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言

第一节 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进程

文化、文明是特定的民族或族群在各自特有的生存环境中、在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特有性格，不同的自然环境在相关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孕育出各具特征的文化，因而文化是多元的。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多元性。中华民族所在的东亚大陆，四周环绕有高山、沙漠、草原、大海、雨林，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中国长期与其他文明区相对隔绝。中心地带的中原和长江中下游是暖温带、亚热带平原地区，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以灌溉农耕为主的农业文明。与此同时，东南地区面向广阔的太平洋，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有段有肩石器、印纹硬陶、土墩墓等遗存，代表了海洋文明初期以鱼贝类为主要食物来源的海洋聚落文化，而这些海洋聚落曾发展成地域性组织——方国。因此，人们认为早期海洋文明时代，是以东夷、百越族群建立的“海洋国家”（方国、王国）为海洋行为主体的时代。其创造的以“珠贝、舟楫、文身”等为特征的东南海洋文化区别于以“金玉、车马、衣冠”为特征的大陆农耕文化。“善舟”、好“水事”的东南百越土著民族正是我国古代原始海洋文化的践行者，中国海洋文明的形成正是原始海洋文化不断累积的结果。

秦汉时期，东南沿海地带仍有由百越族群建立的东瓯国、闽越国、南越国等政权，它们与北方政权共存。这些族群向海而生，形成了善战、好商的海商族群性格。汉武帝平南越（公元前111年）后，汉人南下，百越民族被纳入中原汉族统治体系。汉唐以后，“汉人”不断南迁，逐渐与东南土著融合，共同构成了汉唐以后南方的“汉人”，并由他们将这种海洋文化进一步发展起来。汉武帝平南越也被认为是王朝主导的传统海洋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一直延续至郑和下西洋结束。这一阶段也正是中国传统海洋文明不断发展并逐步达到鼎盛的过程。

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中国与南海的交往在先秦时期即已开始。越人善舟楫和水事，在香港、广东沿海等地发现的与越人航海有关的岩刻画（见图1-1），是当时越人善于航海的明证。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派大军进攻岭南的动机之一就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

图1-1 东南沿海地区存有的与越人航海有关的岩刻画

注：（1）为珠海宝镜湾岩画，（2）～（3）为香港东龙岛、大浪湾石刻。

资料来源：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第12～13页。

至秦汉时期，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起来。当时著名的港口包括番禺（广州）、徐闻、合浦等。汉武帝在平南越之后，即派遣黄门使者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出发，沿着民间贸易开发的海上航线，出使东南亚和南亚诸国，最远达到印度东南海岸和斯里兰卡等地，贩去黄金与丝织物，贩回琥珀、玛瑙、水晶、玻璃与香料等。《汉书·地理志》对汉使出使南亚的这条航线有清楚的记载，它是中国最早的、完整的航海文献。这条航线也为考古发现的西方舶来品资料所证实。两广地区的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海外舶来品，如香料、银盒、玻璃器皿、串珠、象牙及象牙制品等，它们是中西航线开辟的有力证明。与此同时，两广地区的汉墓中还出土了数百件铜熏炉、陶熏炉，以及外国人造型的陶俑灯座和陶俑等（见图1-2），它们均体现了当时海外贸易的情况，是当时东西方各国商民交往的物证。秦汉之际，岭南地区已有较发达的造船业。1974年、1994年和1997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市区发现和发掘了可能为秦汉之际的造船厂遗址，该造船厂在当时主要生产适于内河或沿海岸线航行的平底船。广东汉墓里出土了十几件陶船和木船的模型，特别是德庆县东汉墓出土了一件海舶模型。

图1-2 两广地区汉墓中出土的中外交流的物证

资料来源：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第24～36页。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乱不止，经济凋敝，岭南地区则相对稳定，海上丝绸之路也进一步繁荣起来。早在三国时期，临海的魏、吴就非常重视海外交往和贸易的发展，孙吴政权还分交州、置广州以加强对南方海上贸易的经营与管理。东晋南朝时，随着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进步，经海南岛东部、西沙群岛北礁直达东南亚地区的新航线被开辟出来。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西沙北礁礁盘上采集到南朝青釉六耳罐和青釉小杯，这是瓷器零散出现在该航线上最早的考古证据。魏晋南北朝时期，海路交往频繁，东晋僧人法显的《佛国记》就记录了他沿陆上丝绸之路前往印度取经，并取道海上丝绸之路回国的历程。这一时期也是印度的佛教沿着海路向东传播的重要时期。在东晋以来的六朝的青瓷上经常出现宝相花、莲花及莲瓣纹等与佛教有关的装饰，江浙及东南地区六朝模印花纹砖墓中也常见莲花及飞天等佛教题材的模印花纹，这些考古资料都是3～6世纪印度佛教沿海路东传至我国东南沿海的体现。广州的许多至今仍存的佛寺，也是这一时期印度僧人与佛教文化大举入华的体现。整个东南亚地区都经历了一个广泛的印度化时代。向西看，在印度洋的另一端，萨珊王朝逐渐崛起并控制了波斯湾地区。1984年，在广东遂溪县城郊边湾村南朝窖藏出土了一批金银器和二十余枚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广东英德县、曲江区两座南朝墓也出土了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见图1-3）。丰富的考古证据显示了当时海上贸易的繁荣，萨珊王朝可能已与中国建立起直接的贸易往来。

图1-3 广东发现的波斯银币及金银器

资料来源：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第44～47页。

隋唐时期，我国的海外贸易进入新的阶段。隋朝就曾多次遣使从广州乘船，前往赤土（马来半岛北部）等地。隋文帝时还在广州的外港扶胥镇创建了“南海神庙”。唐初，东西方交通仍以汉代以来贯通东西的陆上交通为主，随着青藏高原上吐蕃王朝的兴起与扩张，陇右、河西地区相继易手，兼之中亚大食（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及东扩，中西方的交通由陆路转而倚重南方海路。

公元7～8世纪，当时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三个大的帝国，分别是西方的拜占庭帝国，地跨亚、欧、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和东方的大唐帝国。公元750年，笃信伊斯兰教的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推翻了倭马亚王朝，定都库法，后迁至巴格达，中国文献称之为“黑衣大食”。751年，阿拔斯王朝与唐朝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一战中打败了唐将高仙芝，唐朝势力从此退出中亚。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是伊斯兰文明发展的黄金时代。由于其崇尚海上贸易，从唐代中期以后，大食的对外交往重心已移向了海路。东端的唐王朝也采取了开放的海外政策，专设市舶史负责管理海外贸易，还按照里坊制度，在外国商民聚居区设立“蕃坊”。当时居住在广州的外国人非常多，又以阿拉伯人、波斯人占多数。唐代蕃坊的出现，与同时期位于大食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达的中国市场遥相呼应，共同揭示了印度洋上贸易的繁忙景况，广州也在这一时期成长为东方贸易大港。《新唐书·地理志》中引贾耽的《广州通夷海道》，记载了8世纪七八十年代至8世纪末，从广州出发驶经南海到达波斯湾的航线。另外，比贾耽晚半个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霍达伯的《郡国道里志》也记载了从巴格达航行至广州的路线。伴随盛唐的崛起，唐文化在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向四周辐射，当时的新罗、日本都和唐王朝保持有密切的联系。至于南海地区，唐代以后也逐渐结束小国林立的局面，出现了室利佛逝和诃陵等重要国家，它们处于东南亚地区的中心地带，控制了东西方海上贸易。至此，整个海上航路被几大稳固政权连接起来。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上出现了一大批重要的港口城市，如我国东南地区的扬州、明州（今宁波）、福州、泉州、广州等，东南亚的室利佛逝，南亚斯里兰卡的曼泰，以及西亚的希拉夫、苏哈尔、巴士拉等。以长沙窑产品为代表的中国陶瓷广泛分布在这些港口城市。“安史之乱”后，中国沿海的扬州、泉州、广州等港口城市，都有大量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侨居。随着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到广州经商，伊斯兰教由海道传入中国，人们在伊斯兰教聚居地建造了礼拜寺和光塔。海南岛多地还发现伊斯兰圣教徒的墓葬。

宋元王朝经略海洋，比之汉唐更为主动和开放。从五代十国时期开始，东南地方政权为发展各地经济、维护地方统治，纷纷向海洋开拓，招徕海外蕃商，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宋朝被认为是一个“活泼、重商、享乐和腐化的社会”，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以及市民阶层和市井文化的兴起是其重要特征。

宋以后，随着经济重心南移，东南沿海地区经济获得极大发展。加上这一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存在使得陆上交通受阻，宋廷于是面向东南海路，积极发展与东南亚的关系。在历史上，宋王朝曾多次派遣使臣招徕海商，还设置三路市舶司专门负责海外贸易，外贸管理比唐代更为合理，海外贸易的税收逐渐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宋代以后，中国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有了新发展，指南针的发明及其在航海中的应用，开创了中国航海史的新局面。元代一统之后，除了重新开通陆上贸易的丝绸之路外，还大力经营海上贸易。市舶司制度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并推行“官本船”方式，垄断海外贸易。元朝统治期间，陆路经西北四大汗国贯通至伊斯兰国家；海路则东起泉州，跨越印度洋直达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南宋后期，泉州的海外贸易逐渐赶上广州。宋元交替之际，泉州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宋元鼓励民间海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保护和支持，民间海商势力因此逐渐崛起，并在印度西海岸与中国之间的国际贸易中占据垄断性优势。当时，在各主要航线上，中国商船都发挥着主要作用，由中国海商主导的海洋社会经济圈，即东亚贸易网络初步形成。同时，10～13世纪，长达200年的十字军东征及蒙古西征，重组了亚欧势力及世界各大宗教的格局。十字军东征打击了阿拉伯势力，擅长航海经商的阿拉伯人更加重视经营东方贸易。根据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元代陈大震《南海志》和汪大渊《岛夷志略》的记载，宋元时期与中国直接或间接交往的国家已达一百多个。因而，宋元时期在以王朝作为海洋行为主体的推动下，中华传统的海洋文明达到繁荣鼎盛阶段，建立起稳定、和谐、和平、共赢的亚洲海洋秩序。而郑和下西洋的成功进行，正是传统海洋文明累积的结果。

明代前期，严格的海禁政策对传统的中华海洋文明造成致命的打击，宋元以来以国家为主体的向海洋开放的历程结束，但明代中期以后，传统的海洋文明在沿海私商群体中得以保存。明代中期成化、弘治之际，以漳泉海商为代表的武装化海商集团逐渐发展起来，并在明代晚期最终以合法身份重返东西洋贸易，重新建立起亚洲贸易网络。郑氏集团是漳泉海商集团的最杰出典型，其于明清交替之际利用政权动荡之机发展起自己的海上帝国，以泉州、厦门、台湾为基地控制了北至日本、南至东南亚地区的整个东亚贸易网络，代表着闽南海商集团的全盛时期。与此同时，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英国、荷兰等西方海上殖民势力纷纷到达东亚海域，将我国东南海商主导的传统的亚洲海洋贸易体系逐步融入早期全球贸易体系中。

清代立国之初为了打击东南沿海地区“反清复明”的势力，实行海禁政策并发布了沿海的迁界令以阻止民间的海上活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展界、开海，设江浙闽粤四海关负责海外贸易的管理。基于广阔的海外市场的需要以及一直以来郑氏集团统治下民间海商的持续发展，海外贸易迅速恢复，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但朝廷的禁海之声也始终未断，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决定禁民间商船下南洋贸易，对外商来华贸易则无限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后，进一步规定海外贸易集中到广州，一口通商，形成了十三行制度，并对海外贸易的诸多方面进行限制。可见，清朝前期始终贯彻的海禁思想实际上是少数民族中原王朝统治对我国传统海洋文明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民间汉人海商势力进行控制、防范和打击的结果。因此从王朝统治来看，清朝的海洋体制是逐步转向防御保守的。

从当时的世界形势来看，随着更多欧洲海上势力的到来，东亚海域的早期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虽然就东南亚地区而言，其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强，但中国的海外贸易始终保持自主地位。闽南及粤东地区民间海商势力的活动仍然蓬勃进行，他们广泛活跃于整个东亚、东南亚海域，并在欧洲人主导的早期全球贸易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对我国传统海洋文明的继承。正如庄国土先生所说“15—18世纪中，海外华商网络经历破坏、重建、扩张和发展，形成一个以中国市场为中心，北起日本、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中国）台湾，南至东南亚地区的东亚、东南亚商贸网络。这个由华商主导的经贸网络与欧洲人的远东经贸网络互相交叉、利用和补充，构成由西人主导的世界经贸网络的组成部分。”直到19世纪初期，由闽、粤民间海商主导的南海贸易依旧繁荣，这种局面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才被打破。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不断侵入和鸦片的大量输入，中外平等的贸易关系被破坏，清政府也逐渐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中国的传统海洋文明在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渐趋衰落。

中国的海洋文明经历了漫长的累积和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外向的、进取的、重商的、多元的特性。作为我国古代一项伟大的发明和重要的商品，瓷器随着我国海洋文明的进程持续向海外输出，从东亚、东南亚到南亚，再跨越印度洋到达中亚和东北非，并随着早期全球贸易的开展扩展至欧美地区，进而散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因其特有的物理性能，至今依旧广泛分布在海上航路的各个遗址点，成为揭示我国古代海洋文明历程的最明确的证据。

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推动了我国陶瓷输出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即三上次男先生提出的9～10世纪，或者我国学者通常所说的晚唐、五代时期。考古发现证明，海外遗址出土的中国晚唐、五代外销瓷呈现共同风貌，其中以长沙窑产品最为常见，且数量最多，其次是浙江的越窑产品、北方的白釉瓷产品、白釉绿彩瓷产品，还有广东各地窑口的产品等。它们的分布从东亚、东南亚，一直到南亚、西亚、中东、东北非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