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南畿名邑数婺源”

明洪武二年（1369）正月，婺源州复为婺源县，仍隶属徽州府。洪武八年（1375）罢中书省，徽州府直接隶属六部。嘉靖三十三年（1554）徽州府隶属广德道，嘉靖四十五年（1566）徽州府改隶属徽饶道，隆庆六年（1572）徽州府隶属徽宁道，万历四十二年（1614）徽州府隶属徽安道，崇祯四年（1631）徽州府重隶徽宁道，婺源均随徽州府隶属之。清朝，婺源先后于顺治二年（1645）随徽州府属江南省，顺治十八年（1661）改属江南左布政使司；康熙六年（1667）改属安徽省，康熙九年（1670）属安徽省徽宁道；雍正十一年（1733）属徽宁池太广道；咸丰四年（1854）属皖南道；同治四年（1865）复属徽宁池太广道。

明清时期婺源的行政区划，仍沿袭宋元以来的乡、里、都、图建制。洪武初（1368），县治所在蚺城定制为8坊，农村为6乡，共统30里50都。后经多次调整，至清宣统元年（1909）时，全县划为16坊、6乡、29里、40都、141图（每图10甲），人口发展到21.5万余人。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县治蚺城进行过一次较大的修缮：改夯土城墙为石城墙，并将城区向西扩展了500米左右，使城墙周围长达“九百余丈”。此后，蚺城又在天启四年（1624）、顺治十八年（1661）、康熙三年（1664）、乾隆十年（1745）、嘉庆元年（1796）、道光十七年（1837）对因遭水毁或火毁的城墙、城楼，进行了重修。咸丰十一年（1861），蚺城在城墙上加高女儿墙三尺，于北关外添设矮墙一段。至此，城池才臻于完善。

明清两朝是婺源经济发展的兴盛时期。明太祖及其后继者先后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垦荒、发展生产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元末动乱中荒芜的田土，逐渐被开垦成熟田。明弘治五年（1492），全县岁赋田达378995亩，至清康熙元年（1662），增加到429100亩。婺源山地广泛种植松、杉等树木，林木资源丰富。弘治《徽州府志》说：“大抵新安之木，松、杉为多，必栽植始成材。而婺源、祁门之民尤勤于栽植。”此时婺源茶叶种植大有发展：明朝时有茶1762539株，占徽州府茶株总数的8.96%；清嘉庆时（1796～1820）岁行茶引（每引100斤）2万道，占全府茶引总数的35.5%，婺源成为徽州的主要产茶地；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徽州岁行茶引10万道，其中婺源仍占有三万数千引之多。婺源绿茶，明代入贡朝廷，曾获嘉靖皇帝赏赐金匾，并于清乾隆间（1736 ～1795）远销国外。当时溪头的梨园茶、砚山桂花树底茶、大畈的灵山茶和济溪上坦园茶被称为婺源“四大名家”茶，为婺源绿茶中的珍品。此时，手工业也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龙尾歙砚的采制，至清道光间（1821 ～1850）仍“每年三贡，每贡二份，六方者四匣，两方者二匣，定期以供朝廷”。徽墨制造，清代兴盛时有墨铺百余家，所造墨锭“售于二十三行省”。乾隆四年（1739），日本国制墨家松井元泰曾远涉重洋来中国，向婺源制墨名家詹应虬请教制墨术。乾隆五年（1740），婺源詹成圭“玉映堂”墨肆，曾为清廷内务府定制“御墨”。婺源造船、造纸和制伞业均于明代兴起。清康熙间（1662～1722），蚺城曾为官府大造过漕船与兵船；纸张主要生产皮棉纸、草纸、毛长纸、表芯纸、京放纸、毛边纸、引（燃）线纸等；油纸伞制作业年产量为10余万把，经“由休宁县屯溪达浙江，行之颇广”（道光《婺源县志·地产》）。印刷业始于清末，道光间（1821 ～1850）首创“一经堂”书坊，随后于光绪初年（1875）开设了“文和堂”书坊。

然而，婺源毕竟是个“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路和庄园”的山区县。境内层峦叠嶂，溪壑纵横，可耕土地有限。自明代中叶以来，由于人口的较快增长，“田少民稠”的矛盾日益突出，本县所产粮食难以自给。粮食的严重不足，迫使成批的婺源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谋生，走上“服贾四方”“以商为命”的经商道路。其时，婺源商人作为徽商队伍中的一支劲旅，足迹遍及全国，不但京省都会、大小城镇有他们劳碌的身影，就是山陬海隅、穷乡僻壤也不乏他们的足迹。他们凭借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关系，或是子佐父贾，或是翁婿共商，或是兄弟联袂，或是同族结伙，长年跋涉于外，历尽艰难险阻，克勤克俭，艰苦创业，最终走向成功。此间，在宗族思想和乡土观念的影响下，服贾四方的商人们，一旦有些积蓄，多会携资回归故里，不惜重金在家乡兴祠宇、置宅第、扩书院、修学塾、筑坊阁、建园林、架桥亭、葺道路、养山治水等，建立起一处处地域特征突出的“徽派”建筑群落。同时，徽商的崛起，为各世家大族在延续原宗法制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一种新的宗法家族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了有效地凝聚同宗势力，他们继续世代相沿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为了“尊祖、敬宗、睦族”，他们大力兴建宗族祠堂；为了“报本返始，以伸孝思”，他们勤加礼祀先祖；为了保证祠堂的正常运转，他们设置族产族田；为了奠世系、序昭穆和收族，他们纂修谱牒家乘；为了规范族众的言行，他们制定了族规家法……以致婺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宗族制度十分典型的地区之一。

文化教育在宗族、徽商等的大力扶持下，取得了长足发展。据史料统计，自宋至清，婺源民间先后建有书院29所，设置过义学、精舍、学社、书屋、山房、斋轩等190多所，社学也有140多所，私塾更是遍布全县各个村落。“十家之村，不废诵读”和“山间茅屋书声琅”，是为当时婺源文风昌盛的真实写照。文化教育的发展，使婺源在明清时期科甲鼎盛，名人辈出。据统计，明清时婺源有200人登进士第（另有武进士7人）、619人中举（另有武举人57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朝廷纂修《四库全书》时，婺源学者所撰著作有172部入选。明清两代全县出仕者达2114人，并有桃溪潘氏“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的佳话。明清时期，许多业绩显著的名人被载入史册，例如：明初中书舍人詹希源，创制出机械计时器“五轮沙漏”（《明史·天文志》有载），有力地推动了西洋机械钟的诞生；兵部尚书汪，正德十六年（1521）提出“师夷长技以驭夷狄”，一举挫败“佛郎机”（今葡萄牙）殖民者的侵略，歼灭贼寇，收复屯门；嘉靖年间治篆大师何震，时人尊奉为篆刻艺术“海内推为第一”的“集大成者”，是“皖派”（亦称“徽派”）篆刻流派的创始人；户部尚书汪应蛟，万历间（1573 ～1619）曾在天津治理葛沽、白塘盐卤地，筑堤围田，开天津种植水稻之始，并获成功；清代经学家、音韵学家江永，开皖派（徽派）经学研究新风，被誉为东汉郑玄以后第一人；科学家齐彦槐，于道光十年（1830）制成的天文仪器“中星仪”“浑天仪”（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时人评曰“开千古以来未有之能事，诚精微之极至矣”；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清末主持修建了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周恩来同志赞誉他是“中国人的光荣”。正是历史的长河中涌现的这些为中华民族进步和昌盛做出贡献的英杰，使之婺源成为“海内灵奥名区”。清代政治家林则徐称赞：“南畿名邑数婺源！”

自咸丰五年（1855）二月至同治三年（1864）八月，太平军范汝杰、石达开、杨辅清、汪海洋、李世贤诸部先后近20次攻入婺源县境，12次占领县城，与清兵、团练进行大小战斗约85场。境内大部分区域皆被战火洗礼过，清朝地方封建统治秩序受到猛烈的冲击。太平军与清兵的交战，也给婺源城乡的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1911年10月，湖北武昌起义成功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义旗高举，势不可挡。11月，安徽宣布“独立”。与此同时，婺源也“奉机关部文宣告独立”，清王朝对婺源的统治至此结束。婺源光复之后，乡绅江峰青（曾任嘉善知县至道员、江西省审判厅丞）等出于地方利益考虑，留下前清知县魏正鸿并筹办民团、商团，招募团勇以维持地方秩序，确保了婺源的平稳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