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外的研究状况

随着1977年《城市问题》（Manuel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Edward Arnold Ltd,1977）被翻译成英文，1978年英文版论文集《城市、阶级与权力》（Manuel Castells, City, Class and Power. Trans. Elizabeth Lebas. NewYork: St. Martin's Press,1978）出版，以及1979年卡斯特前往美国进行教学和学术研究，他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逐渐为英语世界所熟知，其学术影响也越来越大。卡斯特学术影响的扩大，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哈维（David Harvey）的推介。在《资本的界限》（1982年）的前言中，哈维这样说道：“没有阿尔都塞、普兰査斯、阿明、曼德尔等学者所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复兴的鼓励，我可能在很久以前就会放弃这项研究。在这些思想家中，卡斯特和内瓦罗属于我个人的朋友，他们经常给予我帮助和鼓励。”以下我们从文献和研究内容两个方面概述一下英语世界卡斯特研究的现状。

1．卡斯特研究的主要文献。最早向英语世界译介卡斯特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的是皮克文斯在1976年出版的《城市社会学：批判性文集》（C. G. Pickwance, Urban Sociology: Critical Essays, London & New York: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6），该书是第一部介绍法国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的英文翻译文选，其中收录了卡斯特和其他学者的有关传统城市社会学批判、城市社会运动和城市更新方面的研究论文，它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英美国家对卡斯特城市思想的研究。1986年斯图尔特·劳出版了《城市社会运动：卡斯特之后的城市》（Stuart Lowe, Urban Social Movements: The City After Castell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6），该书第一章集中论述了卡斯特对传统城市社会学的批判以及对开创城市社会学新范式的贡献，特别是集中论述了卡斯特的城市社会运动理论。相对而言，更多的学者总是将卡斯特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的整个脉络中加以比较研究的，着重研究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内部特别是列斐伏尔、卡斯特、哈维三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此类著作主要有桑德斯的《社会理论与城市问题》（Peter Saunders,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1986），麦孔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城市社会学》（Kieran Mckeow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Marxist Urban Sociolog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87），戈迪纳的《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Mark Gottdiener,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5），卡茨内尔森的《马克思主义与城市》（Ira Katznelson, Marxism and the 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萨维和沃德的《城市社会学、资本主义与城市》（Mike Savage and Alan Warde, Urban Sociolog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London: Macmillian Press,1993），索亚的《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Edward W. Soja, Postmetropolis: 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 Oxford:Blackwell, 2000），梅里菲尔德的《城市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故事》（Andy Merrifield, Metromarxism: A Marxist Tale of the C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等等。可以说，凡是有关新城市社会学的著作，无一例外地都会涉及卡斯特。有关卡斯特的生平简介、学术源流以及思想转变的传记性著作主要有：苏莎的《卡斯特城市与社会理论读本》（Ida Susser, 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殷斯的《与卡斯特对话》（Manuel Castells, Martin Ince, Conversation with Manuel Castell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韦伯斯特与迪米特里乌合著的三卷本《曼纽尔·卡斯特》（Frank Webster, Basil Dimitriou, Manuel Castells. London: Sage,2004），等等。

2．关于卡斯特研究的主要内容。就具体内容来说，除了对卡斯特的城市理论进行总体评价之外，人们主要集中于卡斯特的集体消费和城市社会运动两大主题开展研究。

首先，总体评价方面。大部分研究者都肯定了卡斯特对城市社会学所做出的贡献，认为他扭转了芝加哥学派对城市分析的生态社会学的意识形态错误倾向，重新把城市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实现了城市社会学的重大变革。持此类观点有斯图尔特·劳、艾拉·卡茨内尔森、桑德斯和索亚等，其中戈迪纳的评价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卡斯特在三个相对独立领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分析：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卡斯特以非常明确的方式首先对主流的城市科学特别是城市社会学予以正面的批判，虽然对主流的城市社会学的不满早已有之，但都不如他那么直接和具有摧毁性；其次，卡斯特为城市政治和社会运动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在此之前这方面的研究充满了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陈词滥调；最后，卡斯特把“城市”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念之间的理论关系具体化了。当然，也有少数研究者持不同意见，如布莱恩·艾略特就认为卡斯特在《城市问题》前后的著作，过于依赖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未提出真正创新性的认识论观点，卡斯特得享盛名，不过是恭逢时代之盛，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的历史背景有关。此外卡斯特的研究方法也过于粗糙，资料收集不够严谨，缺乏精细严密的论证。麦孔恩也认为，卡斯特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贡献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大，因为他并没有真的将空间分析导入历史唯物论，其分析方法倾向于功能主义，并非实实在在的因果分析。即城市之所以存在，乃是因为城市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性单位而已。

其次，集体消费理论方面。集体消费理论是卡斯特城市理论中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引起较大争议的问题。在卡斯特看来，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的独特社会功能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单位，而劳动力的再生产正越来越依赖国家提供集体消费品如大众住宅、交通、教育医疗设施等，因而城市是集体消费过程的中心，而不是生产或交换的中心。正是这一观点成为众多学者批评的对象。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如洛基肯（Jean Lojkine）坚持认为卡斯特低估了城市对生产过程的持续重要性，其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如此反对，如哈维、马西（Douglas Massey）及麦孔恩等继续强调生产过程在城市中的核心地位，认为制造业迁移到郊区或国外，并不表示城市不能帮助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他们主张城市是生产资料密集的空间，不只是集体消费的地点。新韦伯主义者帕尔（Raymond Rahl）则认为公共福利服务的扩充（集体消费）有多种可能性：或者是大城市人口规模增大的结果，或者是先前低效率政府补助的理性化的表现，也可能是集体消费的受益者工人阶级的政治压力所致，还可视为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步骤，而卡斯特却未能清晰地指出他的理论进路以及为何消费会社会化。戈迪纳则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指出卡斯特的集体消费理论与事实不符，特别是不能解释20世纪70至80年代新自由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兴起、国家减少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后，并日益从集体消费领域退却的新现象。相反，桑德斯十分赞同卡斯特的观点，认为可以把消费作为城市社会学主要的研究对象。因为强调消费并不一定意味着忽略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联系。恰恰相反，强调消费这一要素在城市中的特性是以承认消费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性为前提的，二者相关但不一定就意味着同属于一种逻辑，也不意味着要以对生产的研究取代对消费的研究。桑德斯认为把消费认定为一个特殊的专门领域具有合理性，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了集体消费理论，并把城市社会学发展成消费社会学。

最后，城市社会运动方面。城市社会运动是卡斯特的另一理论重点，他认为国家对集体消费供应不足，必然引发城市社会运动，从而有可能改变城市结构甚至导致整个社会变革。皮克文斯很早就译介了卡斯特的城市社会运动理论，确认了“城市社会运动”一词主要受卡斯特城市社会学著作的影响，并注意到卡斯特前后期城市社会运动的差异：《城市问题》中的城市社会运动是结构性矛盾的表现，目的是导出全面的、激进的社会变革；《城市与草根》则认为城市社会运动若与政治团体合作，不会有积极的效果，不太可能带来根本性社会变革。他也肯定了卡斯特的城市社会运动理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运动做了许多有益的补充。比如，超越了单纯的阶级对抗，较多关注了跨阶级的新社会运动，以及更加注重社会运动的生活维度而不仅仅局限于工厂工作维度等。汉尼根（John Hannigan）则把杜罕的“行动理论”与卡斯特的城市社会运动理论并称为社会运动的“法国学派”，以区别于美国的主流社会运动理论，如传统的集体行为理论和较新的资源动员理论。他认为法国学派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范式，因为它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变化了的阶级和阶级关系结构。此外，它也强调了社会运动中的群体身份和意识形态，这无疑是社会运动研究的一个有价值的延伸。米勒（Byron Miller）认为卡斯特的著作是迄今为止城市运动领域最为重要的研究，其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社会学领域而遍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在不断变化的生产、消费和资本循环的工业和信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它对都市社会运动的分析，为结构性力量和运动的行动者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说明”，从而弥补了传统社会运动分析的不足。当然，卡斯特的城市社会运动理论也招来了许多学者的批评。比较典型的如斯图尔特·劳就认为其理论有结构化约论、阶级化约论与工具论的倾向，结构主义论述与经验研究各行其是，理论应用与经验研究的支持没有彼此配合，也没有注意到行动者的动机、认知以及对运动本身的诠释，其结论也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另一位学者赫希（Eric Hirsch）则批评卡斯特只是把城市社会运动进行了简单分类，并未提出更理论性或更深入的问题。

总体来看，西方学者对卡斯特的研究还是比较全面和深入的，但他们较多地把重点放在了集体消费以及城市社会运动方面，淡化了卡斯特的城市思想的基本内涵，特别是并没有认真解读《城市问题》这个重要文本，没有深入挖掘该文本在城市论域的界划、城市结构的透视、城市政治运作过程的辨识方面的基本方法、基本思路和基本内容，缺乏从更为一般的方法论层面理清其城市思想的脉络。

二 国内的研究状况

汉语学界对卡斯特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到目前为止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1．20世纪80～90年代主要是一般性地译介卡斯特的阶段。在这方面，台湾学者夏铸九先生首开先河。夏先生于1982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Berkeley）分校攻读建筑学博士学位，直接受教于卡斯特，1987博士毕业后任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教授兼所长至今。他从80年代后期开始在台湾介绍卡斯特的思想，并于1988年和王志弘先生合作编译了《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湾明文书局1988年第一版，分别于1993、1994、1999和2002年增订再版），该书把卡斯特的《城市问题》《城市与草根》《信息化城市》等多部著作的部分章节首次译成中文，为研究卡斯特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中文文献资料。夏铸九其他涉及卡斯特研究的重要著作还包括：《理论建筑》（《台湾社会研究丛刊》1992年第2期，1992年第一版，1993年第二版，1995年第三版）、《空间、历史与社会：1987-1992论文选》（《台湾社会研究丛刊》1993年第2期）。还应提到夏铸九的学生王志弘的著作《流动、空间与社会：1991-1997论文选》（台北田园城市1998年版）。从这些著作可以看出，台湾学者对卡斯特的介绍和研究主要集中于卡斯特的城市空间理论方面。

大陆学者对卡斯特的关注稍晚于台湾，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对卡斯特的介绍性文献。笔者目前能够看到最早的涉及卡斯特研究的文献是中文杂志《城市问题》1997年第1期所刊的论文《西方城市理论的发展和主要课题》，但作者朴寅星却是个韩国人，时为在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研究所留学的博士研究生。从该文所引的文献可以看出，韩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新城市社会学产生不久就对其加以关注了，可见韩国理论跟进的速度之快。此后陆续有类似的相关论文出现，如：邓清的《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城市发展研究》1997年第5期）、夏建中的《新城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孙明洁的《城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及其发展》（《城市问题》1999年第3期）等。此类论文多以介绍和评价从20世纪初起始的城市社会学的发展，在新城市社会学部分几乎都提到了卡斯特的主要城市思想。与此同时，卡斯特也在另外一个向度上逐渐为人们所熟悉，一些文献开始引介卡斯特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信息和网络社会学的思想，因为这一向度与本论文无涉，故此不再赘述。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对卡斯特的研究主要处于介绍、翻译和一般评价阶段，在台湾学者们主要集中于卡斯特的城市空间、城市规划、城市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研究，而在大陆学者们则侧重于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把卡斯特放在新城市社会学的整体脉络中概述其城市思想，着眼于对卡斯特与其他城市社会学家的比较研究。

2．2000年以后是对卡斯特城市思想进行多方面具体研究的时期。2001～2003年卡斯特“信息时代三部曲”中文版陆续问世，极大地提升了卡斯特在国内的知名度。该书的出版除了直接引发人们对其后期的信息和网络社会学思想的研究热潮外，也间接地促进了人们对他前期城市思想的溯源性研究。

首先，继续翻译介绍卡斯特的早期城市著述，如《国外城市规划》在2006年第5期专门推出了卡斯特的专栏，一共编发了11篇文章，其中除了介绍卡斯特生平思想的两篇文章，均为卡斯特著作的节译，其中包括对《城市问题》一书部分章节的译文。该专栏材料丰富，涵盖卡斯特生平简介、城市化、集体消费、城市社会运动、信息化城市和网络社会等诸多内容，为国内的卡斯特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材料。

其次，继续在城市社会学脉络中介绍和整体评价卡斯特的城市思想。与前一时期的零星论文相比，这一时期主要以城市社会学研究专著为主，如《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都市社会学》《城市与社会》等，这些著作或者以时间或者以专题或者以人物为线索，围绕城市论题这个中心详细展示了城市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流派、代表人物以及发展过程，且都把卡斯特放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城市社会学中加以论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高鉴国先生2006年出版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该书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部专门研究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专著。该书在较为翔实的文献资料基础上，论述了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发生发展过程以及主要代表人物，特别集中评述了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这三个人的主要思想，从城市观和空间观、城市发展动力、城市政治、城市规划等方面全面介绍了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主要内容，并对他们的学术成就进行了较为中肯的评价，是研究卡斯特等人的城市思想不可多得的论著。

最后，对卡斯特思想进行整体研究的同时也开始了多方面的具体的应用性研究。一是引入卡斯特的集体消费概念并运用该理论分析当前中国的现实问题，这方面的研究以蔡禾为代表。二是集中于卡斯特的城市观的研究，这以上海师范大学任荣2011年题为《论曼纽尔·卡斯特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硕士学位论文为代表，该论文是目前以卡斯特为研究对象的仅有的两篇学位论文之一（均为硕士学位论文）。任荣论述了新马克思主义城市观兴起的背景以及新旧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异同，以“集体消费”和“城市社会运动”两大概念为核心阐述了卡斯特城市观的基本内涵，最后揭示了卡斯特城市观的理论意义及对当下中国城市化的实践价值，较好地再现了卡斯特城市观的主要观点。三是聚焦于卡斯特的城市规划思想，在引证卡斯特关于城市规划与城市政治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当下中国的城市规划现象。四是关注城市社会运动，把卡斯特的研究范式应用于对现实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五是汇聚于城市空间的焦点上，着眼于揭示卡斯特空间思想的特质，以及这一思想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空间思想的对比。2000年左右，由于列斐伏尔、哈维研究的深入开展，我国学术界兴起了对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谓的“空间转向”的研究热潮，出现众多相关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在不同程度上都涉及卡斯特的空间思想，但重点都是比较性的研究，专论卡斯特的几乎没有。在这些论文中值得提及的是胡大平教授的论文《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与希望的空间——晚期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哈维》，该文虽然论述的重点是哈维，但极为深刻地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思想逻辑和资本主义的现实运动两个层面阐明了“空间转向”发生的历史原因，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三剑客”列斐伏尔、卡斯特和哈维的城市思想的历史意义，实有高屋建瓴、豁然开朗之感。

总的来看，国内对卡斯特城市思想的研究虽然已有不少成果，但还是有明显的不足。一是资料准备不足，特别是一手文献相对匮乏。截至目前卡斯特共有专著19部，译成中文的只有5部，而且都是后期有关信息和网络社会学的著作，早期的城市理论的重要著作如《城市问题》、《城市、阶级与权力》以及《城市与草根》至今仍未完整翻译，这严重制约了对卡斯特的深入研究。二是相对于列斐伏尔和哈维，对卡斯特的城市批判理论尚缺乏系统的独立研究，专著几乎没有，这可能缘于卡斯特的研究方法过于实证以及他后来从激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退却、蜕变并最终皈依主流意识形态。三是缺少对卡斯特最重要的经典文本的认真解读，许多研究大多借助于二三手文献，流于大同小异的一般性的介绍，对卡斯特的深层思想构架、思想转变的原因等挖掘得不够。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对卡斯特的后期思想的研究热于对其早期思想的研究，而就早期思想研究来说，基于二手文献的应用性、比较性的研究，多于以一手经典文本为基础的系统化、独立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