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语言学理论在藏语研究中的应用

我国的藏语研究，大致由两部分组成，即藏族学者的研究和其他民族学者的研究。从时间上看，藏族学者的研究居先，其他民族学者在后。西方从19世纪末叶才有人涉足这一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藏语的研究逐渐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我国对藏语的研究，首先要推《西番馆译语》和《五体文清鉴》。20世纪30年代后，藏语真正的科学研究才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国外出现了高本汉、乔马、孔好古等一些知名学者，国内在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于道泉等先生的倡导下，开始对西部边地的藏语方言进行调查和描写。

1930年，赵元任完成了对拉萨方言最初的语音记录。同年于道泉先生翻译出版了《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包含了对现代拉萨藏语的研究。该书列出了62首情歌的藏文原文，下附有国际音标标注的拉萨读音，逐字汉译，汉文意译，藏文拉丁转写，罗马字母拼音，逐词英译以及英文意译。其中国际音标注音部分出自赵元任之手。赵元任先生以其深厚的语言学功力将拉萨话记得精确又周详，并依音位学原理首先整理出了拉萨话的音位系统，包括辅音、元音、声调、轻音、语调以及连读变音变调规律等，为现代藏语拉萨话的语音描写奠定了科学基础。后来国际语言学界所普遍采用的“四段五点字母式声调符号”以及其他一些特殊的音标符号就是赵先生为这本书的歌词标音时设计创造的。

1933年，李方桂先生发表了英文名著《藏文前缀音对于声母的影响》，用现代语音学的方法和理论解释了藏文中某些前缀音（前加字和后加字）只出现在某些类声母之前的原因。在30年代还有一些著名学者运用现代语音学的原理和方法对古代汉藏对音材料进行了研究。例如罗常培的《梵文腭音五母之藏汉对音研究》（1930）、《唐五代西北方音》（1935）等，开创了以对音探讨古音和方言音系的先河。陈寅恪的《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1929）从语文入手，订正旧史误书，考出“彝泰”二字为藏文skyid rtag之对音，“可黎可足”为藏文khri gtsug之对音。

40年代有些学者开始对现代藏语进行实地调查，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描写藏语方言，从事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留下了许多有开拓性的成果。如闻宥先生的《论唐蕃会盟碑中所见藏语前置子音与添首子音》（1945）、《藏语语言学研究——德格方言》（1948）、《论汉藏语中若干T/M之现象》（1942）等。此外王森、金鹏、俞敏等也曾在古今藏语以及汉藏历史比较研究方面留下了一些开拓性的传世之作。

综观当时的藏语研究，尚属初创，比较注重方言的记音和资料的积累，一般只涉及具体方言的语音研究，而语法等方面的研究则未能深入。这一阶段描写语言学、语音学和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藏语研究的影响非常大，历史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也有所运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藏语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藏语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每个阶段的研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和实践。

第一个阶段为准备阶段（1950～1980）。这一时期由于国家的民族语言政策侧重于人才的培养和语言调查，藏语的研究主要完成了一些传统文法著作的出版和相关的基础研究。一方面，整理出版传统的藏文文法著作；另一方面，开展了大规模藏语方言的调查工作。这一时期除语言学、语音学和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继续对藏语方言的描写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外，有关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在传统藏语文法的研究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1959年，胡坦教授的《藏文文法三十颂》作为中央民族学院的教材，既对传统文法著作《三十颂》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又运用新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做了一定的分析。该教材于1959年编写完成，并运用到教学中。1958年韩镜清先生编写了《拉萨口语语法》，对拉萨藏语的词法与句法做了全面的分析，第一次指出了动词中有自主和不自主的区别。1964年，周季文编写了《拉萨口语文法》，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描写了拉萨口语的语法体系。

在藏语方言研究方面，金鹏先生于1958年出版了以拉萨市、日喀则和昌都地区方言语料为研究内容的著作《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周季文等编写了《安多藏语教材》、格桑居冕根据方言调查语料编写了《藏语方言概要》、瞿霭堂教授执笔完成了《藏语概况》等。在语音研究方面，瞿霭堂著有《藏语的复辅音》，该文运用语音学的原理，从分析古藏语复辅音构成入手，看现代藏语各方言中出现的类合、合并与脱落现象，对简化过程做了详细的描写。

第二个阶段为深入研究阶段（1980～1995）。这一时期的藏语研究特点主要是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综合研究和理论研究，并对局部地区进行了方言的补充调查。在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运用上，也显得尤其活跃，因此，在藏语方言、语音和语法的研究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并由此而造就了胡坦、格桑居冕、瞿霭堂、黄布凡、张济川、周季文、华侃、罗秉芬、谭克让、胡书津等一批藏语研究专家。

首先在藏语方言研究方面，音位学、声调学的理论和方法更加成熟，很多研究成果在国内和国际语言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瞿霭堂、谭克让的《阿里藏语》以西藏阿里的噶尔、日土、普兰、札达等7个方言点为对象，整理出了各点的语音系统，并对其基本语法结构与常用语词进行了描写和比较，认为阿里藏语应属于卫藏方言，只有个别地方话应划入康方言。黄布凡先生的《从巴尔蒂话看古藏语语音》对通行于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巴尔蒂话做了初步的调查和描写。作者认为其特点是保留了较多的古藏语语音结构，如二合辅音、三合辅音等，同时又发展了5个有辨义功能的声调。

胡坦先生的《有声调藏语和无声调藏语之比较》提出现代藏语可以从大方言划分为有声调方言和无声调方言，前者可称“康藏方言”，后者可称“安多方言”。文中以有声调的拉萨话和无声调的夏河话为代表，比较其异同，列举了两类方言具有的普遍意义或影响较大的8点语音分歧、4点词汇差别和6点语法差异。《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是胡坦先生的一篇重要论文。该文主要探讨藏语拉萨话声调的现状及其来历。为了尽可能地记录声调动现状，胡坦先生除根据平日耳听手记的材料外，还借助计算机进行了声调动提取试验，提调所用的方法叫限幅自相关法。胡先生所选定的例词共37个，包括21个单音节词和16个双音节复合词。前者用于测定基本声调，后者用于测定二字连续变调。在此基础上对拉萨话的调类、调值、连读变调以及声调动起源和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此文在巴黎第十二届国际汉藏语言学大会上宣读后，受到包括李方桂先生在内的众多国际知名语言学家的好评。胡坦先生的声调研究开计算机语言学或者说试验语音学在藏语研究中的先河。在藏语方言、声调和语音的研究上，瞿霭堂、张济川、黄布凡、王尧等先生也根据自己的研究内容，成功地运用了现代语言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优秀论文。

著名语言学家严学宭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语文》等刊物上发表过三篇经典性的好文章（《语文导报》1985年第3期），除第一篇丁声树的《谈谈语音构词和语音演变的规律》发表在1952年《中国语文》创刊号之外，其他两篇论文，即胡坦先生的《藏语的语素变异和语音变迁》（《民族语文》1984年第3期）和徐通锵的《宁波方言的“鸭”[ε] 类词和“儿化”的残迹》（《中国语文》1985年第3期）都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这些历史语言学的论文都是从变异和不合语音结构规律的残存现象入手探索语言的演变规律的，进而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音变原理，补正了原有理论中的某些不足。这是把国外的以拉波夫为代表的语言变异理论和汉藏语研究相结合、历史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相结合进行语言理论研究而取得的一些积极进展。

在语法和词汇研究方面，语言学中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开始在藏语的研究中得到不同程度的运用和实践。在藏语格助词的研究上，胡坦先生的几篇文章也运用有关格语法的理论和方法讨论了这一问题，认为藏语不是印欧语那样的主格·宾格对立型的语言，具有一定的作格·宾格对立型语言的特征，但不是典型的作格语言。藏语格助词的用法受语法、语义和语用多种因素的制约。在动词的研究上，江荻的《藏语动词屈折现象的统计分析》，运用统计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非舌尖音韵尾动词后缀脱落现象的考察，说明屈折形态简化的非语音原因，或者说，动词自身系统存在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因素是造成形态成分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同时也说明动词自身系统的各因素，如动词属性、后缀隐现、词根音变的相互关系和相关程度。在句法问题的研究上，胡坦先生的《拉萨藏语中几种动词句式的分析》首次运用动词“配价”的理论探索了藏语的基本句式问题，描写了动词的“向”和名词的“格”的复杂关系。瞿霭堂先生的《藏语动词屈折形态结构及其演变》，则是运用形态学理论研究藏语的一篇佳作。

应用语言学的运用在这一时期也比较深入，例如，东嘎·洛桑赤列的《藏语文发展问题初探》，探讨了藏文的历史发展、方言和书面语的统一等问题。朋措扎西的《关于西藏使用藏语文若干问题的探讨》谈到了藏语文使用对藏族人民的重要意义，西藏怎么建立以藏语文为主的教学体系问题以及双语教学问题。才让太的《试论藏民族的普通话》、赞拉·阿旺措成关于国际藏语研讨会的报道等，都主张现代藏语应建立一种普通话以克服方言的分歧。这种普通话应以卫藏方言为基础，拉萨语音为标准音。关于藏语文使用的基本情况，研究者在1986～1988年做过一次调查，其成果见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两书中有关藏语的部分。

第三个阶段为藏语研究的持续发展阶段（1995年至今）。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有三个：一是新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培养起来的语言学家开始陆续退休，新生代的青年学者在前辈的指导和培养下开始走向藏语研究前台，这些学者包括王志敬、周炜、江荻、多尔吉、扎西次仁、尼玛卓玛、玉珍等；二是一些新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开始被引进藏语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一些开拓性的成果；三是藏语研究在继续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有向藏语的使用方向发展的趋势。

1995年以来，胡坦先生开始关注藏语文的使用问题，并运用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先后发表一组论文。1998年，胡先生发表了《藏语科技术语的创制与标准化问题》和《藏语科技术语的创制与西藏现代化建设》两篇论文。前文认为：藏语文在历史上曾支撑了藏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与传承，它今天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在普及传播现代科技方面却落后于时代。究其原因，除缺乏科技人才外，藏语词汇中缺少现代科技术语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因此，还需要从基础学科入手，分门别类、系统地创制大批专业术语，同时规范已有的术语，使其标准化。后文根据词汇学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创制藏语科技新词术语的8种基本方法，包括：挖掘固有资源、旧词赋予新义、拟声法构词、意译、仿译、音译、音译加意译、意译加音译；文中还讨论了藏语新词术语创制的一些基本原则和理论问题。2001年，胡坦先生又发表了《术语民族化问题——藏语科技术语的发展》一文，介绍了面向21世纪加强少数民族术语工作的紧迫性和藏语术语工作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进一步论述了藏语创制新词术语的三条途径（利旧、创新、借用）以及参照汉语科技术语加以仿译时所采取的几种常用方式。

1996年以后，计算机语言学和统计语言学与藏语研究的结合更加密切，先后有数篇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文发表，使藏语研究在方法论上又超前迈进了一步。计算机语言学（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主要应用计算机技术和概念来研究语言，如应用计算机结束进行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素材处理（corpus processing）、语言生成（genera-tion）、语言分析（parsing）、语言识别（speech recognition）、语言合成（speech synthesis）以及文学语篇研究中的统计和分析等。计算机语言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它的研究涉及语言学、符号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数学、逻辑学和认知科学等。狭义的计算机语言学是指自然语言的处理。统计语言学（statistical linguistics）又称计量语言学（quantitative linguistics），是将数学统计方法应用于语言研究而产生的一门新学科。它的任务是运用统计程序对语言文字进行定量分析，从数量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探求其特点。语言文字的定量分析使用范围很广，包括音素、语素、音节、词、词类、词组、语义、句型、篇章等频率的统计。

1995年，江荻发表《藏文信息处理基本属性分析》一文，统计分析了藏文字的构词频度、字长、声母结构频度、字母结构频度、藏文字的位置符及机构方式。通过统计分析，从藏文字结构方式的量和位置符的量的度量揭示了藏文质的面貌，为藏文研究和藏文字信息处理应用提供了基础数据。在这一年还有一篇论文值得介绍，这就是藏族学者扎西次仁的《国际标准藏文计算机编码字符集的研究》，作者认为藏族文化面临着如何与计算机文化相融合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一个最基础而又最具体的问题就是藏文的编码问题。作者试图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提出一套基于国际标准的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UCS）的藏文子集的方案，以便使UCS藏文子集早日面世。1996年，黄布凡先生发表了《藏语词汇演变的速率和方式——对敦煌藏文写卷抽样的电脑统计分析》一文，通过对古今藏语词汇的抽样比较分析，探寻了藏语词汇演变的速率和方式。具体的研究方法是将两个写卷切分为成词后，用电脑Fling软件统计词频，列出全部词表及词的上下文，再逐一与拉萨话比较，求出两卷实词的保留率与变化率，并按斯瓦迪士（M. Swadesh）百词表求出基本词汇词根的保留率与变化率，同时求出一般词汇与基本词汇词根语素千年演变速率之间的比例。1999年，扎西次仁又发表了《藏文的编序规则及计算机自动排序的实现》一文，进一步探讨了自己的研究课题。该文试图通过对藏文的排序规则做出科学的归纳和赋有逻辑性的描述，进而找到一种在计算机里自动实现藏文排序的算法模型，最后作者提出了计算机藏文自动排序的实现方法和程序设计思想，构造了一个基于国际标准藏文编码字符集的两个藏文音节序列（词）的排序优先级的C函数。扎西次仁的两篇论文除了在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创新以外，在应用上也有一定的社会价值，是这几年不可多得的论文。统计语言学的运用在周炜的藏语专著《〈米拉日巴传〉的语法特征及比较》中的一些章节也有所反映。

1998年以来在藏语的研究中有关功能语法中的语篇和话语分析的理论方法也开始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得到运用，并陆续有一些研究专著和论文出版发表，这种理论方法开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先河。

“话语”（discourse）指的是比一个句子大的一段连续的语言单位；除话语之外，“语篇”（text）也具有与此相同的含义，所关注的对象都是超出孤立的句子界限之外的语言。“话语”研究也可用来指比句子大的语言单位的研究，属于与形态学或句法学并列的一个语言学分支。话语（语篇）分析或话语（语篇）语言学，通常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术语。语篇语言学（text/discourse linguistics）作为一门学科是20世纪5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语篇分析通常指的是对比句子或话段（sentence/utterance）更大的语言单位所作的语言分析，目的在于解释人们如何构造和理解各种连贯（coherent）的语篇。”研究语言结构的理论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语法学和语篇语言学。前者通常是研究单个的、孤立的句子，而后者则是研究用于交际（communication）中的语篇。语法学研究词的形式、用法和句子各个组织部分及其结构的规律；在语法研究中，句子是最高一层的结构，语篇语言学研究比句子更大的语言单位，即主要研究语篇中句子的排列、衔接和连贯等问题，是一种超句法分析。

从语言学的理论看，语篇语言学同语义学、系统功能语法有密切的联系。系统功能语法认为，在语篇功能的内部包括信息结构和衔接关系两个次系统。前者为语义结构形式，后者是运用照应、替代、连接和词汇连接等手段，把语篇中结构上互不相关，但语义上互相依赖的各个成分连成一体的种种规则。系统功能语法认为，“衔接和语篇一样，是一个语义概念。它指的是语篇中语言成分之间的语义联系，或者说是语篇中一个成分与另一个可以与之互相解释的成分之间的关系。当语篇中一个成分的含义依赖于另一个成分的解释时，便产生衔接关系。衔接与词素、单词、词组、小句、句子等的概念不同。前者是语义概念，后者是语法词汇概念，后者是前者的具体体现形式”。

1998年笔者在自己的博士论文《〈米拉日巴传〉的语法特征及比较》中，首次运用话语分析和语篇理论，对15世纪前后西藏历史上影响极大的《米拉日巴传》的语篇衔接手段进行了研究。笔者指出，《米拉日巴传》作为一部长篇语料，其语篇构造特点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语篇语言学研究的核心首先是语言的衔接问题，因此，对传记的语篇分析也需要以此入手。从理论上讲，语篇语言学和系统功能语法都认为语言的衔接手段由语法衔接、词汇衔接和逻辑衔接手段组成。语法手段（grammatical device）的使用可起到连句成篇的作用，能在语篇中起篇章纽带作用的语法衔接手段很多，本书主要分析了传记的照应（reference）、省略（ellipsis）、替代（sub-stitution）、排比4个语法手段。2000年和2001年笔者又先后发表了《藏语话语研究——关于“米拉日巴传”两种衔接手段的分析》和《藏语话语研究——关于“米拉日巴传”逻辑衔接手段的分析》。两篇论文进一步研究了《米拉日巴传》的话语特征。这些研究对于解读藏语长篇语料有一定的科学意义，笔者的研究得到了民族语言学界的好评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