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带一路”与国际产能合作

1．世界与中国的“新常态”

21世纪初至金融危机前的七八年是世界经济增速的一个“非常态”。以世界经济年均增速衡量，1980～1989年十年的年均增速为3.2%，1990～1999年十年的年均增速为3.1%，而2000～2009年则达到3.9%，如果不考虑2009年世界经济的负增长，那么21世纪初至金融危机前的几年年均增速高达4.3%，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高增长阶段。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这几年仅次于1950～1973年的“空前繁荣的黄金年代”，这一阶段世界经济年均增速达到4.9%。2010～2014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回落至4%，这一增速等同于1997～2006年的十年年平均水平，但又显著高于1980～2000年的20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2015～2020年的年均增速也将达到3.8%。因此，放宽历史的视界，应该说世界经济增长失去了金融危机前的高增长态势。

中国对“一带一路”进行产业转移时，国内和国际都处于经济新常态。李扬等认为，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的“大稳定”旧常态基本结束，迈入以经济增长低水平波动、金融资产去杠杆化、保护主义加剧、主要国家政策周期不同步和全球治理处于真空状态为特征的新常态。简而言之，就是发达经济体总体上呈现低增长、高失业和低回报投资等症状。

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行进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巨大转变。按照IMF的数据，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08年发达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首度跌破50%。在PPP意义上，发达经济体的占比从2003年起以年均1个百分点的速度下滑，预计2020年将跌破40%。以市场汇率计算，2014年发达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总量还维持在61%，但自2004年以来的十年来缩减了18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将进一步收缩至56.7%。

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开始分化，后者经济增速是前者的3～4倍。自21世纪初起，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速明显超过发达国家。2001～2014年，发达经济体年均增速1.6%，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年均增速高达6.0%。从这个意义上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并非是造成发达经济体占比下滑的长期原因，却加速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转换，发展中经济体利用金融危机实现“弯道超车”。以PPP衡量，2008～2009年发达经济体占全球比重下滑2.5%；以市场汇率计算，2009～2010年发达经济体占比下滑3%，金融危机这两年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经济体占比下降最快的两年。

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七年后，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进入转折点。这种复苏的基础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发达经济体逐步走向比较稳定的增长，美国和欧元区的就业、通胀等宏观经济指标趋好，发达经济体参与国际经济的力度在恢复，贸易增速明显；二是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尽管经济增速略有下降，但是动能明显增强，尤其是中印经济发展势头依然迅猛，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稳步上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复苏的基础仍然不够坚实，需要相关国家做出努力，维持向好发展态势。在所有经济大国中，中国的经济增速仍然位居前列，中国经济迈入发展新常态之后，调整步伐和力度不减，对维护开放性世界经济的贡献逐步加大。而美国经济的复苏态势虽日益明朗，但其增长主要来自国内消费，恢复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能力还需时日，美国经济短期内还难以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

世界经济格局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为中国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机会。美国二战后建立的一套国际经济制度，其主要目的是服务于发达经济体，如今面临着困境。发展中经济体已不再只依靠西方国家，不再盲目相信西方的这套经济发展理念，而是积极谋求其他途径。中国既要考虑发达国家建立的制度的优劣，更要针对发展中经济体的需要，创造性地设计新制度。

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步入了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彼此要相互适应，合力寻找新的增长模式。中国既要提高消费、扩大内需，进行经济结构转型，也要加快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性经济体制。对世界而言，除了发达国家，主要还是靠亚洲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后者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就此而言，中国倡导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五通”工程，统筹两个“新常态”，实现共同发展。中国经济在迈过“刘易斯拐点”之后，也进入了中高速增长、结构优化调整和创新驱动的新阶段。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同时发生转型，特别是国际转型，对中国“一带一路”的产业转移将产生复杂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