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群体与认同（序）

1993年，亨廷顿在美国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将文化的维度引入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分析中，认为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是引发全球政治冲突的根源。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也使世界人民在对和平的憧憬中带着“新奇、义愤、恐惧和困惑”（亨廷顿，2013），质疑、指责这一观点夸大了文化的差异性。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撰文批判，“文明的冲突”过于强调文化的单一性与分类性，忽略文化之间的交流、联结，亦不重视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在对文化的简单分类中，世界人民仅仅是“西方世界”“伊斯兰世界”“佛教世界”中“单一维度的生物”（森，2009）。

抛开学者们为建构各自理论进行的渲染与夸大，至少从他们的争论中可见，文化本身具备两种不可否认的属性：首先，文化被特定群体成员创造、共享，由此具有区隔群体的功能；其次，文化是非静态的，在各类群体之间的沟通、交流、互动和联结中被丰富、建构甚至重塑，文化自身所具有的过程性不容忽视。

人类学鼻祖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对文化界定时，曾对文化的这两种特性进行强调——共享性与过程性：文化是人类为使自己适应环境和改善生活方式的努力，它是复杂的整体，包括作为社会成员所习得的任何才能与习惯（泰勒，2005）。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2005）在著作《文明与野蛮》中曾对文化的共享性与过程性形象化地描述：人类祖先区别于黑猩猩的地方在于，能够从邻居那里学习将竹竿接长够香蕉的技巧，并教会子孙，这一“学样”过程即是促成文化积淀的分享过程；文化又是“借来”（borrowing）的，是一件从四面八方东拼西凑起来的“百衲衣”，并非“独家制造”。文化的区隔性与过程性同样也体现在社会心理学学科文化的积淀中，呈现于各国社会心理学家范式有别的学术探索中。

本书将围绕文化的区隔性与过程性两种特性来思考群体层面发生的心理现象：文化共享于群体成员之间，又反过来促使群体认同的形成、凸显群体间差异；另外伴随着群体的迁移、沟通与互动，文化发生变迁，使群体中的个人有着多种身份、认同与思维方式。本书在对已有理论分析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文化在群体层面上建构、形塑、改变人们社会心理状况的过程。

群体形成与文化的区隔性

文化作为群体成员的共享内容，可以是共同的身体特征、祖先起源、宗教、语言、历史记忆等先赋的、不可更改的、较为神圣的重要内容，也可以是服饰、饮食、居住模式、生活习俗等日常化、可以发生变化的内容。文化作为特定群体的社会共识，在群际共处的情境中，具有明显的区隔性。

在特定群体中，文化以某些醒目、典型的符号形式表现出来。例如苏格兰风笛、男式格子短裙被认为是传统苏格兰文化的符号，塑造大侦探福尔摩斯与苏格兰场的柯南·道尔及《哈利·波特》的作者J. K．罗琳又被视为当下苏格兰文化的标志。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长城、故宫、青花瓷、京剧等建筑、器物与戏曲又成为标识中国人身份的符号。文化被建构于人们长期的实践中，又以符号的形式出现及表达于群体成员的认知中，建构出部落、族群、民族这样的自然群体形态。

文化还可能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由人们的生活实践、人际互动、社会的发展形成，成为区隔阶层、等级群体的具体内容。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 1984）曾用“惯习”与“场域”的概念，来表达文化如何成为阶层群体区隔的重要形式。在美国，中产阶级父母广泛分享的是系统性、父母参与的协作式家庭教育观念，而底层父母群体往往采用自然成长的方式。在中国，中产阶级父母认为，儿童的玩耍不再是自由自在的、充满浪漫童真的自主玩耍，而是经由父母规划的、在玩乐中为孩子进入成人社会做准备、培养与成人社会交往及协商技巧、与成人社会联结的过程；在城市农民工父母看来，学习是改变个人阶层地位、完成社会上升的重要途径，而玩耍成为好好学习、获得优异成绩的阻碍。

文化又让群体中的个人习得得到不同的认知与表达，不同的依恋与规避，不同的情绪、神态与动作。作家严歌苓在小说《小姨多鹤》中，曾对多鹤这名隐蔽在中国家庭的日本女子身上无法抹去的“日本烙印”进行过生动的描述（严歌苓，2010）。

小环接过地板刷，蹲下去，“嗞啦嗞啦”地刷。这些年下来，张家大大小小几口人，都觉得粗硬的刷子擦过水泥板的声音圆润悦耳。小环想，一旦没有了这平滑如镜面的地面，没有了熨得平展、浆得香喷喷的衣服，没有了酱小虾小鱼知了蛹和红豆团，张家的人能否活得下去？多鹤断断续续地和小环讲过她的童年、少年、代浪村、樱花树、村子神社，她还多次讲到她的母亲，孩子们看到最多的是母亲弓下的背：擦地、洗衣、熨衣、拜神、拜长辈丈夫儿子……十多年来，多鹤陆陆续续把代浪村的家搬进了这里。

由此看来，文化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情境，从多方面——制度、权力、等级、阶层、语言、历史记忆、器物、风俗——对人群进行区分，将之分为不同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