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古代四洋航路的划分
“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为“陶瓷之路”“香料之路”“香瓷之路”“茶叶之路”“白银之路”“海参之路”等，这些名称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史的若干时空片断，除了器具船货之外，其中还有大量伴随船舶往来的族群迁徙、宗教与科学技术的传播、建筑与生活习俗的影响、物种交流等。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西之间、中外之间多元的海洋交通网络。它不是固定的起、讫航路，而是变动不居、不断发展的，不仅有汉代的“徐闻、合浦道”“交趾、东冶道”，唐宋的“广州通海夷道”“登州海行高丽渤海道”，而且有明代从南京刘家港到东非马林迪的西洋航路，构成与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大致东西向平行的西太平洋、印度洋航路网，更有500年以来西经好望角、东由马尼拉帆船航路的横跨三大洋环球航行的“新海上丝绸之路”等。
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中华海洋文化的繁荣、发达、扩展地带，奠基于史前上古夷越土著的“亚洲地中海”海洋文化圈，繁荣于汉唐宋元以来汉人传承的“环中国海”向外沟通的“四洋”航路网络。“四洋”是以中国东南沿海为中心的海洋人文区划与航海实践，“东洋”是指台湾、菲律宾群岛及其以东以南水域，“西、南洋”则是南海、印度洋水域，“北洋”则是东南闽粤沿海以北的东海、黄海、渤海海域。
远洋航海与东、西、南、北“四洋”航路观念的逐步形成是在秦汉六朝时期“四海”早期水道初步繁荣的基础上，航海区域与航海路线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和继续延伸的结果。
在古代中国人对于海洋的传统认识中，比较早出现的概念是“南海”。先秦时代中国人已经有“南海”的概念，汉以后专指中国以南海面，后来也指代东南亚和东印度洋诸地。唐代人也习惯把来华进行贸易的蕃舶称为“南海舶”。秦汉时期的南海航路即为从番禺、东冶发船，经雷州半岛南端，绕北部湾和越南东海岸的“徐闻、合浦道”，是日后南洋航路的雏形。东晋僧人法显沿海路回国，据《法显传》记载“自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到耶婆提国（今苏门答腊）”的90天航程中一次也未靠岸，从苏门答腊回国直接“东北行，趣广州”。表明六朝时期，南海航路已经发展到离岸阶段。此时，“南洋”一词尚未出现。
随着海上活动的不断扩展，航海地理知识的不断累积，唐末以后逐渐产生了“东洋”与“西洋”的概念。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提到了“东大海”“东大洋海”“南大洋海”等，是以广州为本位而记载的：“阇婆之东，东大洋海也”; “三佛齐之南，南大洋海也”。南宋时期曾担任泉州知州的真德秀，对“东洋”“南洋”“北洋”也有记述，他对四洋的划分则以泉州为本位：北洋在湄洲湾以北，南洋在今厦门港以南，东洋指台湾海峡及其东面的海域。真德秀所称“南洋”的范围十分宽泛，意涵还不够明确，但在词语上，反映了“南海”向“南洋”的过渡。
关于“北洋”，除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中的记载之外，还有成书时间更早的《西溪丛语》，姚宽在书中写道：“今自二浙至登州与密州，皆由北洋，水极险恶。”姚、真二人所指，基本一致。表明两宋之际，“北洋”代表福建往北的东海、黄海和渤海海域。
“西洋”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元代史籍，按成书先后依次为《天南行记》《真腊风土记》《南海志》等。其中，《南海志》和《岛夷志略》同时提及了“东洋”“西洋”; 《南海志》名目尤多，记载有西洋、小西洋、东洋、小东洋、大东洋等。《南海志》以广州为本位划分东西洋，以广州—加里曼丹岛西岸—巽他海峡一线为界，其东的水域为东洋，西洋则由加里曼丹岛及爪哇岛西岸向西直至印度洋。换言之，当时的西洋包括现在的南海西部和印度洋。到了明代，东、西洋等名称进一步为人所知，二者的划分也有了变化，“东洋”“西洋”所指范围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推移。明代郑若曾《海运图说》云：“然闻南洋通商海舶，专在琉球、大食诸国往来，而连海郡邑，鱼盐贸易公私跋涉无日无之，未闻有覆溺之虞。况东洋有山可依，有港可泊，非若南洋、西洋一望无际，舟行遇风不可止也。”可以看出，“南洋”的含义在明中期明确下来，可指代东南亚一带的海域。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之前的域外之域，或者说未知世界，伴随地理大发现和西人东来，逐步变得可知可感，被纳入到人们的地理学知识框架中，对海洋的认识也随之发生变化。“西洋”的概念越来越向西方延伸，“南洋”一名被普遍采用。这一时期，海外交通贸易的中心点逐渐向北推移，由宋代以泉州为本位转移到长江口一带。以航线而论，一般由上海长江口北上至山东、河北、辽宁沿海属于北洋，南下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为南洋。
具体到航路方面，宋代《岭外代答》和《诸蕃志》包含有丰富信息，二者都采用三分海洋体系，把海外世界划分为南洋、西洋、东洋三个区域。往南洋的线路为：泉州—海南岛或交趾—占城或马来半岛—三佛齐—蓝无里。若去往西洋诸国，则需经过故临。东洋航路：泉州—宁波—新罗。另一条是泉州—渤泥—麻逸、三屿、蒲哩噜（菲律宾），宋末改从台湾走捷径。值得注意的是，改走台湾的东洋新航路也令明代“西洋”的范围发生重大变化。关于元代的西洋航路，《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记录颇为详尽，反映了航路全程。此外，元人汪大渊曾两次从泉州下海扬帆东、西洋，其所著《岛夷志略》中的外国地名为复原其航迹提供了重要线索，其远航范围包括了印度洋、波斯湾、北非、东非，是为西洋航路全程。考古资料表明，宋元陶瓷广泛存在于各航路沿线的陆地或港口遗址、沉船中，印证了东、西洋水道上繁忙的贸易运输，为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陶瓷贸易提供了宝贵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