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女性、戏曲、浪漫的都市

近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化变迁就是女性演剧文化的兴起和晚清男性中心的演剧文化的衰微。这种女性中心的演剧文化在评剧、越剧、歌仔戏等地方小戏中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艺术上日臻成熟，在天津、上海、厦门（稍后的台北）等沿海通商口岸脱颖而出，繁盛一时，揭示出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性别属性。而女子越剧——由女演员和女观众在上海这座现代大都市里创造出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就是女性在近现代中国公共领域内历史性崛起的集中表现。

1930～1980年代的半个世纪里，越剧是上海的一个主要剧种，最红火的演艺形式之一。女子越剧出身于浙江嵊县的乡村，脱胎于全男班的嵊县戏，在1930年代的上海站稳脚跟，其间经历了从乡村草台班到都市剧场戏，从男班到女班的两个重大转型。1930年代后期到1940年代，越剧在上海大红大紫，超过戏曲老大京剧和上海地方戏沪剧成为沪上观众最多的剧种。1950～1960年代，通过经常性的巡演以及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1953）、《碧玉簪》（1962）、《红楼梦》（1962）等的热映，女子越剧成为在观众和从业者人数上仅次于京剧的全国第二大剧种，并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这一女性戏剧究竟魅力何在，以至使众多男女为之倾倒？越剧的成功又对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现代性及其性别属性有何启示？更具体地说，如果说上海哺育了女子越剧，那么，越剧又在何种意义上承载和体现了这座城市特有的性别文化和通俗文化属性呢？

回答这些问题的一个关键是以爱情为中心的现代言情剧。这种新体裁将戏剧、观众和现代城市生活连接在一起，共同营造出一种别具风味的都市大众文化。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酝酿着新型家庭、性别和性爱模式，爱情罗曼史应运而生，成为大众文化最重要的主题。虽然家庭和婚恋关系的转型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和乡村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着，却在东部沿海通商口岸城市中有高度集中的表现，刺激了大批以言情剧的形式反映这些变化的文化产品的出现。爱情遂成为各种艺术产品的基本元素，从鸳鸯蝴蝶派小说、海派文学、沪剧、评弹、女子越剧，到1930～1940年代左翼电影爱憎分明的情节剧（melodrama），概莫能外，形成了泛滥的现代言情文化。这种言情文化固然是因公众对变化中的性爱和婚恋模式的困惑和思考之需要而生，却又反过来塑造了公众对新型性爱和婚恋关系的感知。

自五四时期以来，通俗言情文艺和文学虽然极受普通消费者的青睐，却为知识和政治精英所不容，不是被忽视就是遭批判。这种精英观点在1949年以后继续影响着中外学术界，使民国文化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只关注学术、思想、文学等领域内的精英文化，忽视了对言情文化的研究。这种状况在1980年代开始有所改观，有关民国上海通俗文化的专著开始出现。从林培瑞（Perry Link）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研究开始，魏绍昌、张赣生、杨义、吴福辉、王德威等继续对民国上海通俗小说做了细致而又广泛的研究。而毕克伟（Pa ul G. Pickowicz）、张英进（Yingjin Zhang）、傅葆石（Poshek Fu）则开始对这一时期的通俗电影进行考查；李欧梵（Leo Ou-Fan Lee）则在其1999年的著作中以小说、电影、咖啡馆等为标志探讨了民国上海都市文化的现代性问题。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书以特定的时空策略切入，对上海大众文化景观中的女性和社会性别问题进行专题考查。在时间向度上，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民国时期，暗含着一种假设是将1949年视为上海文化发展的一个断裂。这自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对于文化史学家而言，有必要放宽研究视野，弄清1949年前后文化进程的延续和断裂之究竟，以对近现代中国的文化变迁做出更为丰满的描述。本书跟随越剧的足迹跨越了1949年的分界线，进入社会主义上海的大众文化场景中，追踪越剧以及其他通俗戏曲在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命运。

在空间向度上，本书的定位是社会史和文化研究的交叉。文化研究将文化现象视为意义系统，也即个人或群体所赋予某些文化活动的特定思想和情感的体系。文化的社会史的策略是通过研究文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观察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变化。这一研究角度和策略将女子越剧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与这个时期女性在上海公共空间的崛起和都市社会中性别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女子越剧的故事因此将我们带入了两个在上海公共文化和市民社会研究中迄今为止尚未充分搜索过的领域，也即作为上海现代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女性文化活动和所谓的“传统”戏曲领域。

女性文化

女性主义史学和性别分析方法使研究者得以在上海都市空间中发现以越剧为中心的女性文化，并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概念框架。有关越剧的丰富的史料揭示了三个平行的历史过程：女子越剧、女演员和女观众的兴起。以越剧为中心的调查更揭示出一个大众文化女性化的普遍趋向。上海文化的研究者如李欧梵、张英进都注意到上海通俗文化中热卖女性和女性形象的事实。不过，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男性对女性形象的生产和消费，或者说都市男性是如何通过女性形象去想象和界定自己和城市的。一般论者很少将女性作为文化的积极创造者来研究，大多轻轻放过了大众文化女性化这一重要现象。

本书的研究发现，女演员和女观众作为女子越剧的创造者和消费者，是她们自身意识的执行人，更是公共文化的建设者。本书以越剧的女演员和女观众为核心来探讨越剧成功的秘密，以及这种成功如何反过来帮助这些都市女性重新界定自己的社会身份和认同。在这方面，笔者追随费侠莉（Charlotte Furth）、曼素恩（Susan Mann）、贺萧（Gail Hershatter）和高彦颐（Dorothy Ko）等女性主义史学家的足迹，以女子越剧的繁荣为案例，探讨中国女性在历史变迁中的主体能动性，探讨她们的思想和行动是如何影响和塑造历史之变迁的。

本书关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越剧女演员和女观众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以及这些体验是如何通过越剧的生产和消费而得到释放，进入公共领域，而成为公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西蒙·佛里斯（Simon Frith）在研究爵士乐如何从美国黑人聚居区、贫民窟传到英国白人富裕的城郊住宅区时指出，“要理解爵士乐（或摇滚乐）为什么（又是如何）吸引了年轻人的，我们就必须明白，比如说，作为男性和中产阶级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危机；要明白他们对于［个人生存状态之］‘本真性’（authenticity）何以会有如此的追求，我们就必须明白他们对于 ‘非本真性存在’（being unauthentic）那种奇怪的恐惧”。同理，要理解越剧，我们必须明白作为女性和移民生活在迅速变化的大都市环境里意味着什么；要理解她们何以会在越剧舞台上和剧院里如此公开地，甚至是无节制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就必须明白她们长期以来的被迫沉默和不被聆听的痛苦——因为这种生存状况所引发的特殊经验和情感构成了越剧美学和伦理的深层结构。在为赢得社会尊重、平等人格和公开表达自己的权利的斗争中，她们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化，使上海的文化图景为之改观。

女性的崛起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发生在20世纪最深刻的一种变化，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女性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进入文化市场，成为创造20世纪上海言情文化的一股重要力量，而女子越剧是这种力量的集中表现。通过女子越剧的成功，女演员和观众使私人情感和世俗经验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主题，使对于日常生活的“女性”关怀在公共文化空间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与民族国家的“男性”话语平分秋色，形成一种富于生产性的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