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通解》编撰队伍行为特质：执着学术，勤恳做事

正是居于以传承朱子学术思想为核心目标，朱子对参与编撰者的选择工作格外重视，这在遴选《丧礼》《祭礼》编撰者的过程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尤其是《祭礼》，经过多次变更编撰者，最后才到黄榦手中。《答吴伯丰》“又闻摄事郡幕”有言：

编礼直卿必已详道曲折，《祭礼》向来亦已略定篇目，今具别纸。幸与宝之商量，依此下手编定，寻的便旋寄来，容略看过……附入音疏，便成全书也。

朱子在此书末附有《祭礼》的提纲，希望吴伯丰依据提纲编撰《祭礼》，但是最后《祭礼》仍旧回到黄榦手中，大抵是吴伯丰治学态度让朱子不甚满意。《答吴伯丰》第二十四书又言：

伯丰明敏有余，讲学之际，不患所见之不精。区区属望之意，盖非他人之比。但愿更于所闻深体而力行之，使俯仰之间无所愧怍，而胸中之浩然者真足以配义与道，不但为诵说之空言而已，则区区之愿也。

此信本为催促吴伯丰抓紧编撰礼书，故书信开篇直言：“编礼有绪，深以为喜，或有的便，望早寄来。心力日短，目力日昏，及今得之，尚可用力。但朋友星散，不知竟能得见成书与否，深可叹也。”可见此书以催促其抓紧编撰礼书为主要目的，而与上文希望吴伯丰能够身体力行之间，看似没关系，实则隐含朱子对吴伯丰说得多做得少的批评意见，因为在前书写给吴伯丰的信札言及编礼书之时，朱子已明确要求了吴伯丰应该实时交稿，其原因有二。

一是看多不仔细，又费工夫修改。《答吴伯丰》第二十二书有言：“须得旋寄旋看乃佳，盖看多恐不子细，又免已成复改，费工夫也。”二是黄榦编礼甚勤，但是没有遵循写完便寄来，导致了要从头整顿一遍，既费时又耗力。同封信又言：“直卿所寄来《丧礼》，用功甚勤，但不合以王侯之礼杂於士礼之中，全然不成片段，又久不送来，至十分都了方寄到，故不免从头再整顿一番，方略成文字。此可以为戒也。”

又结合朱子《答吴伯丰》最后书文末有言：“宝之不及别书，编礼想用功不辍，烦为致意也。”再次催促吴伯丰抓紧编撰礼书。但是无奈，吴伯丰并未遵照朱子意见，最后只能把《祭礼》也交由黄榦编撰。故朱子有言：

至于《丧》、《祭》二礼，则尝以规摹、次第属之门人黄榦，俾之类次。它日书成，亦当相从于此，庶几此书始末具备。

吴伯丰编撰的速度不合朱子的计划，其做事方式亦不合朱子的标准。至于其中是否与朱子思想有不符之处，难有确证，但是吴伯丰不符合朱子之编礼标准则可定谳。

与之相反，黄榦做事的态度与方式为朱子所欣赏。单以上引《答吴伯丰》中所言“用功甚勤”的做事方式便可为证，且朱子在黄榦拜入门下八年后才把二女儿嫁给黄榦，亦显示朱子对黄榦为人和做事的满意程度了。因为黄榦具有上述特质及行为方式，朱子把丧、祭二礼最后都交给了黄榦。

但是黄榦并未及时完成丧、祭二礼，到晚年才完成《续丧礼》的修改工作，只能把《丧服图式》及《续祭礼》的修改任务又交给了杨复。有关杨复的为人特质，《朱子语类》有载：

看文字，不可过于疏，亦不可过于密。如陈德本有过于疏之病，杨志仁有过于密之病。盖太谨密，则少间看道理从那穷处去，更插不入。不若且放下，放开阔看。

此条由吕焘己未（1199）所记录的内容。此条意在批评杨复对文献的阅读过于吹毛求疵，容易陷入钻牛角尖的困境之中，而导致看不清文献的“道理”。与之相关，另外一条语录涉及看“道理”之事。《朱子语类》载：

杨志仁问明道说话。曰：“最难看。须是轻轻地挨傍它，描摸它意思，方得。若将来解，解不得。须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

此条为甘节癸丑（1193）所记录的内容。杨复问朱子对程颢的语录如何研读的问题，而朱子认为需要先全部了解程颢的整体思想之后，再仔细琢磨具体内容，不可过分锱铢必较程颢的语录文字。前引一条语录与本条语录，不是同一人所录，且非同一时期，其内容真实性当无可疑。虽然朱子批评杨复治学方法有误，但是我们看到朱子语出批评，却持夸奖之意。这绝非我们主观臆测朱子之语，而是有迹可循，其最为明显的是杨复被选入《通解》的编撰队伍，并成为第三位主编者。虽然目前尚无文献资料直接证实杨复参与编撰《通解》出自朱子之隔代指示，却有诸多证据表明黄榦把《丧服图式》及《续祭礼》交给杨复编撰的趋势从朱子时代就已现端倪。

关于杨复参与《续祭礼》编撰工作的原因，从上引杨复《宋绍定辛卯刊仪礼经传通解续修定本序》已能明知其中情形。我们细读上述文献亦发现，杨复在当时并未呈现编撰礼学作品的天赋或者才华，而黄榦直接把《续祭礼》交给杨复，亦未明言其中意图。但是细考朱子对杨复的评价实已隐含了黄榦把《续祭礼》的编撰任务交给杨复的意图了。其证据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朱子评判杨复的治学方法是立足于研究理学典籍的角度。细读前引文献可知，杨复是一个执着于文献的学者，容易陷入锱铢必较钻牛角尖的窘境，而这于理解文献“道理”是不利的。朱子所言之“道理”文字并非泛指所有文献，而是针对宋代理学家的典籍或者他们关注的理学典籍，如四书、宋代理学家作品等。这可获知于朱子有关治学的实际过程。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例，朱子对四书的研读主要着眼于文献整体内容，而非持锱铢必较的态度，即使如《中庸补传》亦是以服从朱子自身的理学思想，并未涉及文献的考证工作。如果说四书是朱子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那么《二程遗书》的编撰则更能检查朱子的文献思想，但是《二程遗书》更多注重版本的对校而已，并无考证辨析内容，此亦显示朱子对理学典籍仅停留于保存文本，更多精力则用于研究其“道理”。《朱子语类》载：

“凡读书，须有次序。且如一章三句，先理会上一句，待通透；次理会第二句，第三句，待分晓；然后将全章反复绎玩味。如未通透，却看前辈讲解，更第二番读过。……”又云：“看讲解不可专徇他说，不求是非，便道前贤言语皆的当。如《遗书》中语，岂无过当失实处，亦有说不及处。”又云：“初看时便先断以己意，前圣之说皆不可入此。正当今学者之病，不可不知。”

朱子所言读书方法是要逐字逐句仔细玩味文献内容，而非前文回答杨复问学时所言“轻轻地挨傍它”的方法，两者之间的方法正是孔子“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之意。由此再次证实了杨复“过密”之病正是针对理学文献而言。与研治理学典籍方法不同，朱子在编撰《通解》的过程中，并不是着眼于整体来理解道理，而是从文献校勘的工作入手，至于具体情形，留待后文再行详论。另外，处于《通解》编撰同一时期的作品《韩文考异》亦是以基础文献的校勘工作入手，而校勘文献所需要的正是“密”工夫。因此，朱子正是站在解读理学文献内在道理的角度来批评杨复的治学方法。

除此之外，杨复与吴伯丰之间的差异更形成鲜明对比，吴伯丰是“明敏有余”而杨复则是“过于密之病”，朱子对二者特质的评价是针对“道理”而言，但是考礼与“道理”文字完全不同，《朱子语类》载：

泳曰：“考礼无味，故且放下。”先生曰：“横渠教人学礼，吕与叔言如嚼木札。今以半日看义理文字，半日类《礼书》，亦不妨。”

观此语录“考礼无味”当是代表了宋代众多学者的观点，朱子当亦赞同此观点，故引吕与叔评价张载教学之言“如嚼木札”，而此处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于朱子明确将“义理文字”与“礼书”截然分开，可见在朱子的固有思维中，礼书和义理文字是两种不同的学问。两者之间存在着学科差异，《朱子语类》《文集》中言及思想义理的地方均是针对四书及宋儒理学作品，甚少触及礼学作品，而专门针对礼学作品所发表言论又甚少言及其所蕴含的内在思想。

另外，朱子学术发展过程亦呈现了由义理归于礼书的特征。此可由朱子早年集中精力完成的代表作品，过后逐步修订的《四书章句集注》与晚年的作品《韩文考异》及此时编撰的《通解》比较见其真相。

细考朱子治学的过程可知，《四书章句集注》基本没有校勘用语，而《韩文考异》及《通解》两书围绕文本进行校勘，甚少触及其中的“思想”，这是朱子对待理学与其他文献的不同方式，呈现朱子学术思想体系日益精密的趋势，亦与朱子所言“四书，六经之阶梯”的治学顺序相同，而朱子批评杨复治学方式的时间是1199年，正是朱子着力于编撰《通解》工作时期，可见朱子批评杨复实是有为而发，实属似贬实褒情形。事实上，朱子主要把精力放置于四书学，六经的研究除了《周易本义》《诗集传》之外，大都未能如愿，但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是朱子晚年已经把更多精力放置于经学方面，尤其是《通解》成为朱子晚年所耗心力最多的工程，而其内在原因正是《通解》中所需考订内容庞杂，我们将于朱子按语研究部分再行重点研究，此不赘述。

二是朱子从教人的角度出发，而非单纯从某一学科的学术视角来平定优劣。上述朱子对杨复与陈德本的评价使用了“过犹不及”的评判标准。《论语》载：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欤？”子曰：“过犹不及。”

朱子注说：

道以中庸为至。贤智之过，虽若胜于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则一也。

因此，朱子对“过犹不及”的比较方法甚为清楚。朱子虽然遵照《论语》解读史的倾向，两者都否定，但是朱子明显更倾向于否定“愚不肖之不及”，只是孔子为圣人，朱子难以否定儒学传统，所以采取两者全都否定的做法，但是细读朱子对陈德本与杨复两者的治学方法问题，明显是从一般读书规律出发来谈论，而非针对某一学科的特质来进行，故其更重在学术的一般规律而言，虽不能说朱子是泛泛而谈，但至少不是针对具体学科而论。

因此，朱子对杨复虽有批评之语，却是针对读书者执着于单个学术问题，缺少全局考虑问题，难以掌握其中的“道理”而言。巧合的是《论语》所载是孔子教学用语，而《朱子语类》亦正好是弟子记载其教学语言的内容。与此同时，《论语》重在教弟子为人处世，而非针对专门学术领域，而《朱子语类》亦针对读书的普遍规律，而非针对某一具体学科领域。不同的学科领域，具有不同的治学方法，这看似现代的语言，却早已隐含于朱子的治学过程中了。

事实上，在治学方法上，朱子更加着眼于细密。《朱子语类》载：

读书，须痛下工夫，须要细看。心粗性急，终不济事。如看《论语精义》且只将诸说相比并看，自然比得正道理出来。如识高者，初见一条，便能判其是非。如未能，且细看，如看案款相似。虽未能便断得它案，然已是经心尽知其情矣。只管如此，将来粗急之心亦磨砻得细密了。横渠云：“文欲密察，心欲洪放。”若不痛做工夫，终是难入。

此条为廖德明癸巳（1173）以后所记录的内容。读书需要细密工夫是朱子历来所主张的观点，而细密意味着要多用工夫。《朱子语类》载：

问：“曾子于孔子一贯之道，言下便悟，先来是未晓也。”曰：“曾子先于孔子之教者，日用之常，礼文之细，莫不学来，惟未知其本出于一贯耳。故闻一语而悟其他人于用处未曾用许多工夫，岂可遽与语此乎！”大雅云：“观《曾子问》一篇，许多变礼皆理会过，直如此细密，想见用工多。”

此处是余大雅戊戌（1178）以后所记录的内容。朱子认为曾子通过日常无所不学，才获得一贯之道，余大雅概括为“细密”，其背后正是“用工多”。可见朱子本就倾向于细密的治学工夫。余大雅仅转述朱子的观点无疑。朱子后学及私淑弟子更是经过系统概括，总结出朱子读书六法。现存最完整内容是程端礼在《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中所总结：“曰循序渐进，曰熟读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记体察，曰著紧用力，曰居敬持志。”虽有具体方法的差异，但是六条的共同基础：从字句开始逐一理解文本基础上掌握大义。

由上述可知，朱子虽对杨复“过于密之病”持批评态度，但是有褒大于贬之意，而且朱子批评杨复的立足点是解读理学文献，且着眼于普遍的治学方法，不是针对专门学科而发出的治学标准，并不代表朱子否定杨复治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