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丛报》的创刊始末及背景

（一）《中国丛报》的创刊始末

1807年，来华第一位新教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乘坐美国商船“三叉戟号”（Trident）来到中国。22年后，应美国商人奥利芬（D. W. C. Olyphant）和马礼逊请求，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以下简称美部会），向中国派出了第一批传教士裨治文和雅裨理（David Abeel），他们乘坐奥利芬的商船“罗马号”来到中国。裨治文来到中国后发现，“基督教国家和这个东亚国家商业来往已久，但知识与道德层面的交流微乎其微”,他想在澳门或广州设立一家印刷所，创办一份搜集有关中国各种信息的刊物，在西方传教事业支持者中发行，以便获得更多的支持。这种想法得到了马礼逊的支持，马礼逊曾在1817年与米怜（William Milne）在马六甲创办了《印中搜闻》（The Indo-China Gleaner），这份刊物坚持了五年，后因米怜的去世而停办，后来马礼逊曾试图再办一份关于中国的刊物《印中丛报》（The Indo-Chinese Repository），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成功。从中可以看出，马礼逊与裨治文都有创办刊物的想法而且并没有因中国的禁教政策而放弃信念，他们极力为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而四处奔走。

这种想法最终得到热心传教事业的美国商人奥利芬的支持，经过奥利芬的安排，由他所属的纽约布里克街长老会捐赠了一台印刷机，1831年12月运抵广州，但是铅字模板直到1832年4月才运到。一个月以后，《中国丛报》第一期在美国商馆的一个小房间里诞生了。而促使《中国丛报》立即发行的直接原因是裨治文他们获得了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的一篇日记，这篇日记是郭实腊不顾清政府的禁令，乘船在中国沿海航行的所见所闻。因为当时，外国在华活动区域主要限定在广州，裨治文认为郭实腊这些记录了中国其他地方情况的日记很有价值，想尽快为这些难得的信息提供发表的场所，所以，《中国丛报》在铅字模板运抵后的一个月就迅速发行了。1832年5月，《中国丛报》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并担任主编，美国商人奥立芬出资经营，裨治文请求美部会派遣一名“忠诚、虔诚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刷工”来帮助其办报纸，此事正好委托给卫三畏的父亲办理，他就推荐自己的儿子去中国负责此事。

此刊原无中文译名，旧译“澳门月报”或“中国文库”，也有学者将其译为“中华见闻录”或“中华丛刊”。在近20年的出版历程中，其主编曾三易其人：1847年前，主编为裨治文，参加编撰工作的有卫三畏、巴驾等人；1847年后，莱奇文、卫三畏先后就任主编，马礼逊、郭士立、麦都思、奥立芬、马儒翰等在华外国人为其撰稿。《中国丛报》出版地辗转于广州、澳门和香港，坚持办刊20年，刊出20卷，最后一卷附有总索引，初印400册，后增至1000册。它以在华外国人为主要阅读对象，也向美国、英国的一些城市发行。

《中国丛报》1851年12月在广州停刊，其停刊的主要原因被归结于西方人对中国了解日益加深，当时报业竞争环境趋于恶劣，以及裨治文、卫三畏等负责人编撰精力不足等。

（二）《中国丛报》的创刊时代背景

裨治文所撰写的创刊词可以清晰地表明，就像上一章所分析的那样，即西方几百年确立的有关中国的认知和知识体系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时西方人对中国了解的需要，重新客观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就成为《中国丛报》创刊的重要时代背景。

创刊词：本报的目标之一为评论外文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籍，关注的重点是已经发生了哪些变化、变化产生的原因和方式。许多古老的书籍虽然含有很多有用的叙述，但同时也充斥着毫无价值的论述。在过去外国人所撰写的书籍中，在一页之内就可以发现大量的不一致或相互矛盾的记载，当代作家往往对此感到迷惑，如关于中国的人口，这些书中提供的数字从2000万到33300万数字不等。因此，面对这些互相矛盾冲突的各种外文出版物，人们更需要寻求一种可靠、确定的资料，这需要我们尽可能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中国权威著作。这些资料目前已经大量地出现并且涉及各种领域，无论是地理、道德、政治、商贸、文学还是宗教。此外，还有其他关于历史和统计数据之类的话题都会给我们展示中国的过去和现状。经过深思熟虑，我们不会以中国官方为主，只允许适量的来自中国方面的影响，从而极力避免走向极端……在目前，这些可以总结出许多主题，而每一个主题，无论是精神、道德、文学或者是宗教，历史知识和有关这个国家的数据资料是最需要的，既展现这个国家的过去也展现这个国家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