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丛报》的发行和影响力

就像19世纪绝大多数非常有声望的期刊一样，《中国丛报》是不愿意来公布自己的发行数据的。事实上，在其存在的20年中，仅有一次披露了发行数据。这些数据出现在1836年9月的一篇关于讨论在东亚和东南亚的西方出版物的文章中，尽管这些数据是那么的单调（见表1-2）。

表1-2 1836年《中国丛报》的发行量统计

尽管所披露的《中国丛报》发行统计数据较为单调，但是从订阅者的地域分布上可以看出，除了南美洲外，丛报的订阅者分布在世界其他各地。一大读者群分布在亚洲，另一大读者群分布在美国和欧洲。这些订阅者大体上都是相似的群体，即传教士、商人、学者、宗教界人士和作家。其中，200名的订阅者中绝大多数是商人，因为在1836年当时只有7位传教士在中国。这200位订阅者的数量已经相当地惊人，因为我们从1837年1月《中国丛报》披露的数据可知，当时在中国只有307位男性西方人，其中158位来自英国，44名来自美国。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得出，在1836年和1837年左右的时间里，大致有2/3在中国的外国人订阅了《中国丛报》。即使当这些西方人回到本国，许多仍然坚持阅读《中国丛报》的复印本。

在南亚和东南亚的93位绝大部分也都是传教士。《中国丛报》能够定时不间断地收到这一时期传教士们的稿件，1841年之前，58位中国传教士中的47位曾经为不同期刊服务过。这些人毫无疑问地能够将《中国丛报》的各种信息传递给他们在印度、缅甸、泰国、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同伴。一些在夏威夷、澳大利亚和南非的订阅者也参与本地传教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信件发表在《中国丛报》涉及宗教和传教士事宜的栏目中。

然而，在1836年发行的515份期刊中，有1/5是无偿地送到欧洲、美国和印度的公共机构、杂志和个人手中的。当时大部分西方顶尖杂志，比如《北美人》、《爱丁堡》、《夸特利》、《威斯敏斯评论》和《布莱克伍德杂志》等都会有《中国丛报》的关于中国文章的复印版。

如果要明确分析《中国丛报》的发行量，我们在进行分析时尽管需要依赖订阅者的数量，但还应该注意就像19世纪早期的期刊一样，《中国丛报》的流通数量要远远大于其实际的订阅数量。根据调查，杂志流通时期的读者群一般是实际订阅者数量的4～5倍，也就是说，在《中国丛报》发行量最多的时候，应该会有4000～5000读者。除了每月将《中国丛报》送到订阅者手中，《中国丛报》也按照年度进行出售。下面列出前5期的年度合订本的发售数量（见表1-3）。

表1-3 《中国丛报》前5期年度合订本发行量

在销量上迅速增加以及《中国丛报》逐渐减半其定价，证实了期刊在一开始的时候创办是非常成功的。在《中国丛报》的第二期文章中也写到了，由于订阅数量的翻倍增加，《中国丛报》负责人开始考虑将其定价减半。部分文章还被美国一些有影响力的教会刊物和普通报刊转载。如伦敦的《便士杂志》（The Penny Magazine）在1837年8月5日评论的，“这份期刊即便在英国也是不错的”。

总之，在华传教士们这一群体经营的出版物中，1832年至1851年有美国传教士发行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可以作为其学术水平的代表。这份月刊在西方学术界重新建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丛报》尽管是由美国传教士创办，主要撰稿人也是传教士，但是《中国丛报》并不单纯是一份宗教刊物。《中国丛报》内容丰富、资料详尽，趣味性和知识性并存，深受西方人士的高度评价，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外文期刊，影响力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