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学，是“内圣外王”之学。他对“仁”的阐发内容丰富而体系完整，简言之，“仁”即“爱人”[1]，含“忠”、“恕”两个方面，分别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所以，他的“仁”道又称“忠恕之道”。践行“仁”，就要通过“修身”，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修齐治平”这条主线，始终贯穿孔子的思想。

孔子讲得最多的是“修己”（亦即“修身”），其目标指向却是“室”、“家”、“邦（国）”、“天下”（或“四海之内”）。首先出现在《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对孔子人格理想以及政治理想的高度概括，也是他王道政治思想的基本架构。

在其“修齐治平”中，“修身”最为重要，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条件。“修身”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品格修养（即修德）、知识积累（即学养）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即才干）等[3]，前者为“质”，后两者为“文”，这三个方面都做好了，就“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了。完成了“修身”方可称作“君子”，而只有“君子”才堪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任。

由此可知，“修身”就是做人之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做事之道。

一 关于“室”、“家”、“邦（国）”、“天下”

“天下”一词源自“溥天之下”，是指天子“四海之内”的所有区域，也可以说它是没有边界的，如《尚书·大禹谟》所记“文命敷于四海”、《诗经·小雅》所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邦）”为诸侯国；“家”本指诸侯国内卿大夫的采邑（即封地），到了春秋时期，西周确立的宗法制度被废弃以后，逐渐演变为以夫妻为主体包括其他成员的家庭，有时也指由若干家庭组成的家族，这就混同于指代士或庶民家庭的“室”[4]。

有关两周时期的“国（邦）”、“家”、“室”，清代学者崔述有详细的辨析，其云：

天子，有天下者也。诸侯则以“国”称；卿大夫则以“家”称；士庶人则以“室”称。故曰“十室之邑”、“百室之邑”、“千室之邑”，皆称士庶人者也。曰“三家者以《雍》彻”、“三家未睦”、“因其十家九县”，皆称卿大夫者也……然下不得兼上，上得以兼下。故天子亦称国……亦称家……诸侯亦称“家”，《传》所谓“公家之利，知无不为”是也；亦称“室”，《传》所谓“三分公室”、“四分公室”是也。卿大夫亦称“室”，《传》所谓“三室如一”、“杀高厚于洒蓝而兼其室”是也。[5]

由于士、庶人没有封地，其居处称作“室”；卿大夫的采邑称作“家”，诸侯的封国称作“国（邦）”，广袤无疆的“诸夏”甚至连同“夷狄”，便是天子的“天下”。孔子的“修齐治平”之道，主张君子先治自身，后治家、国（邦），最终达到治“天下”的目标，这样由小到大、由近及远，层层递进，次第分明。

二 《大学》、《中庸》与孔子的关系

《大学》和《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南宋理学家朱熹把这两篇抽出，连同《论语》、《孟子》两书编辑在一起，称作“四书”，并为之作注，这就是现今通行本《四书章句集注》。

关于《大学》成书年代的问题，学界曾有不同的意见。自近代以来，学者大都认为，《大学》的成书应在秦汉之际，甚至晚至汉武帝以后。近年来，梁涛对《大学》的成书及文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认为《大学》出自曾子及其弟子之手，这是令人信服的结论。在《大学章句》里，朱熹还把《大学》的正文分作经、传两部分。他认为，经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梁涛认为，朱熹的这种划分方法并不能成立。[6]

不过，朱熹在其《大学章句》里征引程颐的话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这就交代得十分清晰了——《大学》一书（篇），乃记述孔子思想的书，它直接反映了孔子的思想，而《大学》的核心内容正是“修齐治平”。

在《中庸》中，有多处文字语义颇为接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

鲁哀公问政，子曰：“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对此，朱熹解释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固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欲尽亲亲之仁，必由尊贤之义，故又当知人。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皆天理也，故又当知天。”

《中庸》还记载孔子说：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7]

这里的“诚身”，含义近于“修身”；“顺乎亲”含义近于“齐家”；“信乎朋友”、“获乎上”、“治民”含义近于“治国”；“治国”的类推和延伸，亦即“平天下”。这样，每一项都以前一项为条件，由“诚身”到“治民”层层向外推延，由此可见，《中庸》和《大学》的思想实质基本一致。其大体思路仍然是“修齐治平”。

值得注意的是，《中庸》的作者正是孔子的嫡孙子思。这对于判断《大学》的成书年代，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参照。

总之，《大学》、《中庸》是与孔子思想最为接近的儒学典籍，两书与《论语》一样，都是研究孔子思想最为可靠的材料。

《大学》的篇幅很短，但是，因为它对儒学空前的条理化、规模化的表述，从而成为儒学的纲领。朱熹认为，《大学》是理解经学的必由之路。[8]《大学》的核心内容是阐述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它认为，只有通过“修身”，亦即学习等方法锻炼提高自己，才有可能把家、国、天下的事情做好。其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然后知至，知至然后意诚，意诚然后心正，心正然后身修，身修然后家齐，家齐然后国治，国治然后天下平。

要想有所作为，最为基础的功夫是“修身”，所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因为“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9]《礼记正义》注引郑玄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10]郑玄是说，所谓“大学”，讲的是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学习，可以达到为政的要求及目标。这和孔子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讲的都是先学后仕。[11]

在《论语》里，并没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严整地表述的章节，但是，也有论述对这一思想表露无遗。与《大学》“修齐治平”最为相符的是《论语·宪问篇》中“子路问君子章”，其记：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在孔子看来，通过认真“修己”，完善、提高自身修养而成就的“君子”，对于国家、天下负有“安人”、“安百姓”的重大使命。而“安百姓”的大业，即使像尧舜这样圣明的帝王也没有能够圆满完成，但它仍然是志士仁人的奋斗目标。[12]

此外，《论语·子路篇》记载孔子说：“苟其身正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篇还记载他的话：“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颜渊篇》也记载孔子对季康子说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泰伯篇》亦记载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孔子是说，当政者对待亲人怀有深厚的感情，民众就会兴起仁德的观念；当政者不遗弃老朋友，民众就不会冷漠无情。这都表明当政者“修己”的必要性。

另据《礼记·乐记》记载，子夏在对魏文侯谈论古代音乐的功用时说，音乐结束后，“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13]。他的大意是说，乐曲演奏终了，君子们在谈论，称道古代事迹，有助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古乐所激发出的效果。子夏是孔子的亲炙弟子，他如此表述，也为孔子“修齐治平”思想提供了更加直接而有力的佐证。

此外，《孝经》也记载，孔子对曾子讲述古代帝王以孝道“治天下”、“治国”、“治家”，并以三者并列。[14]

如此看来，《大学》、《中庸》直接源自孔子的思想是没有疑问的。“修齐治平”这条主线，贯穿了孔子的思想。以这个视角、线索再来分析理解孔子的思想，或许更加清晰，也更加准确。

三 孔子“修齐治平”思想的来源及影响

孔子的“修齐治平”思想从哪里来？不少学者认为，孔子直接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并认为老子思想是唯一的源头。《道德经》第54章记：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在《道德经》中，“修”的内容虽然是“无为”之道，但是，老子强调了“修身”对于治理社会、国家和天下的重要性。庄子同样也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但他更加“重生”、重归隐，他说：“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15]庄子这句话是说，道的精华可以用来修治身心，它的残余部分用来治理国家，它的渣滓用以治理天下。

老子是孔子之师，《吕氏春秋·当染》明确记载：“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16]老子是对孔子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这还可从其他文献中得到印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一段材料真实地反映出孔子在见老子以后，其内心深处所产生的巨大触动，其记：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17]

《史记》卷47《孔子世家》还记载老子对孔子的谆谆告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18]

老子的这些忠告，对孔子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论语》一书中多处反映出这一点。如，他一再告诫其弟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怨远矣”[19]，强调“修己”[20]，认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21]。“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22]《论语》还记载，“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23]这都是为了避免“好议人”、“发人之恶”所带来的祸患，孔子强调了“修己”的重要性。《论语·述而篇》还记，“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吾与尔有是夫！’”孔子曾喟叹“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24]可以看出，孔子的这些思想，都与老子的告诫不无关系。此外，《礼记·坊记》也记载：“子曰：‘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又记：“子曰：‘善则称亲，过则称己，则民作孝。’”[25]可见在“忠”、“孝”、“仁”、“礼”的观念上，孔子与老子都是十分相近的。[26]

《韩诗外传》卷9记载，孔子偕子路、子贡、颜回游于戎山，令各言其志。三弟子壮怀激烈，各自表示有志于在军事、外交和内政上大有作为，孔子分别称道他们“勇士哉”、“辩士哉”、“大士哉”。然后，孔子动情地援引了一大段老子的话，颇具意味，他说：

老子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智若诎，大辩若讷，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27]

这条材料弥足珍贵，它表明了孔子直接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而这类材料，在《论语》及其他儒家典籍中并没有记载。

笔者不大赞同有的学者提出的先期儒家“道家化”的说法，尽管这种说法由来已久。所谓的“儒家”，实自孔子创始，它本来就是在“道家”的根本上生长出的一棵新芽，仅此而已。

老子的思想，正是周代社会的主流思想。《论语》中记述了不少人物的言论与孔子的“儒家”思想迥异，而这些人，正是老派的知识分子，他们多是没有出仕或是已经“致仕”的“隐者”。据《孔子家语·观周》记载，太祖后稷庙堂右阶之前，金人背铭文：

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逾之。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或之，我独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虽尊高，人弗我害，谁能于此？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无亲，而能下人。戒之哉！[28]

仔细审视这段文字，不难发现，老子《道德经》不啻为它的翻版。东周太庙里金人身上镌有如此铭文，足以表明，“道家”的这种思想，正是西周东周时期社会的主流思想。[29]

《荀子·宥坐篇》还记载了孔子偕弟子游览鲁桓公庙的一则故事，其记：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30]

孔子的这段话与《老子》第28章“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辱”[31]，以及前引金人背铭“执雌持下”的含义竟如此地毫无二致！

笔者认为，除了老子，还有其他思想家对孔子同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史记》卷67《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这里的所谓“严事”，亦即崇敬、信奉之意。在孔子所最为敬仰的这六个人中，老子位居第一，并且，老子、蘧伯玉、老莱子、孟公绰四人全都是“道家”人物！

据《史记》卷47《孔子世家》载，孔子拜别老子以后，学问精进，影响日增，其记：“孔子自周反鲁，弟子稍益进焉。”孔子所“严事”的这几位人物，全是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他们对孔子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前引《孔子家语》记，太祖后稷庙堂前金人“三缄其口”，孔子也要求其弟子慎言，他解释说，多言会招致人的怨恨。《论语》记载：“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32]这段话的意思是，有人评价道，冉雍具备了仁德，可惜他没有口才。孔子说，何必要有口才呢？喋喋不休地和人争辩，常常招人讨厌。我不知道冉雍是否具备仁德，可是，何必要有口才呢？

孔子的思想既是多元的，也是多源的。《孟子·万章下》记载了孟子对孔子思想总括性的评价，他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也。”孔子学识渊博，如同奏乐，以钟发声、以磬收乐，集众音之大成。孟子赞誉孔子全面继承了自古以来圣贤的思想精华，而自成一家之言。他认为，孔子的“儒家”学说，实是“集大成”的思想。

孔子对周代文化一往情深，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33]，“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4]，所以，他以继承、重建周文王、周公的事业为职志。《论语·阳货篇》记载孔子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甚至在卫国匡地被围困时，孔子仍然坚信自己定会受到“天”的护佑，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35]

但是，必须看到孔子绝不是仅限于信奉周代文化，他崇信的是先代所有的思想文化。《中庸》明确记载：“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也自述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又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还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36]“好古”，指的是崇信和挚爱古代文化。《论语·卫灵公篇》记载：“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孔子念念不忘自己是“殷人”，临终前希望弟子依照殷代的礼仪来安葬自己。《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饰棺墙，置翣设披，周也。设崇，殷也。绸练设旐，夏也。”孔安国解释说：“孔子之葬，公西赤以饰棺荣夫子，故为盛礼，备三王之法，以彰明志职焉。”[37]孔安国的理解是，采用夏、商、周“三王之法”进行安葬，正符合孔子的“志职”。

此外，孔子相信天命，《论语·尧曰篇》记载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他深信人有德即可得到上天的辅佑。孔子重德的思想，仍然可以从先代文献中找到源头。伪《古文尚书·蔡仲之命》记载周公告诫蔡仲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足见孔子的这种观念渊源有自。

孔子的“修齐治平”思想，与《尚书·皋陶谟》所记禹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实是同一含义。[38]最为直观的资料，则出自《论语》本身，《为政篇》记载：“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认为，“为政”并不仅仅限于直接参与政治，把《书》（《尚书》）中所说的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风气影响到政治中去，也就等同于“为政”。换句话说，所谓的“为政”，也不过是把孝悌这种“仁”的观念作用于社会政治生活中去，这正是“修齐治平”的路径。

孔子的“修齐治平”思想，实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人格理想及社会政治理想，对于后世影响深远。《孟子·离娄上》记载：“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39]《尽心下》又说：“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40]《荀子·君道》亦记：“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则景正。’”[41]这表明，孟子、荀子同样明确地把身、家、国、天下联系在了一起。在孔子那里，“修”、“齐”、“治”、“平”四者浑然一体，密不可分，孟子、荀子两人之间却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孟子侧重继承了孔子的理想的“内圣”（修身）一面，荀子则侧重继承了孔子的现实的“外王”（齐家、治国、平天下）一面。儒家的这两大支系分别影响中国古代思想政治长达两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