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密勒氏评论报》主要栏目和内容介绍

《密报》主要分为社论、专题文章和专栏三部分。社论集中表达编者意见，文笔犀利、风格泼辣，是刊物的核心。专题文章（开始叫Central Articles，后改为Special Articles）撰稿人有些是该刊的编辑记者，大部分则是新闻以及其他各界的专家，涉及的内容广泛，其中有关经济方面（商业、财政、金融等）的评价占相当大的比重，且大都是著名文章。这部分虽不代表编者的意见，但往往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出该刊在某些问题上的倾向。专栏有“一周要闻”“财政与商业”“中外报刊言论”“中国名人录”“船期公告”“股市行情”“美国在华法院公告”“书评”“汉语讲座”等，弥补了前两部分的不足，丰富了刊物的内容，也加强了编者与读者的联系。从《密报》的关注内容来分，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该刊以报道和评论远东地区的政治时事、财政金融为主，其后则以报道和评论中日冲突、远东地区的国际关系为主。根据《密报》关注内容的不同，可以将《密报》划分为早期（1917～1931）、中期（1931～1941）和后期（1945～1953）。

（一）早期的《密勒氏评论报》（1917～1931）

早期的《密报》是一家标榜独立的自由主义刊物，正如密勒对鲍威尔说过的，“我们喜欢登什么就登什么”。并多次声称《密报》是“在华出版的唯一独立的英文周刊”。我们将早期《密报》关注内容分为涉华的国际报道和对国内形势的报道。

作为美国驻华记者，鲍威尔和其他《密报》记者们目睹并见证了中国社会革命历程中的一次次遭遇，亲身经历了中国主权领土被野蛮侵犯的事实。并在1929年中苏武装冲突和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亲临现场，作为目击者报道了这些世界瞩目的大事件，作为职业新闻记者，《密报》记者们借助报纸记录着种种西方国家对华的侵略罪行，并试图分析解释中国问题的背景、原因以及影响。《密报》的种种报道给西方国家了解中国国情提供了重要事实，为历史保留了珍贵的史料，《密报》的涉华国际报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密报》抵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鲍威尔刚刚接手《密报》时，正值日本人再一次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中的第五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华北及东北地区享有政治、军事、财政等特权。《密报》将此事发表，认为中国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公开此事并争取其他西方各国的介入，借助其他美国报纸扩大此事的影响。主编鲍威尔亲自撰文揭露日本对中国强行实施不平等条件的内情，这一事件的公开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且给日本施加压力，日本面对各方面的质疑，竟推说此事是莫须有的谣言，最终不了了之。

（2）《密报》主张西方应帮助中国独立自强，多次抨击外国在华的治外法权，要求逐渐废除不平等条约。在创刊号上，《密报》揭露了美国流氓商人赖文（Frank J. Raven）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坑害中国人的罪恶行径。1925年后，在声势浩大的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密报》的这种主张变得更为激进，再三要求西方列强采取实际步骤，实施华盛顿会议的决议，废除外国在华治外法权并让中国关税自主，指出：“目前在中国的外国领事裁判权与时代的潮流相悖，已经落后于时代……它已经成为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友好关系的障碍。”认为“只要美国在（与中国的）新约谈判中起领导作用，其他各国政府将效仿而行”，呼吁美国政府带头废除治外法权。

（3）《密报》还反对当时上海租界普遍存在的对华人的歧视，对上海各俱乐部、公园及其他公共场所排斥中国人的行为进行抨击。1929年9月，《密报》在社论中指出，《密报》所在北方电报大楼内“中国人请走后门”的规定反映了“上海外侨社会对中国人歧视的现象并未随黄浦公园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门牌的摘掉而消失”。之后，电报大楼的英国业主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歧视性规定。

早期《密报》对中国国内形势也有大量的报道。

（1）早期《密报》主要是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宣传他们取得的一些所谓“成就”。《密报》很早就与国民党建立了联系。1917年创刊之初，鲍威尔就曾经拜访过孙中山，称赞国民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党之一”。1926年北伐开始后，《密报》开始注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蒋介石，刊文介绍蒋介石的生平，称蒋是中国的“希望之星”。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密报》更是把他看作中国复兴的“领袖”。1928年，鲍威尔竭力挽留到上海的年轻记者斯诺，请求他帮助编辑出版《新中国》特刊。这份特刊厚达198页，反映了《密报》对蒋介石的热情和希望。它乐观地预言，中国五十年内将会“在每个城市中出现宫殿式的建筑……就像美国的摩天大厦，而且有许多电梯。那时，再也见不到人力车，只有机动车在行驶”。此外，《密报》还辟有“财政与建设”专栏，1931年12月又编辑出版了《重新建设》特刊，介绍和宣传中国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下所取得的成就，指出：“尽管有土匪的破坏，尽管存在国内军阀之间的争斗和其他一些干扰这个拥有四亿人民的国家和平、宁静生活的事件，但是中国仍呈现出向前发展的趋势，新的公路正在修筑，机动车线路正在延伸，飞机航线正在开通，新的电厂正在建设；还有，特别是由于最近实施的保护性关税政策的刺激，制造工业正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中国正在一个广泛的范围内取得进步！”但在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中，鲍威尔亲见上海的血腥屠杀，让他重新审视国共两党以及两极政治较量导致的中国革命的复杂性。

（2）前期《密报》对那一时期政治派系纷争和混战进行报道。1927年，北伐军攻占南京，在离开南京城时，城内发生抢劫，北伐军与外国侨民发生冲突。英美等国借保护侨民和使馆区为由炮轰南京城，中国军民死伤惨重，各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史称“南京事件”。随后，驻上海公使馆、外国商会、租界工部局等，提出逞凶、赔偿等无理要求，呼吁各国出兵干涉。鲍威尔凭借其外侨的身份以及新闻记者的敏感，先于其他上海外报要求华盛顿特约撰稿人采访白宫，一定要拿到美国政府的态度。随后，《密报》发出报道，题为“中国局势尚未联合干涉程度，美国无意参加任何为惩罚性联合行动”，正文为：“国务院一再强调说，在中国的任何美军部队，仅担负防卫性的任务，而绝不是干涉中国内政。在提到南京事件时，国务院的官员称，还不能断定国民革命军应否对此负责。”该报道依然奉行客观陈述事实不做评论的一贯报道立场和手法，很好地协调了美国当局与美国在华侨民之间的关系，既符合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总体思路，同时也反映出《密报》积极对待中国问题，尽量化解矛盾的态度。此后，美国报纸不再像以往那样轻视中国的消息，开始大量刊载驻华特派记者的报道。“中国的局势在美国已变成第一流重要新闻，美国公众对此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密报》关于“南京事件”的报道态度和立场，反映了一大批在华外报和记者的态度，“识大体、顾大局”是想扩张在华势力的西方各国对记者提出的要求，各国对华政策的推行和利益的保障需要其在华媒体拥有国际视野和全局观念。侨民在华的利益相较大局而言的确稍弱一些，但在允许的范畴内，外报和记者还是希望通过客观、公正的报道在这大、小利益之间协调关系，避免激化在华矛盾。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为了解华北的军事情况，鲍威尔曾亲自到北京并采访了交战双方的首脑，《密报》撰写了系列报道，但都是人物访问，本着尊重事实、客观公正的立场和态度，甚至没有任何评论，不存在丝毫政治倾向性。反映中国社会现实但不涉足政治派系纷争。

鲍威尔在《密报》设立了“中国名人录”专栏，该专栏主要刊载介绍中国政界、商界以及各领域名流的传记，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上海黑帮头目，国民革命领袖和封建军阀，无论功过。只要是风云人物，都是可以纳入其中。“正在筹划‘二次革命’的孙中山口无遮拦，善于夸夸其谈；吴佩孚 ‘能干而有个性’，却不懂政治，只是一个耽于豪饮、手不离卷的‘前清秀才’; ‘基督将军’冯玉祥膀大腰圆，却是一个政治上 ‘靠不住的盟友’；矮小、温和而且具有幽默感的张作霖，则 ‘无愧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这些文章文笔生动活泼，多以性格特点和外貌特征为出发点，对于这些人物进行十分写实的描述，且以诸人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和自身功能为标准进行分类和评价，没有丝毫的政治倾向和对错之论。“文字仅仅被用来承载被采访对象给予记者的第一印象，因而，人物与社会、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十分模糊，不仅梳理了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也难以反映出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以及各种势力将对中国前景产生的影响。”

（二）中期的《密勒氏评论报》（1931—1941）

中期《密报》正值中国抗战的关键时期。这期间的《密报》积极反对日本侵略，宣传中国抗战，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同情和支援。同时，它本身也是美国社会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的一个重要见证。应当说，1931～1937年，《密勒氏评论报》在反对日本侵略、支持中国抗战方面十分积极和努力，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其态度也日益坚定和鲜明。

《密报》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变化，20世纪30年代，国共两党两极政治同时存在且一直较量，日本全面侵华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但两极政治的较量一直没有停止。鲍威尔看到了复杂的政治，更看到了中国面临的困境，他和《密报》不得不像其他外报一样要做出选择，但他和该报选的是中国局势而非国民党或共产党。哪怕鲍威尔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顾问，《密报》被纳入国民党宣传体系成为最得力的对外宣传工具，可在他看来“这种恭维颇具讽刺意味”。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阻止了很多外报和记者深入西部了解与其对峙的中共，《密报》在重重危机中突破封锁，不仅促成了埃德加·斯诺的延安之行，而且使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的部分篇章也得以公开发表。

1928年夏天，23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任《密报》的助理编辑，在上海结识了宋庆龄、鲁迅等著名进步人士，深受中国进步文化的影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表示同情。1934年，斯诺的出版商哈里森·史密斯·汉斯就与他签订过一个合同，希望其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共产主义运动的书。与此同时，伦敦的《每日先驱报》也表示乐于资助他到苏区去旅行，以获得“红色中国”的真相，但终因没有合适的路径与共产党进行接洽而未能实现。直到1936年4月，斯诺打听到红军和少帅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之间秘密达成了停战协议，他抓住这一时机，从执教的燕京大学专程赶到上海，向宋庆龄提出希望去陕北苏区采访的要求。与此同时，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打破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从陕北写信给宋庆龄，委托她邀请外国记者到苏区考察访问。通过宋庆龄的亲自安排，中共中央同意由一位善意的西方记者和医生进入苏区。因此，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通过美国女记者、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积极帮助和联系，经宋庆龄的介绍，同斯诺一起被选定了。

1936年7月，斯诺与马海德二人费尽周折，神秘地进入陕北苏区，并深入西征战役前线，在宁夏豫望县（今同心县）进行为时50多天的战地采访活动。毛泽东在陕西与斯诺进行了多次长谈，就国际格局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基本基调与斯诺进行了沟通，毛泽东首先剖析美日矛盾晓以利害关系，毛泽东指出：“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威胁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针对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他指出：“但是也有一些目光短浅的美国政治家以为中国的灭亡与他们无关。这些人提倡孤立政策，但是随着历史面貌的进一步暴露，我们相信他们会放弃‘孤立主义’政策，美国将觉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毛泽东大力倡导中美合作，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毛泽东强调指出：“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最小的代价赢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中国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的统一战线，其次还必须把这条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毛泽东最后还提出战后中美经济合作的设想，他指出：“在我们赢得独立之后，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

10月，斯诺访问延安后回到了北平，11月14日起在《密报》上连载发表了斯诺撰写的《毛泽东访问记》，同时配发了毛泽东戴红军帽的大幅照片，使《密报》成为首度公开毛泽东身世、言论及照片的外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红色政权也得以首次见诸报端，此举，在中国、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海伦·斯诺回忆对这一伟大事件的报道时写道，“这是报界第一次运用毛泽东的谈话，《密勒氏评论报》发表采访内容后，这十页文字震动了中国知识界”, “报道发往全世界，然后又被用电讯传回中国，在中国激起了极大的反响”，通过斯诺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报道，美国人、欧洲人和苏联人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从延安走向世界的起点。

斯诺采访回到北平时，正值日本侵占北平的前夕，他顾不得自身的安危进行紧张的写作，他将自己在陕甘宁苏区内行程三千里，历时逾百日、从后方到前线，从工农群众、红军指战员到共产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那里所采访到的许多真实情况及时公布于世。斯诺根据这次采访所获得的大量珍贵的文字和照片资料，撰写成著名的英文本《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披露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震惊了世界。

“二战”前后，美国有1600名男性记者被派往世界各地，至少有127名女性记者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这里的数字是指被新闻机构正式雇用的人员，如果包含那些自由撰稿人的话，数字会更多。20世纪20-40年代美国记者云集中国，尤其是“七七事变”后大批美国记者潮水般涌进中国，冒死出入南北战场，以高度的时效性、真实性和时宜性向世界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武汉会战前夕，美国已成为西方国家中派遣来华记者最多的国家。仅武汉一地据说已云集了诸多美国中型以上的各家报社记者。美国几乎所有的报社都曾派记者到中国采访。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战争中心转向亚洲，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批美国女新闻人进入了中国，其中较著名的包括佩吉·赫尔（Peggy Hull）、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海伦·福斯特（Helen Foster）、艾米莉·哈恩（项美丽，Emily Hanh）、贾安娜（Annalee Jacoby）、戈尔红（Martha Gellhorn）、雪莱·麦当斯（Shelly Mydans）等。这些记者将中国的现实状况以较为客观的视角报道出来，成为中美两国间沟通的桥梁。

（三）后期的《密勒氏评论报》（1945—1953）

抗战胜利后，《密勒氏评论报》于1945年10月复刊，主编兼发行人是老鲍威尔的儿子约翰·威廉·鲍威尔，副主编是朱里安·舒曼。该报的言论具有独特大胆的特点。1946年6月22日，该报发表评论称：“人人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言论和信仰的自由。”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该报继续出版了三年多，是中国大陆唯一一家外国人办的报刊。朝鲜战争期间，因报道美国侵略朝鲜、进行细菌战及破坏停战谈判，被美国政府禁止入境，失去大批订户，于1953年6月自动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