥”和“垄断型社会排斥”。“团结型”范式认为，社会排斥是指个人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纽带的削弱与断裂过程。“特殊型”则深受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它认为社会排斥是一种歧视性的表现，是群体性差异的体现，这种差异否定了个人充分进入并参与社会交换或社会互动的权利。“垄断型”认为群体差异和不平等是重叠的，它将社会排斥定义为集团垄断所形成的后果，其突出表现是权力集团通过“社会封闭”来限制外来者的进入（孙炳耀，2000）。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面临普遍的福利国家危机，需要通过改变社会政策来重新调整福利资源的分配，在此情况下，社会排斥理论就担负着重新诠释社会福利伦理和原则的重任，因此引起了一些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关注（彭华民，2005）。1988年，在第二次欧洲反贫困运动中，欧共体委员会在它的文件中首次使用了“社会排斥”这一概念。1989年，欧共体将这一概念写进了《欧洲社会宪章》的序言中，并认为社会排斥不能简单地归为资源不足，反社会排斥是保障个人和家庭能够有体面的生活条件，能够融合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的过程。在反排斥的过程中，欧共体制定的使社会成员融入社会的标准是：教育，能熟练地掌握基本技能，培训，工作，住房，社区服务，医疗照顾（彭华民，2005）。对社会排斥关注较早的是英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专门成立了社会排斥局来研究和处理社会排斥问题。英国政府将社会排斥定义为，人民或者是地区遭受到失业、低技能、低收入、简陋的住房、高犯罪率、不健康和家庭破裂等问题的综合影响，不能有效地参与社会生活（Unit & Britain, 2001）。在法国，社会排斥问题也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1998年法国政府通过《反排斥法》，这一法律规定了关于“工作和培训权利、居住权利、反对驱逐房客和居住隔离、存款法和担保规则、处理过度负债、获得文化和教育、扫盲”等方面的措施（熊光清，2008）。1999年，法国成立贫穷和社会排斥监测部，其职责主要是：收集贫穷、风险和社会排斥形势的信息，开发相关知识和信息系统，研究、调查和评估相关措施的进展情况（熊光清，2008）。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结果状态，许多研究者对社会排斥的形成原因也做了理论探讨。如欧洲委员会认为存在许多社会排斥的制度性或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包括：①因全球化、技术变化、产业调整而引发的劳动市场变迁，使最不适应就业环境变化的个体被边缘化；②知识型社会、信息社会的发展使得低技术和缺乏新知识和技能的人被边缘化；③社会人口变化，如人口老龄化、出生率的下降、家庭结构的变化等，使得一部分群体被排斥；④一些区域，比如旧的城市工业区缺乏资本投入，基础设施落后，使得该区域人群处于贫穷和社会排斥之中（丁开杰，2009）。英国社会排斥局对社会排斥形成原因的总结与欧共体类似，只是在其基础上区分了社会排斥过去和现在的不同形态和产生原因，它认为过去引发社会排斥的要素包括：①老龄化、社会抚养负担加重、家庭变迁，尤其是单亲家庭的增加等人口学因素；②失业、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增加等劳动力市场因素；③税收体制落后、社会补贴减少、社会保障不到位等政策性因素。现在引发社会排斥的因素则包括低收入、失业、教育、身体状况、交通、住房、社会资本、犯罪等要素。其中，低收入是当前引起社会排斥现象的关键要素（Bradshaw, Kemp & Baldwin, et al. , 2004）。西班牙学者琼·苏比拉茨认为，社会排斥现象本质上是在现代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不断变化的关系性现象。社会排斥的产生因素有三，第一是社会多层面的裂化。其包括：①国际移民的大量流动带来种族多样化，在法律、经济、文化、家庭等方面产生了多重不稳定性；②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社会抚养率提高；③婚姻的新形态显现，同居、单亲、未婚先孕等现象频现。第二是后工业经济对就业产生的影响。传统工业经济向以信息经济为基础的后福特生产体制转变，对劳动力市场、就业和劳动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①结构性的、成年人的、长期的失业，产生了新的社会失败者；②大量低质量的、不需要技能的工作；③不受集体谈判协议保护的低工资。第三是福利国家的融合性不足。一方面，一些制度设计不具有融合性；另一方面，与社会福利相关的一些市场已经对弱势群体形成更强的歧视（如土地市场和不动产市场）。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社会政策研究者都热衷于使用社会融合这一概念，因为他们逐渐意识到，反社会排斥就是要确保任何人都能享受到居住在组织良好的现代社会之中，也就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强大而又有凝聚力的社区，这也就是社会融合的概念，因此社会融合逐渐成为西方社会政策研究和社会政策实践的核心概念。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过程中，社会排斥作为社会融合的反面可以为我们揭示社会融合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五方面面临的现实处境问题，揭示新的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之下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面临的压力。

（六）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支持这一概念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有关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的研究，研究发现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一方面社会支持能对处于压力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保护，另一方面社会支持对维持一般的良好情绪体验也具有重要意义（Cohen & Wills, 1985）。此后便有众多的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有索茨、马特、范德索尔、维尔曼、林南、库恩、卡特那、罗素、巴勒内尔等外国学者，也有李强、郑杭生、张文宏、蔡禾、陈成文等中国学者（周林刚、冯建华，2005）。总的来说，以上学者认为社会支持这一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物质性支持、情感性支持、行为性支持、社会网络支持。实施社会支持的主体对象是家庭、亲友、邻居、社区、企业和国家，接受社会支持的客体对象应是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

目前，社会支持理论的核心关注点在社会支持与个人心理的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这两点上，并围绕此形成了若干的理论及相关模型。在个人身心健康与社会支持的关系上主要形成了主效应模型和缓冲器模型。其中主效应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对个人的身心健康具有普遍的帮助作用，社会支持在平时能够维持个体良好的情绪体验和身心状况，从而有益于心理健康（李强，1998）。缓冲器模型是针对个体面对社会压力时，社会支持对个体的帮扶作用，这一模型认为社会支持一方面可以在个体面临社会压力条件下提高个体对外界支持的感知能力，从而降低对社会压力事件严重性的评估；另一方面，社会支持也可以提供解决问题的策略，从而帮助个体减轻压力（倪赤丹，2013）。

对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社会支持中的关系特质以及社会支持的网络特征上。对社会支持中的关系特质的研究集中在关系强度、亲属和朋友关系、空间接近与交往关系、相似性等方面。对关系强度研究比较早的是格兰诺维特（1973）、林南（1982）、边燕杰（1997）等，核心争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对社会支持的作用强度大；亲属和朋友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亲属和朋友在社会支持网络中发挥的作用、强度、差异（Crohan &Antonucci, 1989; Wellman & Wortley, 1989）；空间接近与交往关系的研究则意在证明亲属、朋友空间距离远近对交流和支持性关系的影响（Wellman& Wortley, 1990; Campbell & Lee, 1992; Carrington & Hall, 1997）；相似性的研究则突出体现在个体之间的相似性、异质性影响社会支持的意向、支持强度等（Marsden, 1988; Wellman & Wortley, 1990）。对社会支持网络特征的研究集中在网络规模、网络紧密度、网络中心度上。网络规模研究是指社会支持网络规模给人带来的社会支持力度的大小（Stokes, 1983; Riley &Eckenrode, 1996）；网络紧密度研究意在证明社会支持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给社会支持带来的影响（Burt, 1987; Pescosolido & Sharon, 1989）；网络中心度研究集中在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重要程度和中心程度及其受到社会支持效能的影响（Burt, 1992; Wellman, 1997; Carrington &Hall, 1997）。

在社会心理学中，社会支持指人、行为、关系或社会系统的某种抽象性，是个人被他人支持的体验或感受，而社会支持网络指通过个人之间的接触，个人得以维持社会身份并且获得情绪支持、物质援助、服务、信息，一个人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强大、社会资源越丰富，就能够越好地应对各种环境的挑战。在流动人口中，由家庭、亲属、朋友、同事等构成的社会支持网络对于一个人在城市生存和发展，并最终能够顺利地融入城市生活中来显得格外重要，这些社会支持网络不仅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性支持，也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情感性支持与帮助，是流动人口在城市站稳脚跟、心理感受到关怀的必备条件，因此从社会支持的角度出发看待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显得格外必要。

（七）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理论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是社区改革倡导者莱达·贾德森·哈尼凡，他在1916年发表了题为《乡村学校社区中心》的文章，首次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来分析社区参与和社会纽带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他把社会资本看作是有利于个人、家庭、社会团结发展的重要资源（Hanifan, 1916）。如果说哈尼凡的贡献在于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那么由格兰诺维特、林南、博特发展起来的社会网络理论则奠定了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基础。20世纪70年代，格兰诺维特在研究个人求职时发现，对于个人求职来说，能够给他提供有效就业信息的是他的关系一般的亲友而不是和他关系紧密的亲友，借此他提出了“弱连带优势理论”（Granovettor, 1973），这一理论将社会关系分为强连带关系和弱连带关系，强连带关系虽然关系较为亲密，但是强连带往往是因为个体的同质性较强而形成的关系，因此强连带关系往往不能提供异质性的有效信息，相反在弱连带关系之中，由于别人和自己处于较为陌生的关系，拥有不同的社会经验和不同的社会信息渠道，所以别人也就更可能掌握自己无法得到的并对自己有用的求职信息。在此基础之上，林南（1982）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社会资源指的是那些嵌入于个人社会网络之中的资源，这种资源不能被个人直接占有，而是从个人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中取得。决定个体所拥有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的有以下三个因素：一是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二是社会网络中成员的社会地位，三是个体与其他社会网络成员的关系强度。具体说来，就是一个人的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大，社会网络成员的地位越高，个体与其他社会网络成员的关系越弱，则其拥有的社会资源就越丰富。如果说格兰诺维特和林南的研究集中在社会网络的关系上，Burt和Ronald S.（1992）的结构洞理论则集中在分析个人在网络结构的位置上。这一理论认为，位于两个社会团体之间起到沟通两个社会团体作用的特殊社会网络结构——桥——可以带来两个好处：讯息利益和控制利益。其中讯息利益是以“通道”、 “时机”和“推荐”三种形式呈现的。“通道”使个体能够知道有价值的信息，并知道有谁可以使用它；“时机”则是一种重要的信息形态，除了确定你会被告知某项信息外，私人的接触也可以使你成为及早知道又适时知道的人；“推荐”是获取未来机会的正面能量，在适当的时机有适当的人推荐，使获得资源的机会大增。控制利益则可以诠释为在“鹬蚌相争”下，中介者可以操控两端从中获取利益，因此，处于“桥”位置的人可以发现甲地之有，乙地之无，居中操控，搬运有无（罗家德，2008）。

在社会学领域第一个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现代意义上系统阐释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他从社会网络的意义上来理解社会资本，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联系、社会荣誉和社会尊敬的资本”（Bourdieu, 1984），并把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放在一起，认为是社会资本的三种主要形式。在其《布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一书中，布迪厄详细阐明了社会资本的功用：“所谓社会资本，是指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制度化的关系网络；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度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 ……这些资本也许会通过运用一个共同的名字（如家族的、部落的、学校的、党派的名字等）而在社会中得以制度化并得到保障，这些资本也可以通过一整套的制度化行为得到保障。”（布迪厄，1997）可见，在布迪厄眼里，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制度化的网络体系而赋予个人所有的一种社会资源，它存在于亲属关系、社区关系、职业关系、组织关系等内部（吴军、夏建中，2012）。科尔曼在格兰诺维特、林南、布迪厄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对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和特征进行了界定，科尔曼（1999）认为，社会资本“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社会关系的投资可以积累和增加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①义务与期望。当某个人为别人提供一定的帮助时，并确信他人会为此对自己承担起特定的义务时，他就拥有了社会资本。②存在于社会关系中的信息网络。个体可以从他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对自己行动有用的信息，这种社会关系就构成了社会资本。③规范与有效惩罚。社区内部的规范和惩罚，可以通过引导或制约人们的行动，使人放弃对自我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按照集体利益形式行为，从而维护了集体的内部团结，成为对个人行动有影响的社会资本。④权威关系。以控制权为特征的权威关系，为人们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帮助。⑤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等。为某一目的而建立的社会组织往往在其发展过程中具备更多的其他功能，不仅使创建者收益也使其他人得到好处。科尔曼还指出了社会资本的特征，有以下三点：①社会资本具有不可转让性，因为它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一种私有财产；②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如信任、规范、信息网络等；③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如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地位同等重要，都具有资本的共同属性——资本的生产性。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科尔曼的社会资本分析已经从以个人为中心转移到以社会为中心上来，这为后来普特南对社会资本理论现代意义的扩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吴军、夏建中，2012）。

与前人相比，普特南对社会资本的分析有两个新的发展：首先，他在前人有关社会关系网络的静态定义基础上，加入了“公民参与合作”的动态维度；其次，他继承科尔曼把社会资本看作公共产品这一角度，从关注社会资本个体意义，上升到关注社会资本这一公共物品如何使用以避免“搭便车”问题，从而更加有效提高社会效率上来。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张文宏，2003）。公民之间密集的社会互动网络有利于一般性交流准则和自愿性约束性机制的产生，有利于促进交流和培养社会信任，有利于产生公共舆论和有助于培养声誉，可以减少机会主义和“搭便车”现象。同时，公民过去参与的社会互动及培养起来的社会信任，还会为以后的交往、合作充当良好的模板。福山从以社会为中心的角度来看待社会资本，他更加强调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中心内涵，并用社会的普遍信任程度来分析一个社会或国家的经济繁荣程度。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多个体之间相互合作的非正式规范”（福山，2003），它存在于人们的社会交往之中，社会资本也是一种普遍信任的力量，能够促进集体的团结与合作，这种促进群体合作的规范往往与传统美德紧密相连，如诚实守信、及时履行义务以及互惠互助等。

社会资本理论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在劳动就业和移民、教育和家庭、社会分层和社会转型、经济和社会发展、社会参与和民主政治、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等方面都有所运用（赵延东，2003）。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领域，社会资本可以作为一个重要变量来研究流动人口社会流动的原因，也可以作为研究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社会融合程度的因变量（如职业、社会交往、经济地位获得），还可以从更细微的角度研究流动人口的家庭、教育状况等，总之社会资本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从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及嵌入在网络中的资源研究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