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政治：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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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一 新工人笔者用“新工人”（New Workers）替代“农民工”（Migrant Workers）。中文概念“农民工”体现了工人的户籍制度身份，但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却越来越带有歧视意味，并且这一概念遮蔽了其在城市真正的职业身份。而且1980年后出生、从农村进入城市工作的工人（以往称为“新生代农民工”），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到工厂上班，在进入工厂前，他们缺乏务农经历和农业生产技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英文概念Migrant Workers，原是指移民工人，但是中国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很多并不能真正在城市定居，与西方意义上的“移民工人”相去甚远。李静君（Ching Kwan Lee）的研究也有类似的提法。在对中国南、北方工人的比较研究中，李静君将农村进城务工者称为“新工人”（New Laborers，与本研究的英文译法有所差异）。在国家不同的规制策略下，国企老工人（Veteran State Workers）与新工人（New Laborers）在社会化经历、劳动力再生产方式、身份认同以及抗争的路径、诉求等方面都有巨大差别，李静君的著作详述了两种工人的差异，但仍部分保留了“农民工”（Migrant Workers）的用法。沈原在其讨论转型时期工人阶级形成的文章中也对“新”“老”工人进行了区分。可参考沈原，2006; Lee,2007。：从治理的对象到变革的力量

近几年新工人各种形式的抗议，不断引发学界和社会对劳工问题的关注。学者长期以来在劳工问题治理上的兴趣，越来越多地让位于对劳工团结的关注和讨论。研究的问题意识曾长期停留在迁移、求职、融入、流动、收入获得等主题上，但是，在强大的结构约束面前，奢谈个体流动与融入的可能（Burawoy,1976），可谓本末倒置。新工人作为户籍制度被排斥的群体与全球资本体系产业链末端廉价劳动力的双重存在，更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个体主义问题意识和治理兴趣的合理性尽管此类研究经常提及户籍制度的存在。。

没有工人抗议声势的发展，便难有这种问题意识的转向。大量的统计模型，未能为中国的劳工问题提供具有穿透力的洞见，反而是工人自身的团结行动，一次次将傲慢的资方拉回谈判桌，逐渐迫使其正视工人的利益和制度诉求，并为制度变迁提供动力。不是新工人的行为引发了社会治理的问题，而是制度的不公正导致了工人的困境；不是学者的陈腐建议和当政者的主动改良改善了工人的境况，而是工人的抗争和团结推动了制度的变革，引领了学者的研究与思考。新工人的集体抗争，带来的不仅仅是权益诉求的部分满足和常规议价机制的缓慢建立，在冲击“拆分型”的“农民工生产体制”中国的农民工生产体制以“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为主要特征，即工人的打工收入可以维持自身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但赡养老人、养育子女等活动只能在老家进行。布洛维最早阐述了这一体制，沈原、潘毅对农民工生产体制下的拆分模式有进一步的论述（Burawoy,1976；沈原，2006；任焰、潘毅，2006a）。的努力之外，他们的行动和成果本身也构成了中国社会发育的重要基础。笔者的研究，便是在新工人正式组织资源极其缺乏的情况下，致力于从其群体内部，挖掘工人团结形成和宏大制度结构演变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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