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二
汪建华的著作《生活的政治：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即将出版。著作基于比较扎实的田野调查和相当深入的理论思考，提出了关于当代中国劳工的一些新观点，如“实用主义团结”等，对于分析农民工的日常生活、阶级意识和群体抗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在我看来，这部著作的意义不仅限于此，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拓宽思路的意义。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农民工大流动现象以来，农民工就成为社会学特别关注的研究对象。多年来，大量的研究探讨了农民工及其流动的方方面面，所累积的文献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也应当看到，在新世纪以前的主要文献中，社会学家多半是运用一些比较传统的理论范畴，如社会流动、社会问题、社会融入等，来观照农民工现象。社会学家并没有运用劳工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即运用关于工人阶级的理论和方法处理农民工问题，由此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最应当加以探讨的主题，即农民工参与的劳动生产过程及其社会成果被放置在一旁，大量的笔墨聚焦于探讨农民工的迁徙过程和日常生活，特别是研究他们在流入地如何利用人际关系网络谋取资源以便立足的生存策略。当千千万万中西部地区的农民转离农村和农业，投入东部新兴工业化地带和大中城市中，在全球化浪潮造就的世界工厂中经受工业生产的烈火锤炼，并且在此过程中逐渐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之际，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却似乎漫不经心地绕开了这个重心。鼓槌高高地举起，却没有敲到点上。
世纪之交，麦克·布洛维一系的劳工社会学理论视角被引进，这推动了中国社会学，至少是其内部一个小小的分支——清华社会学，率先实现了“生产中心性”的转向。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的李静君教授对推动这一转向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她对劳工社会学的系统介绍，以及她本人关于深圳女工劳动过程的著作，都成为推动这一转向的动力。当社会学家开始把注意力放置在农民工的劳动生产过程及由此造就的“工厂政体”之上时，这些农民工也就不再被简单地概括为面目不清的“流动人口”，或者仅仅是蜷缩于城中村日常生活中的关系经营者了。现在，他们是“大工地”上的建筑工、“富士康”流水线上的普工、村落工厂中的“家户工”、汽车生产车间中的装配工等。农民工首次被放置在有关工人阶级的社会学理论透镜下加以审视。随着“情感劳动”概念的引入，研究视角又进一步扩大到各种服务业，展示在大家眼前的有校园中的男女保安、饭馆中的“大姐”和“小妹”、城镇边沿的猪场经营者等。与这些各具特色的劳动过程相匹配，描述各种工厂政体的范畴，如“关系霸权”“准军事专制”“霸权和专制混合政体”等，也在逐步锻造成型。这些范畴当然还很稚嫩，需要进一步加工和深化，但是毫无疑问，它们的提出确定了进一步前进的方向，并且逐步在“农民工生产体制”的范畴下汇聚起来。
布洛维一系的劳工社会学当然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传统下展开的，但是这种劳工社会学的力量在于，它不是把马克思的理论简化成抽象的教条，而是努力形成具体分析的框架。马克思的理论必须与“工厂民族志”方法结合起来，才可能具有深入实际、具体分析的效能。当研究者借助“工厂民族志”，深入各种劳动场所开展田野调查的时候，日复一日所获得的鲜活经验，带领研究者前进，丰富和深化马克思的经典命题，甚至还会修正、突破它，形成新的见解。例如，当研究者发现，在现实的劳动生产过程中，经典意义上的“阶级”往往与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范畴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时，就会自觉地从马克思“阶级优先”的立场进一步走向更为现实主义的分析立场，引导曾经被马克思所忽略的那些社会范畴，如种族、性别和公民权等，返回到对工人阶级的分析框架中，就此实现了从“抽象工人”走向“具体工人”的升华。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新的问题出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世界工厂中工人阶级的主体部分是农民工，这就意味着他们除了工人这一重身份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即作为移民的农民。他们的家庭在空间上和制度上都是分裂的。因此，要想全面地把握农民工，仅仅关注他们在工厂中的劳动过程，现在看来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虑及他们在生产线之外的生活，虑及他们的衣食住行、社会活动如何塑造了他们的意识。特别是当研究重心逐步转移到“新生代农民工”时，这个方面的重要性就越发凸显：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工厂的时间还不长久，劳动过程中的控制和反抗对他们的塑造也还没有那样强固有力。与此相比，倒是他们在踏进工厂的大门之前，作为“流动儿童”或者“留守儿童”，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子弟小学或乡村学校的经历，或者是他们年龄更大一些时，在各类职业学校中接受规训的经历，以及他们在工余时间的活动和交往，对他们的行为和意识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就表明，世界工厂中的农民工和布洛维笔下的芝加哥联合工厂的工人很不相同。当布洛维的工人退出车间，走出工厂的大门时，工人阶级就从他的眼界中消失了。工人的日常生活是私人领域，已经不在他的探讨范围内。但是，对农民工来说，当他们退出劳动过程，返回到工厂宿舍和城中村的住所时，他们展现的是这个独特的工人阶级的另一侧面——日常生活的侧面。
潘毅最早注意到农民工日常生活的这一侧面，并且以“宿舍劳动体制”的概念对之加以概括。此后，相关的田野调查日渐增多。从整体上看，社会学的农民工研究至此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转向，用一句老得不能再老的话来说，就是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圆圈，或者叫作实现了“螺旋式上升”：最初的起点是对农民工大流动及其在流入地日常生活的描述；而后，由于欠缺对劳动过程的描述而遭到扬弃，研究的重心挪移到对农民工在不同工厂政体之下的具体劳动过程；再往后，当研究者发现，单方面注重车间内部的劳动生产过程，对于理解作为移民工人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仍然有其局限，必须将视野放大到车间以外，放大到农民工在社区、学校和宿舍的日常生活中去。这就似乎返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际的原初起点上，但这却是在更高的层次或阶段上的返回——这一次研究的不是脱离了劳动生产的社区生活，而是从对农民工劳动过程的分析出发，进一步走向对其日常生活的分析，换言之，是从对生产的研究走向再生产的研究，并尝试将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我认为，这是当代农民工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而汪建华的著作正是立足于这样一个转折点，并且大力推进了这个维度的研究工作。通过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同吃同住同劳动”，汪建华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田野调查素材。他的著作不仅揭示了新生代农民工在不同工厂中的劳动生产和抗争活动，而且还分析了他们在车间以外，在社区日常生活中的活动，甚至追溯到他们在职校中的生活。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该研究“致力于从工人日常生活经历的变迁中寻求其抗争政治转变和劳资关系转型的动力”。布洛维曾提出“生产的政治”这一概念，他的名言是“我们的分析由生产始而以政治终”，他的意思是说，在劳动过程中就蕴藏着国家与工人的关系，以及工人阶级本身的政治意识和抗争能力的秘密。套用他的话，汪建华提出了“生活的政治”这一概念，他的意思是说，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中也蕴藏着他们的政治意识、组织能力和抗争策略的秘密。因此，必须把“生产的分析”和“生活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研究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汪建华的著作具有相当的开拓性。我写这篇序言，也是希望为他的这部著作在农民工研究的学术脉络中做一个定位，明确这个研究是从哪里起步，到哪里终结的。当然，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汪建华的研究必定有诸多不足之处，需要通过日后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加以补正。但是，立意已臻高远，修订和充实细节还会是很困难的事情么？
2014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