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编写本书的目的，是向读者献上一把了解美国的新钥匙。
在整个20世纪，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强国。冷战结束后美国所占据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至少可以再保持二三十年。今天，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对手，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国家安全、政治稳定和祖国统一的最重要的外部力量；同时，美国又是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同中国交往最多的国家。无论是总结20世纪的历史经验、展望21世纪的世界未来，还是分析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都必须全面了解美国，深入研究美国。
美国在1894年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1914年，美国的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已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除了20世纪20年代末大萧条时期、二战时期和二战后初期的特殊情况外，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4左右。80年代中后期，日本和西欧对美国构成强劲的经济挑战，出现了美国即将衰落的种种议论。但从90年代初开始，美国的经济力量又有较快回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例，从1990年的24.2%上升到2003年的30%以上。
美国一直在进行全球经济扩张，在世界贸易和投资中的份额稳步提高。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90年代以来，美国稳居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地位。在美国出口商品中，信息技术产品、生物技术产品、光学电子产品、飞机、高技术武器装备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占出口额的60% 以上，仅民用飞机一项就占5% 左右。美国的计算机软件及其服务业占世界市场份额的3/4。美国生产和投资的全球化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由于起步早、经验丰富、资本雄厚，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几乎每一个经济领域都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近年来，美国一些大跨国公司通过兼并和收购其他公司，进一步扩大了规模。美国的金融业也迅速向全球扩展。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
一个国家能够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保持强劲的经济活力并独占世界鳌头，必然有其特殊的条件和原因。列宁在1915年就指出：“无论就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来说，或者就已经达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度来说，无论就根据十分多样化的自然历史条件而使用最新科学技术的土地面积的广大来说，或者就人民群众的政治自由和文化水平来说，美国都是举世无双的。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是我们资产阶级文明的榜样的理想。”
列宁当年指出的事实，至今没有发生变化。列宁关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分析，仍然具有理论意义。
美国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阻挡强敌入侵的地理位置，为它的长期和平发展提供了其他大国无法比拟的先天条件。这在本书中有详细说明，在此不再赘述。
美国的移民国家特性，是美国得以迅速到达资本主义高度发达阶段的最重要的后天因素之一。恩格斯指出：“美国从一诞生起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美国是由那些为了建立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而从欧洲的封建制度下逃出来的小资产者和农民建立起来的。”来自欧洲先进国家的移民驱动着美国经济的杠杆，它以巨大的规模开发了北美大陆。在非洲强制性贩卖奴隶而造成的大批黑人移民，为美国的早期开发提供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另外，移民也为工农业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19世纪末美国跨入世界先进工业国行列之后，继续吸引科技人员和熟练工人移居美国。仅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就吸收了将近3700万新移民。到20世纪中叶，占世界人口总数6%的美国，拥有350万工程师和科学家，是世界总数的29%。今天美国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没有一项能离得开近几十年来移居到美国的科学家，其中包括华人科学家。20世纪美国的经济发达和科技进步，依赖于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的新移民，特别是优秀的科技人才。这一社会力量的源泉至今远未枯竭。
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桎梏，崇尚变革创新，讲求实效，不拘一格，是美国资本主义能够维持强大生命力的又一重要原因。恩格斯在谈到他对美国的印象时说：“美国是一个新世界，新不仅是就发现它的时间而言，而且是就它的一切制度而言……这个前进最快的民族（the most go-ahead nation）对于每一个新的改进方案，会纯粹从他们实际利益出发马上进行试验。这个方案一旦被认为是好的，差不多在第二天就会付诸实行。在美国，一切都应该是新的，一切都应该是合理的，一切都应该是实际的……”
重视科学，重视教育，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形成了20世纪美国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美国在校大学生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美国的教育体制比较开放、灵活、分散，易于实现知识更新。二战后的诺贝尔物理奖和医学奖，美国人囊括了将近1/2，经济学奖美国人拿走了2/3。在硅谷等技术创新的“孵化器”里，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一大批最优秀的科研人才和知识精英，将高新技术和创业资本、创新精神结合起来，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近十几年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信息产业在美国迅猛发展，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7以上。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使美国经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相对缩小，对高技术、信息和人的素质的依赖大大增强。同时，商业周期中的增长时间拉长，衰退幅度缩小，而且衰退多为增长型的衰退。在本书付梓时的2003年底，美国经济又一次出现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美国在20世纪最大的制度创新，当属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中的罗斯福新政。当时，美国统治阶级采纳了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在市场经济中除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以外，又多了一只国家宏观调控的“看得见的手”。新政改良使社会生产力很快恢复，同时缓和了阶级矛盾，把美国资本主义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出来。
从20世纪初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到罗斯福新政，到80年代里根大力激活私人资本的保守主义经济政策，90年代克林顿政府对新兴产业的扶植和引导，再到21世纪初布什政府削减税收刺激经济复苏的措施，美国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已有了较成熟的理论和政策。从美国通行的经济理论上来说，某些市场失灵的情况要由政府干预来纠正，同时自由市场的作用也是政府无法替代的。政府的经济功能应当分散，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社区分别开展公共经济活动。
美国是最早制定反垄断法的国家。1914年通过了加强反托拉斯的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近年来，司法部同微软公司就销售软件中的垄断行为进行的斗争，就是这方面的新事例。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没有也无法制止垄断现象的出现，但政府的反托拉斯行动在限制垄断、保持市场相对公平的竞争和活力方面，一直有着相当的成效。
然而，政府的反托拉斯行动，社会福利政策，以及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其他调整措施，没有也不可能根治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痼疾。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固然高于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但其经济制度和政策必然带来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比其他发达国家更为严重。根据一些统计，美国1%的资产者长期占有全国1/3家庭的财富。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到了20世纪90年代，1%的人口占有全国家庭财富的比例已上升到40%。1979年，美国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其收入之比为10∶1；而到了1999年，这一差距已经扩大到19∶1。
当代美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属族群之间的关系紧张和种族歧视。美国黑人为反对种族压迫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其高潮是20世纪60年代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人物的民权运动。美国少数族群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取得了重大成果，他们赢得了同白人平等的法律地位和许多应有的社会、经济权利。但是，事实上的种族歧视，特别是对黑人的歧视，在当今美国仍然十分突出。例如，雇主往往以种种借口刁难和拒绝录用黑人，黑人获得银行贷款的机会比白人少得多。经济机会上的不平等，使黑人的失业率比白人高出近一倍。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下的成年黑人是白人的三倍。黑人婴儿死亡率是白人的两倍。黑人在政治上也继续遭受歧视，他们难以实现平等的参政权利。有的地方政府采取重新划分选区的办法，使黑人无法在本选区占到多数。黑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2%，而在各级经选举产生的席位里只占5%，在参议院里只占1%的席位。由于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少等诸多原因，黑人犯罪率高。美国囚犯的一半以上是黑人。司法判决对黑人往往缺乏公正，杀害白人被判处死刑的黑人是杀害黑人被判处死刑的白人的四倍。应当指出的是，当今种族间仍然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法律和公共政策方面，而是历史积累下来的诸多社会因素。惟其如此，纠正起来就需要很长时间。
不断流入的移民虽然给美国带来了活力，但也产生了民族融合的障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其1996年的就职演说中，最为强调的政府任务便是加强社会凝聚力，避免种族差别带来的分裂。他承认：“种族差别始终是美国的祸根。每一次新的移民潮都给旧偏见提供了新靶子。”1990～2000年的新移民潮使美国增加了1300万人口，也埋下了种族矛盾的种子，增加了社会福利负担。非法移民问题引发种族主义抬头、排外情绪升温。从长远看，美国族群构成的变化必然带来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主流社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已经对“文化分裂”的现象忧心忡忡。再过不到半个世纪，美国的少数族群加起来将超过美国人口的一半，届时美国的主流政治文化将发生何种变化，值得关注。
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事件对美国的社会安定和民族凝聚力形成了巨大冲击。两年多以来的事实说明，“9·11”不但没有破坏美国的内部凝聚力，反而给保守主义势力上升、排斥外来移民、巩固主流文化的统治地位、加紧对外战略扩张，提供了更多的理由和借口。“9·11”之后，美国政府在加强国内治安措施时，采用了监听监视公民的正常通讯交往、长期羁押和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等侵犯公民权利的措施。但这些措施的受害者多数是少数族裔，特别是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他们在美国的社会地位不高。当然，布什政府对国内穆斯林群体也进行了一些安抚工作。因此，“9·11”之后美国的民族凝聚力反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
美国的犯罪率虽然近十几年来有所下降，但仍然远远高于西方其他国家，而且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美国囚犯占人口比例之高，一直占世界首位。校园持枪凶杀案层出不穷，震惊全国，损害了美国在全世界的声誉。枪支泛滥是持枪犯罪的重要原因。从总统到普通公民的亿万美国人都强烈呼吁严格限制枪支出售。但是从枪支制造和买卖中获利的极少数人，却可以操纵某些利益集团和政治机器，阻挠枪支管制的法案出台。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吸毒问题尤为严重，滥用毒品的人数占人口总数的6%，青少年吸毒者越来越多，年龄越来越小。吸毒不仅损害人的健康，还增加了社会医疗开支。吸毒者犯罪和走私贩毒，不但危害美国社会安定，还加剧了跨国犯罪活动，损害他国人民的安全和福祉。
高度发达和持续发展的美国经济，靠长期稳定的美国政治制度维系。而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种族歧视、犯罪率高、毒品泛滥等种种弊端，也可以在美国政治制度中找到根源。因此，对于美国的政治制度，需要做出辩证的、全面的分析。
自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以来，除了20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60～70年代初反对越南战争、反对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时期以外，美国国内政治基本稳定。宪法在美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维护美国政治稳定和政策连续性的重要原因。美国宪法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也是迄今历时最久的宪法。它制定200多年来，虽经17次修正，但其基本原则并无大的变化。建国初期即已确立的联邦制度，政教分离原则，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体制，四年为一任期的总统选举方式，两大政党在国家最高立法和行政机关中轮流坐庄的局面，一直保留下来，并且至今看不出有改变的现实可能。
美国社会中的政治权力分散，在西方国家中是比较突出的。这保证了它在保持政局稳定的同时建立一些自我调节机制，实现某些社会变革，不断更新法律和行政法规，缓和社会冲突。五花八门的利益集团，代表着大企业、行业协会、工会、教派、媒体等不同社会团体的利益，它们对分散政治权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利益集团的政治目标不是自己上台执政，而是通过其活动影响公共政策，以促进本集团成员的利益。各个利益集团通过其所组建或控制、支持的基金会、民间研究和咨询机构，提出政策主张和具体的操作方案，然后通过新闻媒体和大众传播工具提交各级政府和立法机构。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独立性最强，对政策和国内外公众的影响也最大。美国政府在制定或改变其政策时，既要考虑舆论，又总是力图引导和影响舆论。
从根本上说，美国的民主和法治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秩序而建立并巩固起来的。美国国内政治斗争采取的形式是民主的、和平的，但垄断国家资源的极少数富人操纵国家和地方政治的现象，却难以改变。列宁曾经尖锐地指出：“北美合众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国之一，可是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资本权力即一小撮亿万富翁对全社会的权力表现得如此横蛮，采用如此明目张胆的贿赂手段（凡是在1905年以后到过那里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一点）。资本既然存在，也就统治着全社会，所以任何民主共和制，任何选举制度都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
2000年美国的总统选举，竞选经费达到破天荒的30亿美元。人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所谴责的“资本权力”透过金钱政治而产生的“横蛮”的影响。有的美国学者讥讽道，美国的总统选举，就是公民每四年去一次投票站，在两个性格不令人生厌、观点正统、肤色白皙、衣冠楚楚的英国人后裔中间进行选择。不论是哪个总统候选人入主白宫，也不论哪个政党在国会占据多数席位，美国仍然是1%的人拥有1/3以上的社会财富，而枪支泛滥等社会弊病仍然得不到根本治理。
美国领导集团和社会各阶层对各种政策问题不断展开激烈交锋。例如，在国家政府的职能上有大政府主义和小政府主义、联邦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在政治思想上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在外交思想上有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之争；在国内经济政策上有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之争；在对外经济政策上有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之争。各种政见的公开辩论，反映了国内各种利益的冲突和交汇，也使得美国的内外政策具有一定的弹性，产生了某种纠错机制，使损害国家长远利益的政策不至于走到极端。
但是，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些思想交锋中却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美国意识形态的主要基础是私有制和基督教传统，并从中发展出根深蒂固的个人自由、保护私有财产、民主、法治、限权政府、市场主导经济、自由贸易等观念。在标榜思想自由、观念创新的美国，许多有良知的思想家和学者，以至普通公民，对美国的制度、文化、传统、政策、领导人都可能提出激烈的批评；吸毒、卖淫、色情、同性恋等，都可以受到宽容和同情，甚至恶性犯罪也可能得到宽恕。但同时美利坚民族又是一个爱国主义十分强烈的民族，如果有人要挑战宪法，攻击华盛顿、杰斐逊等开国元勋，亵渎上帝，否定私有制，宣传共产主义，就会被视为大逆不道，遭到难以承受的社会压力。美国统治集团对国内的政治控制和思想控制是十分精巧、隐蔽、严密的。
美国对内实行民主和法治，对外推行强权政治。美国通过1898年的美西战争，正式走上了争夺世界霸权的舞台，对古巴、菲律宾等国实行直接军事占领和殖民化政策，其行为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霸权色彩。同时，就像在1899～1900年美国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时所表现的那样，美国的霸权行为从一开始就有依赖所谓“软实力”的一面。除了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外，它一手推进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另一手推进意识形态扩张和宗教文化渗透，两手互相补充。直至一百年之后的今天，加强军事实力，推行经济扩张，扩大意识形态影响，仍然是美国外交的三大支柱。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美国就极为重视国际组织以及有形或无形的国际规范和机制。在冷战后的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美国更加重视在国际组织和各个功能性领域里，制定和维护有利于它的行为规范和“游戏规则”。美国所谓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就是企图把美国国内事务中那一套原则扩展到国际事务中去，通过在国际机制中安排议程和确立原则，推广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从早期的大西洋宪章、雅尔塔协议、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联合国、关贸总协定，到后来的核不扩散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信息技术协议、知识产权协定、西方七国（后来加上了俄罗斯）首脑会议、北美自由贸易区、世界贸易组织、北约东扩……美国在这一系列的国际条约、协定和组织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美国利益”这一永远不变的中心。当这些国际机制妨碍美国推行霸权政策时，美国也向来不惜违反甚至破坏。
从以上对美国的一些浅显观察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第一，美国得以成为高度发达的现代国家的许多客观条件，如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以及移民国家的与生俱来的特点，是其他国家无法企及或难以再造的。换句话说，美国的长久强盛来源于极为特殊的历史条件。
第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如重视教育、科学技术创新、吸引和培养人才，以及市场经济的许多机制和管理技巧等。美国的经济繁荣对世界经济起着推动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的今天，中国同美国加强经济合作和社会交往是完全必要的。
第三，美国的多元化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在其种族多样化、宗教和文化多元化的特殊国情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延续性。同时，在思想自由的表象之下，美国有极强的一元化意识形态，对内维护资本主义秩序，对外维护美国利益。列宁说美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国之一”;“就人民群众的政治自由和文化水平来说，美国都是举世无匹的”。因此它的政治制度和治国经验，必然也有可资借鉴之处。
第四，美国有高度发达的经济，却无法纠正贫富悬殊、精神颓废、吸毒贩毒、持枪暴力等许多严重的社会弊端。这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警惕和防止的倾向。美国对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浪费，过度消耗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也应当引以为戒。
第五，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以及超级大国地位，决定了它在对外关系中的霸权目标是不会改变的。美国霸权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构成了长远的挑战；同时中美两国在国际事务中也有并行不悖的利益。
本书是国家“十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列国志》丛书中的一册，得到了丛书编委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美国驻华使馆新闻文化处为作者查找资料提供了方便。在此，谨表示衷心的谢意。
杨会军作为撰稿人，为本书的编撰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艰苦的劳动。本书引用了国内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并尽量标明资料和观点的出处。但因客观原因，我们不能同这些著述的作者一一沟通，征求意见。如有引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同时，杨会军也参阅了许多英文著述和网上资料。他在引述大量中英文著述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工和再创作，尽可能补充一些新信息、新观点。
初稿完成之后，我们特别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学者进行审读。他们是赵梅（第一章）、李晓岗（第二章）、张立平（第三章）、韦伟（第四章）、洪源（第五章）、姬虹（第六章）、倪峰（第七章）。他们提供的修改意见对提高本书的质量非常重要。最后，我本人统校了全部书稿，虽然篇幅不算很长，但涉及的知识领域甚广，一些事实数据各家说法不一，核实不易。写作时间有限，编校者功力未逮，错误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指教。
王缉思
2003年1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