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公共外交的多方实践
中国对非洲国家公共外交的战略与举措
刘鸿武
摘要：中非关系要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中非双方通过共同努力，逐渐在民间层面建构起一种以共同发展为目标的“公众交往与民间对话的公共伙伴关系”。这种扎根于中非双方人民心中的伙伴关系，可以为中非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安全领域的长期合作提供坚实的民意基础与文化支撑。为此，中非双方需以有效的公共外交政策平台与工具，推进双方民众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对方，认识变化中的彼此关系，逐渐建构起开放、客观、理性的“非洲人的中国观”和“中国人的非洲观”。
关键词：中国 非洲 公共外交
一 非洲国家日益重视思想自立与文化振兴
非洲发展问题并不只是实现经济增长，而是漫长的现代性思想成长、国家文化体系建构、社会生活变迁、国家自主发展理念探寻的过程，是一个非洲传统文明与文化在当代如何重建与发展的问题。非洲发展的困境，往往与缺乏自己的当代思想家群体及其本土化的发展理论有很大关系。今天在非洲大陆流行的是种种来自外部世界特别是来自西方国家的五光十色的理论、主义和知识。这些外来的理论与主义，往往带着“普世真理”的光环，披着文明世界的外衣，并且习惯自居于道德之高地，形成对于非洲本土知识与思想的绝对支配优势，让非洲人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而且在精神上、思想上、文化上，也从属于外部世界，这从根本上瓦解着非洲人民的自主创造精神与自主发展意愿，让非洲大陆始终为外部他者的力量所左右，并产生日益严重的对外部世界的物质与精神上的依赖性。长远来看，非洲大陆如不改变这种精神依附的状态，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社会的复兴与发展。
非洲本土思想的自觉与成长是我们观察非洲大陆变化的一个重要窗口。近年来，非洲思想领域日趋活跃，本土思想成长引起世人关注，作为思想自立窗口之一的非洲智库数量也呈现增长较快趋势。根据相关统计，2013年非洲各种类型的智库已达758家，主要分布在南非、肯尼亚、埃及和尼日利亚等国家。其中，大部分非洲智库属民间机构，时间不长，但影响力迅速提升，研究领域日益拓展，专业化、综合化、网络化和国际化趋势明显，在非洲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并以多种方式参与到中非关系之中。但总体而言，非洲的智库受西方影响比较大，许多研究人员有西方教育背景，在语言和思维模式上受西方影响较深，与西方研究人员的交流也比较频繁。
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各国和国际组织对于教育及人才资源开发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升，非洲高等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高等教育入学率稳定增长，高等教育机会逐步扩大。201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高等教育入学人数达634万人，到2015年增至1800万～2000万人。而2011年非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约为7.7%，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和世界其他区域的入学率。非洲知识精英人才流失严重。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数据，1990年至2004年，非洲每年流失2万名专业人才。201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受过高等教育学生的移民率是12.6%。这给非洲大陆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近年来，非洲传媒事业发展快速并呈现新特点：（1）广播电视播出向数字化转换明显加速，非洲进入广播电视数字化播出冲刺阶段；（2）非洲媒体并购加快，传媒集团化、多元化、跨国化经营趋势明显；（3）社交媒体日趋活跃，本土社交媒体崛起。但非洲的传媒通信事业目前还处在全球低水平线上，近年来，中非在传媒通信领域合作快速推进，帮助非洲国家越过数字鸿沟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中国可以有所作为的重要领域。
二 中国日益成为推进非洲发展的外部力量
（一）中国逐渐成为推进非洲加速发展的外部关键因素
近年来，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特别是2013年中共十八大以后，中非关系进入了转型提升、打造升级版的重要阶段。新一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先后访问非洲，一系列战略性的合作举措再次将中非关系推向历史的新高度。2014年5月4～1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非洲四国和非盟总部进行了访问，并在非盟会议中心发表了题为《开创中非合作更加美好的未来》的演讲，称今天的非洲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是推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三个一极”。这是对非洲战略地位及其对世界历史所做贡献的高度提炼，表明中国对非洲具有清晰而独特的认知。事实上，中非关系过去60年之所以有着持续稳定的发展，就在于中国对于非洲有独特的认知，有着中国独特的“非洲观”。中国独特的“非洲观”不仅推动着中非合作向前发展，而且对全球对非合作都具有引领示范作用和推动作用。
2013年李克强访非期间表示，中国将继续加大对非援助，并把对外援助的一半以上放在非洲，且中国不会附加任何条件。他在非盟总部的演讲中形象地提出了中非合作坚持平等相待、团结互信、包容发展、创新合作四项基本原则，推进产业合作、金融合作、减贫合作、生态环保合作、人文交流合作、和平安全合作六大工程，努力帮助非洲国家打造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支线航空“三大网络”，全方位打造中非合作升级版。
经过60年的交往合作，今天中非发展合作正处于“特殊的战略机遇期”，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也正驶向提速增质的“高铁”时代。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而非洲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中国产业化、工业化需要向高端领域推进，因而中国与非洲在产业化、工业化、现代化领域，可以形成比较好的梯度合作。中国可以拉动非洲进入补位的位置，使得中非形成结构性的深度互补。随着全球发展动力越来越倚重于南方国家，中非已经形成了一种“梯度结构”——中国的发展可为非洲提供其工业化所需的大量资金、技术及人才，而随着非洲由相对贫困状态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一个逾10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又将为中国提供新一波增长动力。在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未来中国会在规划和引导设计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经济合作方面，中国更加强调对非洲的投资，推动中国工业生产制造业要素向非洲的转移，推动非洲新型工业化。对中国而言，作为全球新经济增长点的非洲大陆无疑是“机遇之地”。
总之，中国在非洲未来发展进程中可扮演多方面的重要角色。第一，中国是非洲未来经济可持续的、长期发展的、最重要的外部动力；第二，中国30年发展道路为未来非洲探寻一条适合于非洲发展的非洲道路、非洲模式提供了外部参考；第三，中非合作提升了非洲的国际地位，使非洲由全球经济的边缘不断向全球经济的中心靠拢；第四，中非合作也带动非洲大陆摆脱因为过去一百年来始终处在世界经济边缘地位而找不到发展信心的状况。
（二）中非合作日益具有治理与制度合作的新属性
长远来看，中非之间的合作必然不会只限于经济领域的合作，还必将随着经济合作的推进逐渐深入到彼此文明的对话、知识的重建、思想的提升等层面，还将拓展到中非双方国家治理模式、社会管理制度等领域，双方将日益参与到合作进程中来，进而影响到普通百姓的生活。
今后，中非应继续扩大在“软”领域方面的合作，如治国理念的交流，人文、教育以及各文化领域的交往等。这种往来推动的深度交融，对彼此文明乃至全球多元化文明的丰富都有增益作用。中非合作现在已经拓展到全方位的合作，越来越变成发展模式、发展道路方面的合作。在“软”领域，中非会在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知识和思想的传播与共享方面进一步向前推进。
从长远来看，只有非洲各国的国家治理能力以及经济治理能力和管理能力得到提升，才能使中非经济合作的发展拥有长期稳固的支撑条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中非双方的民间交流、人文交流、公众对接的推进与提升。中非双方需要将民间、人文、媒体、智库、思想、文化、教育、科技、生活方式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作为未来合作的新的重点领域。比如，非洲对教育资源的需求很大，而中国有庞大的教育体系，可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框架下帮助非洲培训中小学教师，援助教材和教学参考读物，这有利于夯实中非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在中国对非洲国家开展公共外交的特殊而重要的领域，需要采取有力举措并加以推进。
近年来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公共外交继续向前推进，“中非文化聚焦”、“欢乐春节”活动、“感知中国”活动等受到了非洲民众的热烈欢迎。2013年10月，浙江师范大学主办的中非智库论坛第三届会议暨“中非智库10+10合作伙伴计划”启动仪式在北京举办。中国和40多个非洲、欧美国家及国际组织的260多位智库领袖、著名学者、政府官员、媒体代表出席，正式发布了中非双方智库代表共同起草的《中非智库10+10合作伙伴计划倡议书》，提出未来中非思想对话、知识创新的新理念、新路径。这为中非学术界交流合作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提升了中非双方智库交流与合作水平。
升级版的中非合作必须更多地考虑中非双方民众的诉求与利益。2014年李克强访问非洲期间，首次在非洲主持召开了“中国海外公民民生座谈会”，表明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中非关系必须更多立足于双方普通百姓的需要与诉求。近年来，中非双方民间交往日益频繁，双方利益互动日益复杂。相关资料表明，中国公民在非所面临的五大安全风险分别为：恐怖袭击，因大选、政变、罢工等导致的局势混乱，流行性疾病，抢劫、盗窃、绑架等严重的治安问题，中国公民自身违法违规行为所带来的安全风险。
在未来几年，中国新移民在非洲的数量不会有显著增长，甚至有下降的可能，中国新移民在非洲的处境将面临新挑战。2013年全国外国人入境2629.02万人次，同比下降3.31%，但非洲入境人数却逆势增长，达到55.27万人次，同比增长5.29%。其中，2013年仅浙江义乌来自非洲的出入境人数达到7.8万人次。2013年，非洲来华留学生数量增长显著，同比增长23.31%，仅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2013年就招收了非洲籍学生275名，可见中非教育与学生交流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这些在华非洲人对中非关系的影响日益显现。
三 中国对非洲国家公共外交面临的问题
（一）中非民间相互认知滞后影响双方关系的持久提升
全球对非合作相互竞争的态势，总体上提升了非洲在全球发展中的地位，使非洲由过去的边缘逐渐向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中心靠拢。在这点上，中国对非洲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但是，从对非洲国家公共外交的角度上看，目前中非关系面临许多挑战。第一，经济交流与合作全方位的迅速发展与不断升级带来了相应的问题。第二，相对于中非政治交流与交往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对非公共外交与人文交流缺乏顶层设计，缺乏完整系统的话语权建设。第三，中非文化交流仍主要停留在“武术太极”加“中餐美食”的层面，缺乏历史文化的深度，缺乏精神内核的升华。第四，中非文化交流缺乏理论总结与理论建构，也没有转化成优势话语。第五，近年来，西方重返非洲已成大趋势，西方与非洲的传统关系依然具有强大的基础与能量，有许多天然的优势，如政治体制、教育与文化、语言文字、地缘结构与地理方位、种族融合程度、技术信赖性等，西方绝不愿意中国在各方面取代西方而成为主角。
（二）中非交往官方主导强势与民间参与弱势特点突出
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中非合作的重心较多地放到了政治、经济领域以及政府外交和“精英外交”层面。自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启动以来，每隔3年就举办一届的论坛会议已成为中非合作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舞台和强有力的推手。中非政治和经贸关系依托这一强劲的机制化平台，在高层互访、贸易、投资、承包合作、发展援助等各个领域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如在政治层面，中非双边高层互访频繁。胡锦涛在执政的10年里6次访问非洲，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在上任的头两年里也分别访问了非洲。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3月中国“两会”结束即出访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布）非洲三国。李克强总理也在2014年5月访问了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肯尼亚和非盟总部。他们均在访非期间宣布了中国对非政策并签署了很多新的重大商贸协定与备忘录。在经济层面，中非贸易额在近十多年里更是以年均35%的速度飞速增长，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2200多亿美元，是1960年的2000多倍。中国自2009年以来超过美国，连续6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另外，非洲还是中国第三大海外投资市场和第二大海外工程承包市场。目前中国在非洲直接投资的存量也已达到300多亿美元，在非投资的中国企业则超过了2500家。
每届“中非合作论坛”的相关政策文件虽然在人力资源培训和增加非洲来华留学生数量方面不断提高资源投入，但明确提出“加强中非民间交往”（民间交往是公共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编者注）则是2012年第五届论坛文件中才有的表述。事实上，在过去十多年来，中非之间人员往来越发频密（保守估计，在非洲的中国人总数已逾百万，有非洲学者认为，过去10年间来到非洲的中国人比过去400年间来到非洲的欧洲人还要多），一些“负面”消息（如中国人在加纳“非法采金”）和“问题”的产生已经将中国人在非洲的形象问题与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感到中国人动了自己在非洲的“奶酪”的一些西方政客、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不断地把聚光灯对准中国政府、公司（特别是中小私企）乃至个体户在非洲的一举一动，用放大镜观察中国人在非洲可能产生的任何瑕疵。一些负面的公司个案乃至个人行为被渲染成带普遍意义的国家行为，正常的资源开发合作被描绘成“资源掠夺”和“新殖民主义”。中国公司参与全球化竞争，以高效低价竞标成功的项目被指是搞了暗箱操作或者政府的幕后支持等。
近年来，仅在广州生活的非洲人保守估计约20万，并以每年30%～40%的速度在递增。2013年，非洲在华留学生总数约3.3万人。在这样庞大的非洲在华人群中，也存在非法滞留、贩卖毒品等违法行为。而且，在对这些行为（甚至包括一些普通的交通纠纷）依法处置的过程中，中国有关方面也不得不加倍小心以防被一些西方媒体贴上“种族歧视”的标签。
（三）中国声音在非洲的传播途径与影响力依然有限
西方媒体往往持双重标准、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出现了大量失实甚至歪曲报道，给中国在非洲地区的形象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近些年来，国内外媒体及研究机构对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都给予了极大关注。然而在当下的传播环境中，西方大国掌握了舆论的话语权，中国在塑造自身非洲形象时受到极大限制，且处于被动局面。
虽然近年来中国在非洲的媒体和资讯投入较以往有很大的加强，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驻非记者站的人数和规模都在扩大，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英语频道在肯尼亚内罗毕设立了非洲分台（每天有1小时的非洲报道节目），但相对于历史悠久并处于强势地位的CNN和BBC，甚至近十年来异军突起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特别在北非阿拉伯国家有广泛的覆盖），中国媒体在非洲的存在及影响仍处于初期阶段。
（四）中国与非洲在知识与观念上相互认知远为不够
迄今为止，在对中非关系的大判断上，来自非洲政府和主要媒体的主流声音仍然是正面和积极的，但在多党民主和言论、新闻自由的大环境下，非洲一些媒体、博客网站及非政府组织和工会领导人，因受西方媒体的误导或因局部和小集团利益的驱使，也开始附和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论调，给健康发展的中非关系制造了令人不悦的“不和谐音”。如笔者2014年5月在走访津巴布韦最大的日报、由津政府拥有的《先驱报》位于首都哈拉雷的总部时，该报主编Caesar Zvayi先生以及国际版资深编辑Tendai女士（来华参加过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举办的短期培训班）均认为，中津关系十分友好，《先驱报》（1980年创立，日发行量为10万份）刊发了大量正面和积极报道中津关系的文章及评论，还有意与包括笔者在内的中方学者一起在该报开辟中津以及中非关系的专栏。他们同时指出，虽然官方媒体的报道大多是正面和积极的，但津巴布韦的私营报纸（如2011年刚刚创立的Newsday，日发行量为5万份），工会及反对派操控的媒体则以负面报道为多。
四 推进对非洲国家公共外交的政策举措
（一）借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的努力，在加快实施“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与制度合作工程”，实质性地推进中非人文交流合作跃上制度与思想的历史新高度
2014年西非数国暴发的埃博拉疫情，夺去大量当地民众生命，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威胁。各类疫情反复肆虐非洲，实际上暴露出非洲国家面临的治理困境。我国除采取紧急人道主义措施、援助非洲国家抗击疫情并做好自身防范外，着眼于非洲国家能力建设与发展的根本需要，倡导标本兼治，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以积极主动举措切实推进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与建设合作，完善政府危机管控机制，推进基层政权组织建设。这有助我国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破解西方在非对我国的战略遏制，实质性地推进中非合作关系实现转型升级。
（二）以契合非洲需要，以适当方式向非洲介绍我国在“抗击‘非典’”、“汶川大地震救助”中得到检验的国家动员体制和应急机制，展示我国的制度优势
有针对性地帮助非洲国家改进政权组织，完善治理体制，提升治理能力，推进非洲国家更加重视有效能的、本土化的国家制度和基层政权建设，以此提升中国制度模式和治理经验在非洲的影响力。
（三）从顶层设计高度，调整我国传统对非政策与援助方式，规划实施“中国治理思想与治理制度‘走出去’战略”
积极稳妥推进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治理经验走进非洲，切实推进中非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与合作。可考虑单列我国对非援助专项经费，设立诸如“国家社科基金发展中国家思想合作专项”的平台，针对性地资助非洲国家的学术团体、思想智库、非政府组织和网络新媒体建设。设立专门面向非洲国家的学术与思想建设专项资金，支持非洲国家的智库建设，支持非洲知识精英研究中国，探讨中非制度合作新途径，逐渐提升“中国思想”、“中国智慧”、“中国制度”在非影响力。
（四）预研筹建“中非大学”可行性并做前期尝试，从而逐渐建构起可持续发展的中非人文交流战略平台
推动创立“中非大学”（University of China-Africa Cooperation），将其作为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一个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和学术研究基地，推进中国与非洲学者相互认识对方、研究对方、理解对方，更好地促进中非文明的对话与沟通。浙江师范大学于2007年创立了非洲研究院，目前已经形成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政策咨询为一体的综合化功能。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中非商学院、非洲博物馆、非洲翻译馆，建立了教育部对外援助基地、商务部基础教育援助研修基地，创办了“中非智库论坛”，举办了“中非智库研修班”，在非洲喀麦隆、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建立了3所孔子学院，是国家非洲区域与国别研究基地，中非智库10+10合作伙伴计划中方智库、中非大学20+20合作伙伴计划中方大学。经多年努力，目前浙江师范大学已经形成了较完整的开展非洲基础理论研究、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中非全方位人文交流合作的基础条件和师资科研队伍，为创办一所“中非联合大学”创造了基础条件。以中非联合大学聚集中非双方学术力量，通过联合培养人才、互派留学生、开展合作研究、召开学术会议、接待访问学者、出版研究成果等方式，形成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办学和研究机构，实质性地推进中非人文交流与合作，加深中非民众的相互认知与了解，从而为中非合作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建构更为坚实的社会基础与民意支持。
（五）积极筹建“中国国家非洲博物馆”和“中国国家非洲图书资料中心”，并支持部分条件成熟的非洲国家设立“中国研究院”与“中国博物馆”
中国可建立开放服务型的“中国国家非洲博物馆”和“中国国家非洲图书资料中心”。浙江师范大学已于2010年建成国内高校首个系统介绍和传播非洲文明的非洲博物馆，拥有1000平方米用房，收藏有1000多件非洲精品文物、文献作品，并在全国各地举办过系列“非洲典藏艺术展”和“中非音乐歌舞展演”等活动，接待国内参观者超过10万人次，受到非洲国家的高度赞誉。但目前该博物馆基本上是由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以民间的方式维护和建设，长远来看，应该将其提升为国家支持下的中非人文交流国家级基地，给予长期的支持，保证其可持续发展和层次提升。同时，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目前已建有一个专业性的非洲图书资料中心，拥有500多平方米的阅览区、藏书区，有非洲领域专业图书2万多种，外文专业期刊近40种，有专职助理馆员1名，有专业设备与管理条件，开通了“非洲研究专题数据库”和“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网”，对推进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学术交流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建议对其功能与服务对象进一步提升与拓展，列为国家重点支持的中非人文交流基础性资料信息支撑平台。同时，按照中非人文交流的互换机制，推进在条件相对成熟的非洲国家建立“中国研究院”或“中国博物馆”。
（六）设立中非人文交流专项基金、中非人文交流贡献奖，实施“非洲通人才建设工程”，推进“中国非洲学”与“非洲中国学”的形成与发展
目前中方与非洲合作，已经启动了“中非智库10+10合作伙伴计划”和“中非大学20+20合作伙伴计划”，在进一步完善其机制、提升层次与水平的同时，建议在教育部支持下，联合外交部、科技部、文化部、中国扶贫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等部门，统筹考虑设立“中非友好奖学金”、“中非友好贡献奖”、“中非科技交流奖”、“中非学术与艺术交流奖”、“中非扶贫贡献奖”等，对在不同领域对中非合作做出贡献的人给予奖励和表彰。目前国内对非洲研究青年人才培养的工作还相对滞后，支持力度不够。为此，一是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完善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实施的“与非洲有关国家互换奖学金项目”，调动地方高校的积极性，扩大国内大学涉非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赴非公派留学的规模，改善派遣方式，提高派出待遇，吸引更多优秀青年学子投身非洲研究事业，逐步形成我国高校中非洲研究的人才库；二是建议鼓励中国的大学及学术研究机构与非洲学者的合作研究工作，在非洲召开学术会议；三是鼓励中非学者联合发表学术成果；四是可考虑资助非洲学者从事中非关系的研究，发表成果，对我有利；五是推进孔子学院在非洲的发展；六是支持我国在非侨民办国际学校，讲授汉语，传授中国文化，鼓励侨民融入当地社会，加大中非基础教育文化的相互认知。未来三年，建议把非洲文化作为我国中小学校本课程进行开发与建设。在非洲建立孔子学院的基础上，拓展其基础教育方面的文化交流功能，把孔子课堂延伸到中小学生。
（七）充分发挥好中国在非企业、商会在对非公共外交中的桥头堡作用
在中国经济发展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企业作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主力军，一方面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与融合发挥了桥梁乃至桥头堡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一些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报道和诋毁也往往来自一些企业在海外的不规范经营甚至是非法从业活动。据商务部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目前中国在非企业已有2500多家。非洲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劳务工程承包市场以及第三大投资目的地。毫无疑问，企业已经成为并将继续作为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重要推手，在中非经贸合作以及中国对非外交中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中坚作用。和政府外交工作特性有所不同的是，企业在非洲的经营活动每天面对的都是具体的业务，每天打交道的都是最基层的普普通通的非洲人。在所从业的非洲国家，非洲人对中国的看法不是从大使馆西服笔挺的外交官身上来获得，而是从他所就业的中资企业的管理和企业文化、从他所购买的每一件中国商品中所获得的。从正面看，中国企业敏锐的市场洞察能力、敢于接受挑战和抗击风险的能力、勤劳肯干的企业文化和吃苦精神，这一切让非洲朋友理解了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出现飞跃性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但从负面看，一些企业不遵守当地法律，环保意识差，承建项目以及所售产品的质量不佳等做法不仅恶化了自身企业的生存环境，而且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和中非关系均构成了损害。因此，履行好企业社会责任，用实际行动传播先进企业文化理念是企业担当公共外交桥头堡作用的必要条件和前提。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否、履行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企业自身在非洲的形象和可持续发展，而且是当今中国形象以及中国对非政策的最有效传播载体和舞台。一个企业要想在当地长期立足，绝不能只顾自己赚钱，必须关注当地人民的疾苦，关注他们的利益，多做社会公益事情，与当地人融为一体，实现企业的本土化，最后实现双赢。事实上，从长远看，履行好企业社会责任与实现企业的经济利益并不矛盾，而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本地化做得好，当地人就会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企业的成长，与企业共沉浮、共患难。据说，在利比亚内战期间，就有当地员工自发义务保护中资企业在利的设备等资产。可以肯定，能“享受”到这一“殊荣和待遇”的企业一定是具有优秀企业文化和充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佼佼者。
（八）加强和提升中国政府、中国学术界在国际外交事务和思想竞争领域的议程设置能力、话语引导能力
在全球化迅速发展和世界形势风云激荡的今天，被动跟着西方设置的议事日程、话语、舆论定调走，或总是与“西方接轨”而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就难以走出被动式的反应性外交和解释性外交的困境。因此，从长远看，被动应对西方花样翻新的指责，极力解释“我们不是什么”（如“新殖民主义”和“威胁”等），还不如加强外交的主动性和对非宣传的“主体性”，主动设置国际对话议程和大力自主宣传“我们是什么”（如帮助非洲减贫、南南合作和共同发展等），明确和突出中国对非政策的特点和与西方的不同之处。近年来我国陆续提出了“和平发展观”、“和谐世界观”、“中国梦牵手非洲梦”等理念，“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中非利益共同体”等新的概念和理论视角，以及“一带一路”和打造非洲发展的“六大工程”、“三大网”建设等“顶层设计”的发展路线图框架，为全球价值体系的丰富和完善以及非洲未来发展的远景规划做出了我们的贡献。为进一步夯实这些理念的基础和全球影响力，我们也应推动“减贫发展”、“南南合作”等议程设置，召开有关“国际扶贫合作”、“南南发展合作”以及“绿色发展和社会和谐”（仍要强调“发展”）、“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等议程的大型国际研讨会议，并推出相关研究成果，引导国际舆论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和“发展”关切。又由于中国在上述相关领域内的行业比较优势以及在非洲建设中所发挥的领军作用，可以有效地提升中国在非洲事务中以及中非关系中的话语权。
五 努力对非洲和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在推进对非洲国家公共外交过程中，努力向非洲国家和世界各国“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需要重新学习的新课题，值得用心去研究，去做好。要把这一工作做扎实，取得我们期待的成效，我们应在理念、方法与目标上，把握好几个基本问题。
一是要分对象讲，对象不同，听者不同，讲中国故事的方式方法要有所不同，选择的中国故事可能也要有所不同。比如，对发达国家讲、对西方国家讲可能是一种讲法，而对发展中国家讲、对比中国落后的非洲国家讲时又应该是另一种讲法。
二是要研究对方、懂得对方，有针对性地讲中国的经验与问题，知道人家希望听什么样的中国故事。这个世界很复杂，各国情况十分不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当代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和它们所付出的努力，我们要有足够的理解与尊重。在中国好的故事，在对方国家未必合适，未必管用，中国故事可能有特殊的环境与水土，有其特定的时空局限性，我们不能讲过头。
三是讲中国好故事时要多一点自省，多一点谦卑，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即便是对发展中国家，对比我们落后的那些亚非拉国家，在展示我们的进步、发展时，也要考虑人家的自尊心，也要知道即便是非洲国家也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东西，非洲国家也有自己的好故事可以讲给世界，值得中国倾听。
四是讲中国的故事与听世界的故事要有机结合，讲述与倾听需要同步推进，同等重视。事实上，今天的中国还特别需要听一听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心声，尊重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人民的意愿，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感受别人的希望与期待，这样中国才会有更多的好朋友。
五是讲中国好故事时，要特别重视讲“中国与世界合作的好故事”，讲“中国与世界一起发展的好故事”，讲“中国与世界共同利益结合的好故事”，也就是说，我们要努力把中国的故事与别人的故事更好地结合起来，多讲中国如何与世界一起发展、一起合作、一起创造未来的新世界，从而让世人觉得中国的故事对他们是有益的，也能给他们带来希望，带来机会，让他们相信中国故事不是一个中国“独步”世界甚至“独占”世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