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史料和史学

第一节 史料来源

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一般来说，史料可分为实物和文献资料两大类，要对公元3世纪罗马政治进行研究，也必须对反映这一时代的考古材料和文献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一 考古材料

（一）建筑遗址

塞维鲁王朝在罗马、阿非利加等地留下了大量的建筑遗迹。在军事混乱时期（公元235～284年），由于战乱和财政紧张，帝国境内很少出现新的建筑，但大量出现仓促建成的防御城墙和堡垒，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混乱的社会状况。如考古学家在罗马行省阿非利加、高卢、日耳曼、西西里和小亚细亚等地的发掘成果，使我们看到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最后的繁荣和日益迫近的衰落。随着社会秩序的重建和国库的充盈，戴克里先及其共治者大兴土木，如在阿非利加的公共工程，包括道路、管道、公私住宅、浴室、神庙等。这些建筑遗址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物证，对于恢复公元3世纪帝国历史全貌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二）钱币

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公元3世纪的钱币，这是由于政府大量发行贬值的钱币和战乱频仍，人们把大量钱币藏匿起来。借助于钱币，我们不但可以确认公元3世纪诸元首的名字、头衔及其严肃的面容，看到公元3世纪紧张的局势，而且还可以了解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信息和政治信息，如在一枚钱币上出现多个君主的肖像，这反映出一个君主已无力控制整个帝国的事实。此外，钱币的重量、其贵金属的含量也反映当时的经济状况、铸币技术。

（三）碑铭

帝国时期的碑铭内容丰富，涉及帝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经济、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君主敕令，中央政府和行省政府的法规，行政官员、市元老院和各种机构的文书，军政官员的名表，个人捐献记录，公私纪念性碑文等，它们往往能起到史书和其他文学作品无法替代的作用，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如铭文显示，公元3世纪不列颠、西班牙和阿非利加行省有大量的道路修建活动；又如许多东方行省的铭文中保存了公元301年戴克里先的物价敕令，反映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对利益关系的调整，对我们研究帝国的经济政策帮助较大。当然，铭文有一定的局限性，在领土广袤的帝国，现有的铭文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能认为它们代表了帝国的总体社会状况。更何况官方的铭文大多记载官员的政绩，与现实也有一定的距离。

（四）纸草

纸草也是考古材料的一个组成部分。帝国时期的纸草大多来自埃及，包括税吏的记录、耕作的利润、当地的治安状况、隶农的上诉、私人信件等，比官方的碑铭更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对我们深入了解埃及乃至其他行省的现实情况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二 古代文献

实物考古材料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但由于实物材料的分散性和不完整性，所以要较为全面地了解3世纪的罗马社会，光靠实物是远远不够的，而古代文献正好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帮助。相关的古代文献很多，主要可以分为历史著作、文学著作和法学著作三大类。

（一）历史著作

赫罗狄（Herodian，约公元170～240年）的《帝国历史》（History of the Empire）是当时少数完整保存下来的文献之一，它涉及公元180～238年的历史。尽管有许多缺陷，但在社会和政治体制急剧变革的时代，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珍贵史料，如形象地记载了马克西米努斯（公元235～238年在位）时期政府对元老贵族资产的抄没和对行省城市的搜刮。另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狄奥·卡西乌斯（公元150～235年）来自小亚细亚的比提尼亚，曾官居要职，公元180年来到罗马进入元老院，两次当选为执政官，做过行省总督等。他著有80卷《罗马史》，这部卷帙浩繁的作品从罗马建城一直叙述到公元229年，其中第74～80卷涉及公元2世纪末到3世纪初的史实，为研究塞维鲁王朝的政治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但是，由于作者与奥古斯都时代相去甚远，该书对奥古斯都时代的许多描述也许更适合塞维鲁王朝的情况。

《元首传记》（Scriptores Historia Augusta）是公元117～284年间诸元首的传记，但其中公元244～253年的记载丢失，而且传记的作者、成书日期以及内容的真实性等方面都存在相当多的争议。尽管可信度不高，但由于公元3世纪史料的薄弱，该书显得尤其难得。17世纪以来该书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18世纪英国史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采纳了《元首传记》的许多内容和观点。但更客观的态度是，以之为史料时要对照其他材料来考证其真伪，比如，它记载公元253～268年罗马帝国出现了“三十僭主”的局面，但实际上可以考证的僭主仅仅有9人。

罗马史学的最后一位著名代表是希腊人阿米阿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约公元330～395年）。在31卷本的《历史》中，作者记述了从公元96年涅尔瓦元首登基至公元378年亚德里亚堡之战近三百年的历史，遗憾的是这部书只有后18卷保存下来，涉及公元353～378年的罗马内政、外交、军事史的基本线索和史实。在这18卷中有对公元3世纪的追述，所以它是本研究必要的参考资料。

公元4、5世纪出现的拉丁文以及希腊文史籍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虽然它们的叙述简短，内容贫乏，但都曾利用了没有流传下来的史料。拉丁文史籍有以下几部。尤特比乌斯（Eutropius）的10卷本《罗马史简编》（Abridgment of Roman History）约成书于公元4世纪70年代，简述了自罗慕路斯建国到公元364年的历史，在第9卷中谈及公元3世纪的混战与外患以及戴克里先改革。此书虽然时间跨度很长，但叙事过于简短。维克多（Aurelius Victor）的《君主传》（Epitome de Caesaribus），简述从奥古斯都至公元360年的罗马帝国历史。维克多将这段历史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公元1世纪至涅尔瓦统治时期为第一阶段；“黄金时代”至公元235年马克西米努斯掌权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行省有很大发展，元首来自各个行省；公元3世纪的混乱为第三阶段，从公元235年马克西米努斯成为第一个军事独裁者开始；第四阶段是戴克里先开创的新时代。

希腊文的编年史家有以下两位。史学家左西姆斯（Zosimus），他的6卷本《新历史》（New History）约成书于公元500年。该书简略地记载从奥古斯都时代到公元4世纪末所发生的事情，第1卷简述帝国前3个世纪的历史，第2～4卷更准确地记述了公元4世纪的历史。令人遗憾的是，该书缺少戴克里先统治时期的史实。尽管书中存在史实错误以及缺少年代、没有任何标注等问题，但作者是世俗作家，在其著作中流露出强烈的反基督教情绪，使《新历史》成为从传统史家角度研究公元3～4世纪历史的宝贵资料。仲纳拉斯（Zonaras）是12世纪的拜占庭编年史家，其80卷的《编年史》（Epitome of Histories）叙述了罗马从建城直至1118年的历史。该书的价值在于它保存了一些没有流传下来的史料。

另外，在早期基督教史家的作品中也可以找到某些相关资料。恺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约公元260～340年）确立了教会史和编年史的基督教风格，是基督教史学的真正奠基者。对本研究有较大参考价值的是他10卷本的《教会史》和4卷本的《君士坦丁传》。《教会史》的叙述起于基督诞生，止于公元324年君士坦丁战胜李锡尼乌斯，是第一部比较详尽地记载基督教会兴起和发展的史书，其中记述了公元3世纪元首的宗教迫害以及教会内部事务。虽然它侧重教会事务，但也包含了这一时期许多极有价值的记载，如公元3世纪中期埃及人口的缩减，“在亚历山大里亚城用于粮食供应的人口登记表中，现在14～80岁的人数少于以前40～70岁的人数”。《君士坦丁传》主要颂扬君士坦丁在宗教方面的成就，但在追溯君士坦丁统治的渊源时提到戴克里先时期“四帝共治制”的运行情况和宗教迫害政策。尤西比乌斯生活于罗马帝国结束对基督教的迫害、基督教合法化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时期，所以他的著作就有了独特的历史价值。当然，其作品也存在一些缺陷，《教会史》明显有前后矛盾的叙述，在《君士坦丁传》中，尤西比乌斯对君士坦丁的赞美极其夸张，为了达到他的目的，甚至会隐瞒、歪曲一些事实。

公元5世纪，教会史家奥罗西乌斯·保路斯（Orosius Paulus）写作了《反异教史》（Severn Books of Histories against the Pagans），这一通史性质的著作从上帝创造宇宙写到公元417年，反驳了基督教为世界带来灾难的说法，对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索克拉提斯（Socrates Scholasticus，约公元379～440年）是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律师，他著有7卷本的《教会史》，其内容始自戴克里先统治时期，止于公元439年。与同时代的教会史家相比，他的视野更加开阔，特别注重那些对君士坦丁堡的政治有较大影响的地方性事件，适当地增加了世俗资料，尤其是法律方面的资料。

（二）文学著作

塞维鲁王朝以后，元首制衰落，作为对现实的反映，传统的拉丁文学也走向衰落，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的《拉丁颂》（Panegyrici Latini）是这一时期拉丁文学的典型代表。《拉丁颂》收集了高卢修辞学家献给马克西米安及恺撒君士坦提乌斯、君士坦丁的演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与后来经过修改的尤西比乌斯的《教会史》不同，这些演讲没有被篡改，更没有为了迎合后来的政治或宗教发展而重写。《拉丁颂》记载了当时的事件和制度，如公元3世纪60、70年代高卢的灾难和后来的人口下降、饥荒，还涉及戴克里先统治时期的“四帝共治制”等问题。虽然它的叙述侧重对西部君主的颂扬，有夸张美化的因素，但它毕竟出自同时代人之手，具有其他作品无法替代的史料价值。

公元2世纪末期以后，基督教作为一支社会力量兴起于罗马帝国，基督教文学也开始在反对世俗观念的斗争中不断壮大，出现了许多教会作家和著作。基督教修辞学者塞普里安（St. Cprian，公元200～258年）公元248年担任迦太基主教期间，经历了戴西乌斯的宗教迫害，公元258年瓦勒里安迫害基督教时，他在迦太基殉教。他的81篇书信（Letters）是对基督教遭受迫害的真实记载，虽然书信主要涉及迫害带来的教会内部的问题，但同时描述了这一时期的总体社会形势。

修辞学家拉克唐提乌斯（Lactantius，约公元240～320年）是以拉丁文写作的早期基督教作家，他是北阿非利加人，曾在帝国东部的各个城市教授修辞，他写作的目的是宣扬基督教和与异教哲学家进行辩论。《迫害者之死》（Of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Persecutors Died）大约成书于公元314年，叙述了基督教迫害者的悲惨下场，他们依次是尼禄、图密善、戴西乌斯、瓦勒里安、奥勒里安和与作者同时代的君主——戴克里先、马克西米安、伽勒里乌斯。尤其在第7章中，作者记载了戴克里先统治时期教会的历史以及若干重大事件，是我们研究戴克里先时期不可忽略的资料。尽管作者的写作主旨是进行道德说教，抨击对基督教施加迫害的君主的宗教和世俗政策，但该书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可以用作这一时期参考资料的还有其他宣传小册子，如拉克唐提乌斯的《神圣原理》（The Divine Institutes）等。

阿尔比努斯（Arnobius）是努米底亚的修辞学教师，约公元295年皈依基督教。为了反驳世俗作家对基督教的攻击，他于公元4世纪初写成7卷本的《反异教史》（Against the Heathen），以此证明罗马制度是发展变化的，危机并非基督教造成的。在内容上，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二卷为基督教辩护，反驳对基督教的指控；第三至七卷批判异教的迷信和神话。《反异教史》揭示了阿非利加异教信仰衰落的状况，同时也对当时的异教祭仪进行了最详尽、最猛烈的抨击，对于我们研究戴克里先的宗教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神谕在罗马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基督诞生之前，它已经在罗马广为流传。现存的14卷《西比拉神谕》（The Sibylline Oracles）属于伪经文献，大约盛行于公元前150～公元300年。它是由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文献混合而成的文学作品，该书的第13卷用预言的形式反映了公元3世纪东部行省的情况，可以作为这一时期的参考资料。

（三）法学著作

为了加强统治，进入公元3世纪以后，统治者越来越重视法律的制定和汇编工作，因此当时的许多法令得以保存下来。

编纂于公元6世纪的《民法大全》是集罗马法之大成的作品，其中《查士丁尼法典》（Codex Justinian）整理了自哈德良以来历代元首与君主所颁布的4652条法令；《法学概论》（Digest）主要收编公元2、3世纪著名法学家盖尤斯（Gaius）、保路斯（Paulus）和乌尔比安（Ulpian）的法律阐释，其中第50卷涉及城市的市政组织、派差和许多有关公元3世纪早期社会状况的法令，是我们研究帝国城市的珍贵资料。通过以上法学著作，我们还可以窥见公元3世纪罗马社会的结构层次和政治制度的转变。

由上述可见，有关公元3世纪罗马的史料不如帝国早期丰富。综观这些文献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两个特点。首先是罗马传统史学的衰落。公元3世纪的外患与内战，严重地影响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历史作为一种科学在衰落”。其次是基督教文化的兴起与异教文化的冲突。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基督教文化逐渐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出现大量的基督教史学和文学著作，它们对传统的历史思想造成冲击。由于教派的不同，人们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的评价迥然不同，所以在使用他们的著作时，要谨慎而不可偏信，避免得出偏颇的结论。

应该说，对于公元3世纪的实物资料和古典文献，西方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编辑工作，结集出版了许多资料集。其中著名的有蒙森主编的多卷本《拉丁铭文集》（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为学者研究罗马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大大地推进了世界范围内的罗马史研究。不过由于这些资料均摘录自拉丁语、希腊语原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者们的使用。有鉴于此，学者们对已出版的史料集进行了翻译和整理。路易斯和列霍尔德（Naphtali Lewis and Meyer Reinhold）在1955年主编出版了第2卷《罗马文明选读》，它收集了帝国时期的资料，涉及公元3世纪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军队和宗教等领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参考书目以及珍贵的原始资料。利维克（Barbara Levick）在2000年修订出版了《帝国时期罗马政府史料集》，以史料的形式展示了帝国前期政府管理的诸多问题，同时也收录了铭文、纸草、钱币及文学、法律等资料，是一本很好的工具书。坎贝尔（Brain Campbell）编纂的《公元前31年至公元337年的罗马军队资料集》，是一本关于罗马帝国军队状况的资料集，涉及士兵的征募训练、军官等级与职责、元首与军队的关系、军队作战、军队驻扎、军队在政治中的角色和退伍士兵的安排等问题。对于本研究而言，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戴克里先军事改革的状况。3卷本的《纸草选集》（Select Papyri）收集了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8世纪的埃及纸草，其中收录的私人资料包括协议、收据、遗嘱、书信等；公文包括政府法规、敕令、告示以及会议记录、司法记录、上诉、请求等，是研究该阶段埃及行政管理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的珍贵资料。国内的相关史料集主要有林志纯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资料选集》（上古部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古代史教研室主编的《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这些资料都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