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前沿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于人类发展的中国智慧

杨帆

【摘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作为全人类新的价值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十八大上提出的，2017年十九大再次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文明进步，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新科技革命、自由贸易、金融创新、国际治理的必然结果，是经济相互依存、文化交流融合、政治互相合作的客观发展，这使各国各民族认识到，要更加重视和发展共同利益，自己才能得到长期稳定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八个理论渊源是：新型的国际权力观、合作共赢观、可持续发展观、生态环境观、和谐发展观、全球治理观、包容性增长观、中国古代价值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厚的国际背景和重大的时代意义。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造成了种种弊端，西方价值观念已不能主导世界，人类急需新的思想理念，深刻分析目前世界，为未来的人类行动提供指导。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化 理论渊源

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世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秉承“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目标。毛泽东多次指出，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中国支持全世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

第二，维护中国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干涉。

第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一切国家进行和平友好往来。

1985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两大主题”，以发展统率外交，韬光养晦，为经济建设争取时间，创造环境。对于边界领土争端，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态度。

新中国的第三个30年，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同年写入联合国决议。

习近平总书记说，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反对倚强凌弱。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共享”有四层内涵：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命运共同体”有60多次，从国与国双边的命运共同体，到区域内的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7年，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对于国际形势做出判断：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同时，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层出不穷，对人类构成严重威胁。没有哪个国家能独自应对人类挑战，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何如，是否愿意，都已处在命运共同体中，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开始形成，并逐步获得国际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第十二条，全面论述“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

“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形成了积极意义上的“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不仅要在物质层面，还要在制度、精神层面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塑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新身份，为开创“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人类文明提供了新的思想依据。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生态文明。二是政治上的平等相待、互商互谅。三是国家之间构建对话而不是对抗，结伴不结盟，秉承国家之间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打造成各方合作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四是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经济上合作共赢，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五是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推动国际社会均衡、协调发展。六是文化上坚持交流互鉴，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促进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明交流。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一）新型的国际权力观

马克思曾指出人类历史中有一种“历史与道德二律背反”。伦理与文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逐步向外扩展。不同的家族、民族、种族、宗教，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为争夺权力和财富，发生无数战争、屠杀和掠夺，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恶在历史上的作用”。

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有一个特点，就是伴随着新大陆的发现，面对无限资源和众多原始民族，可以随便掠夺，这激发了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无限贪欲。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把达尔文关于动物界“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规律移植到人类社会，歪曲成为“弱肉强食”的世界观，在国际关系上，以暴力为基础，进行兼并和掠夺，争夺霸权，瓜分世界。所谓“近代西方先进文明征服野蛮人”，是片面的，如果“先进文明”的扩张方式是野蛮的，就不是真正的先进文明，这种“历史规律”可以称为“文明悖论”。

欧洲君主制时期，国家利益就是君主个人或家族的利益。20世纪，国际社会利益关系被描述为排他的零和关系，利益争夺引发了无数战争。直至两次世界大战，人类在付出巨大牺牲后有所觉醒，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在战胜法西斯后，做出相应的反思和改革，广大殖民地国家在政治上独立了，欧洲各国停止了数百年的战争，取得了和平联合、合作共赢的巨大收益。

各国之间在相互依存中形成利益纽带，权力分配已不能也没必要直接通过战争实现，特别是核武器本身就制约了战争，产生了一套新的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和机制，维持和规范相互关系。霸权和倚强凌弱仍旧存在，但以美国为主导的霸权有了新形式，赤裸裸的兼并和占领减少，大国间加强了谈判与协调，联合国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人类文明的普遍进步。

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与西方战略家的两极分化，倚强凌弱的“二八开”世界不同。一是政治多极，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各大力量中心之间应有相互制约的力量框架和多边行为方式，来处理世界事务。二是经济均衡，解决发展问题是人类共同利益之所在。三是文化多元，保持人类思维活力。四是安全互信，安全是共同的，只有别人安全，自己才有安全，保障安全不靠冷战同盟加威慑，而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五是环境可持续，把可持续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二）共同利益观

国际社会在美国新霸权主义主导下，以“全球化、市场化、民主化”为旗帜，发展自由贸易。在“中心与外围”的格局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金融资本，获得了最大份额。中国的崛起创造了世界奇迹和历史奇迹，其经验还没有得到充分总结，其秘密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掘。

在新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革命的推动下，在商品、资金、信息、人才等全球流动的推动下，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已经成为趋势。经济全球化促使人们对传统的国家利益观进行反思。瞬间万里、咫尺天涯的全球化传导机制把人类居住的星球变成了“地球村”，各国利益的高度交融使各个国家成为共同利益链条上的一环。交通通信和互联网，把各国空前紧密地连在一起。气候变化带来了冰川融化、降水失调、海平面上升；资源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导致怪病多发并跨境流行，问题是全球性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通过共赢与合作才能获得更加文明的发展。

中国调整了自己与西方国际体系的关系，使自己成为国际社会的“利益攸关者”，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结合起来，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三）可持续发展观

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极大提高，环境污染和极端事故也给人类造成灾难。1943年美国洛杉矶光化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酸雾事件、20世纪50年代日本水俣病事件、1984年印度博帕尔化学品泄漏事件等恶性环境污染事件，以及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均造成严重后果。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提出“若世界按照现在的人口和经济增长以及资源消耗、环境污染趋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我们这个星球迟早将达到极限进而崩溃”。人类环境研讨会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

1983年联合国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该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联合国与首脑会议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件，如1992年《地球宪章》、2002年《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2012年《我们憧憬的未来》等。

十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把“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主要纲领，并写入党章。1996年宣布：中国用占全球不到10%的耕地和人均世界水平28%的水资源，养活了全球1/5人口，在国际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形成、制度建设、发展援助方面，发挥了建设作用。

（四）全球治理观

1929～1933年大危机暴露了在资本支配下，各国以邻为壑，搞保护主义，互相转嫁危机，造成了严重恶果。战后联合国成立，各国之间开始注意政策协调。1998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抗击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机制诞生，国际协调首先在经济方面取得成效。

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成立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我们天涯成比邻》，定义“全球治理”概念：全球化导致国际行为主体多元化，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成为由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重要途径是强化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形成一个具有机制约束力和道德规范力的、能解决全球问题的全球机制。

中国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打造伙伴关系、支持多边主义的四个决心不改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包括反对核扩散、保护环境、反恐、反洗钱、维护和平、维护联合国、维护人权等。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坚持主权平等，沟通协商，化解分歧，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以“三同”化解“三异”：以共同使命化解国家利益冲突，以共同目标化解全球化争执，以共同身份化解价值观分歧。其深远意义是告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追求人类共同价值观。

（五）包容性发展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思想。

一是认清“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是当今世界“主基调”。

二是摒弃“零和博弈”和“保护主义”思维，树立“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精神”。

三是逐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从相互封闭到开放包容，不断扩大自己的“朋友圈”。

四是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多元共生、包容共进。

五是以“四大对策”解决“三大矛盾”，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三大突出矛盾是全球增长动能不足、治理滞后、发展失衡。四大对策是：第一，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第二，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第三，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第四，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发展模式。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观点看世界，A国增长不损害或抑制B国；A方得利不损害或抑制B方，各方都不给对方带来危害；国家间、阶层间协调和谐增长，共赢多赢。结果是有益于多方，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包容性不仅是经济增长方式，也是价值导向：让人民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使全球化利益惠及所有国家和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国家。

中国40年持续发展，使7亿多贫困人口脱贫，占全球减贫人口70%，生活质量和水平大幅提升。2020年前要使5700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践行“共享发展”理念和“包容增长”方针，建立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社会公平体系，提供人人平等的发展机会。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五大民生问题。

自21世纪初加入WTO以来，中国坚持融入经济全球化，力度越来越大地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在世界经济困难时刻承担重任。1997～1998年全力抵御亚洲金融危机；2009～2011年以最高的经济和进口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 2016年仍保持6.7%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中国经济发展已在促进乃至引领世界包容性增长。

（六）中国传统文化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源自中华文明历经沧桑始终不变的“天下”情怀，“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和平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处世之道，“计利当计天下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判断，同外界命运与共的和谐理念，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中国文明进化与统一很早，程度很深，有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字与文明。孔子和商鞅分别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文化和制度基础，经秦汉统一文字和思想，北扩边疆，内控贵族，经许多代的努力与反复斗争，稳固地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超封建”大帝国，其特点就是政府超强，文化超强。长期来说，能承受“内部王朝周期律”和外部文化冲击的动乱，具有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底气和自信。金观涛于20世纪80年代在《走向未来》丛书里，说中国是一个“超稳定系统”，轰动一时。笔者曾经当面问过他，近代西方侵入中国，能否有根本性改变？他说他的研究只限于古代，对近现代没有研究。现在看来，中国古代的某些特性还在延续，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在向世界发扬光大。

中国传统的信仰系统不是一神教，而是信奉自然规律的准宗教，称为“天道”，在基层有血缘关系、家族组织力量的支撑，在社会底层与高层之间，有平等智力竞争的科举制通道。天道循环的世界观，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强弱转化，弱能胜强，没有以强凌弱之倾向。老子说：天下万物莫柔于水，但水能胜火。孟子把“天道”解释为“爱民”，确立了国家信仰的人本主义基础，把信仰与民生联系起来，是中国古代文化之精华。

中国历史上对待周边民族与国家，多秉持“天下主义”世界观，采取怀柔与教化的态度，允许多种神灵崇拜和宗教的存在，宗教迫害与宗教战争很少。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给予高度评价。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20世纪末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打了1400多年，以后是“美国空军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战争”，话音未落，就发生了“9 ·11”事件。他预言只有信奉儒家的中国文化，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中国的“和”文化源远流长，“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唯大英雄能本色，极高明而道中庸”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不仅能够为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提供精神食粮，也一定能够为人类的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

（一）西方世界观已不能统领世界

战后的世界格局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1991年，美、苏两大阵营，两个平行的世界体系对立，发展中国家与不结盟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后抵制苏联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与之决裂，成为第三世界国家。1971年苏联侵占阿富汗以后，中、美和解，中国加入联合国。1978年中国对外开放，逐步加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体系。

第二阶段，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军费占世界50%以上，号称可以“同时打赢两场战争”，以“反恐”名义打了科威特、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并在中亚策动“颜色革命”。

2000年福山写了《历史的终结》，称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民主化、市场化，已是人类历史发展顶峰，好似黑格尔假设“绝对精神”外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最后回归普鲁士，国王就是绝对精神的代表。所谓“普世价值”，并不是哲学上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而是宗教用语，中世纪基督教曾经自称为“普世价值”。美国自称奉行并推行“普世价值”，强行普及美国价值观念。布热津斯基提出“喂奶经济”，宣称“全球化”最终要把80%的人类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9·11”事件标志着新的“文明冲突”的开始；北约东扩引起俄罗斯战略反弹，乌克兰未能加入北约和欧盟，美国四次“反恐战争”，产生了数百万难民。全球化虽取得很大发展，但西方价值观不能化解危机，加之利益集团政治、双重人权标准、金融资本横行，激化了地缘矛盾、民族矛盾、历史矛盾、社会矛盾，扩大了贫富差距。西方主流思潮陷入困境，各种非主流思潮泛滥，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是新民粹主义：人民群众反对贫富分化，反对金融投机资本和华尔街，美国制造业工人抗议失业，直接导致特朗普上台。

二是新保守主义：西方右翼政党反对“白左的政治正确性”，即欧洲社会民主党、工党和美国民主党奢谈全球化与人权。

三是种族主义：主张恢复“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白人主流价值观，限制移民，反对接收难民。

四是孤立主义：减少国际责任，专注国内问题。

第三阶段，2016年，西方政局出现重大转折，英国脱欧导致欧盟衰落，美国的“非主流”思潮成了建制。

（二）欧盟的困境

战后初期，欧洲经济合作取得巨大进展，基本因素是法、德和解，将数百年来战争造成严重损失的格局转变为增加物质财富，人民有了和平生活；外部因素是有苏联这个共同敌人。苏联解体后，内部矛盾显露。

一是英国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矛盾。英国奉“例外主义”欧洲观，一直具有历史上孤悬欧洲大陆之外的“岛国特性”和“帝国情结”。其外交“三环战略”是：先团结英联邦，继而是英语国家，然后才是欧洲。丘吉尔1946年支持创建以法、德为核心的“欧洲合众国”，英、美愿意成为“新欧洲的朋友和保护者”，不认为英国属于欧洲。撒切尔夫人曾说，“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为避免欧洲大陆陷入单一力量主导而斗争”，凸显英国作为“欧洲外者”发挥平衡作用。英国虽参加欧盟，但保留英镑，不签署劳动力流动的申根协议。

二是欧洲统一的历史文化基础并不牢固。古希腊的特性值得注意：跨海迁移淡化了血缘关系，追求个性自由、直接民主、城邦自治，不断复制新的城邦，但终于没有发展成为大帝国。古罗马被日耳曼各族蚕食，四分五裂，近代集权国家英、法、意、德、奥，都不超过五千万人口。欧洲各民族保持极强的民族性，1973年《欧洲认同宣言》将欧洲公民权赋予全体公民，试图强化欧洲身份认同，但收效甚微。90%的欧洲人仍将民族国家身份置于欧洲身份之前，只有2%的人将自己看成是“欧洲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通过经济联合和公民投票，难以实现真正的政治联合和文化融合，公投往往受到民粹主义影响，内部矛盾尖锐时可能走向保护主义，历史文化基础的薄弱带来欧洲各国联盟的脆弱。

三是贫富差距扩大，反对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思潮兴起。根据皮凯蒂的研究，欧洲1910年最富有的10%家庭掌握社会财富的90%，这是指存量，财产的占有极端不平衡。最富有的10%人口获得总收入的45%，这是指增量；吃地租红利的太多。增量收入的不平等，主要由存量占有的不平等而来。战后欧洲的财富趋于平等，得益于以下暂时因素：战争毁掉了很多财富，福利国家增加了民众福利，科技发明收入增加。于是一些经济学鼓吹“倒U形曲线”，论证污染、腐败、收入差距是暂时恶化，之后会自动好起来。实际上由于利益集团阻挠调整，贫富差距一直在恶化。皮凯蒂证明发达国家包括英国在内，两极分化已倒退到19世纪初的水平。社会矛盾尖锐化直接影响关于英国脱欧的公投。发达地区或教育和专业程度高的社会阶层选择留欧，老年选民及弱势群体选择脱欧。

四是统一货币与独立的财政政策相矛盾，劳动力自由流动与限制移民相矛盾。哈耶克学说认为，计划经济属于人为设计的理想主义制度，而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人性的制度。其实所有制度都有人为设计的因素，也有各自符合人性的一部分。欧元就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设计。欧洲政治家们想先统一货币，以此促进财政和主权统一，但主权的变动要经公民投票，大多数公民与“精英们”的想法，相差甚远。马克思指出，西方的自由实质是资本自由。在所谓“国际自由贸易”里，并不包括劳动力的跨国自由流动。欧洲一体化前期只实行资本自由流动，所以才有成就；后期允许外国劳动力进入，打工者要移民，享受高福利，就遭到本国公民反对。在维护本民族“纯洁性”的核心利益面前，自由和人权就标榜不起来了。

五是精英与选民严重脱节，各国之间的矛盾难以消除。联邦德国统一民主德国，是用马克买下来的，以德国5000万人的规模，没有力量带动3亿人口的欧洲。欧盟政治联合靠法、德，经济联合靠德国。欧盟没有真正的权力中心，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欧洲法院，只是技术官僚主导的治理机构，没有决策责任人，决策风险加大，决策实践和政策范围模糊。2009年债务危机激化了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矛盾。希腊等国家不堪忍受紧缩之苦，指责德国为富不仁；德国民众则抱怨外围国家懒散懈怠、不讲信誉；英国民众不愿接受欧盟增加公共预算摊派、福利移民、金融监管等措施。右翼政党鼓吹重回孤立民族国家，打移民牌、安全牌、就业牌、福利牌，使脱欧变为事实。英国脱欧以后经济可能更好，其他国家就会仿效。区域化失败了，各国可以直接加入全球化。真正失败的是西方普世价值：依靠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民主投票，可达到政治文化统一。这是一种空想。

（三）美国的民粹主义、种族主义、新保守主义与孤立主义

民粹主义是代表弱势群体的世界性思潮。列宁认为这是千百万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要求消灭封建剥削者，同时也要消灭资本主义新剥削者的幻想。工业化具有两重性：历史进步性和历史残酷性。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全球化使用了野蛮手段，从原始积累、殖民掠夺、世界大战，环境人口资源精神危机，反映到人类思想中，促使了民粹主义思潮的形成。

民粹主义在发达国家之间互相传染，主张全球化的精英们误判局势，他们估计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的可能性是1%，结果是51%。民主投票各占一半的局面将持续，造成决策与执政能力下降。

美国传统产业工人，多数为教育程度低下的白人，而且被高福利养懒了。失业是市场竞争、科技革命和全球化产生的结构性失业，但传统产业工会已成为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四个“摇摆州”的蓝领工人在美国大选的关键时刻倒戈，帮特朗普胜出。特朗普偶然取胜，必然要向外转移矛盾，搞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打贸易战，激化国际矛盾。

内部矛盾也会激化。限制移民的背景，并不是结构性失业，而是白人种族主义。美国之所以比欧洲和日本更有前途，就是因为有移民空间，可长期保持人口年轻的活力。美国是以白人为主体的移民国家，20世纪70年代后移民越来越多，以亚裔最为勤奋，而墨西哥打工者降低了美国的实际工资。

美国的基本矛盾是“移民与白人种族主义”的矛盾。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左翼激进主义认为，美国的基石在于多元文化，能整合各民族的，只有民主与法制。

当外来移民突然增加，会激发出白人种族主义的疯狂。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就是一次疯狂的反共运动，最后以麦卡锡精神错乱而结束。共和党的理论支柱是右翼保守主义，背后是基督教、美国传统、军工石油利益集团。其基本政策是：减少福利，减税，吸引资本回流，对外强硬，限制移民。白人种族主义是他们的潜在意识，近年由于移民过快，恐怖主义袭击，促使白人种族主义爆发。

特朗普是共和党“非主流”，他利用社会贫富差距、失业、移民等问题，把民粹主义、右翼保守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三者结合，虽属偶然当选，但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亨廷顿认为美国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是国际的，左翼激进主义称为“白左”，主张全球价值，多元文化，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第二条是帝国的，对外穷兵黩武，用武力强势理念主导全球，这是共和党的右翼新保守主义。第三条是民族的，即特朗普的道路，他是共和党里的“非主流”。

在西方社会，下层是民粹主义，上层是新保守主义，潜在的是白人种族主义。特朗普搞孤立主义，反全球化，加速了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非西方世界发展出三个极端思潮：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亨廷顿所说的“三大文明”乱了两个，中国国家地位提升，全球“2G”格局初步显现，大家都期望中国能对人类发展问题提出新的观念和设想。

四 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举措

中国提出自己的国际观和人类观，是走向新型国际领导者的关键之举。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口号下，脚踏实地做了许多事，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稳定周边；积极参加国际治理，等等。

“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体现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面对当前地区发展的现实情况提出的重大战略，是合作共赢之路。我们要坚持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以价值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为抓手，在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上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努力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作为大国，中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周边环境，周边是中国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的重要依托，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符合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利益。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一贯方针。在实践中，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不断发展，利益融合不断深化。增进互信是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人类发展全局的高度，主张合作而不是对抗，包容而不是排斥，融合而不是孤立。促进价值认同，达到彼此信任。中国与周边国家友好交往历史长达数千年，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形成了一些相近的价值观，如和谐、包容、团结、互助等，这些价值观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凝聚共识、增进互信的重要基础。着眼于打造价值共同体、进一步增进互信，中国与周边各国应继续加强人员交往、文化交流，不断巩固互信基础。新形势下，尤其要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的国际行为准则、合作共赢的共同利益观、可持续的发展观、同舟共济的全球治理观、包容互鉴的文明观等方面形成广泛共识。

中国和周边一些国家已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如中国与巴基斯坦，“打造成为中国同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典范”；中国与老挝，“携手打造牢不可破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与柬埔寨，“继续做高度互信的好朋友、肝胆相照的好伙伴、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需要把共同安全作为基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应以亚洲安全观为根本理念，凝聚共识，促进对话，加强协作，推动构建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各国应秉承开放、包容、共赢的理念，以共同安全来寻求共同利益，以共同安全来共同应对危机。

毛泽东说过：中国是一个有960万平方公里和6亿人口的大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则是太少了。

今天的中国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货物贸易国、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2015年人均GDP已超过8000美元，十几年后将达到13000美元。中国坚持全球化方向，坚持深化改革，向世界深度开放，同世界深度互动，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2030年按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将接近发达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中国反对国强必霸、穷兵黩武、赢者通吃、一家独大、“二八开”等这样一套西方理念，主张发展共赢、利益共享。中国提出，要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开辟增长源泉；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拓展发展空间；要建设联动型世界经济，凝聚互动合力。中国发起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推动多边开发银行发表联合愿景声明，加速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一带一路”，旨在同沿线各国乃至全世界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共同繁荣。

2016年中国作为G20主办国，提出恢复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的建议；2017年初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提出了促进世界经济包容增长的“中国方案”。在“金砖国家”会议以后，准备建立新的国际银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基于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对全人类贡献的“中国方案”，标志着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极大提高。这并不是依靠武力称霸，或者用手段争抢的，而是由于西方价值观念和实践出了毛病，丧失了领导地位，需要中国观念去弥补，中国话语权则应运而生。

中国的崛起，从新中国成立到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一直走的是与西方原始积累完全不同的道路，没有给其他国家民族带来灾难，而是带来共同的繁荣。中国人民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追求的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祉，还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克服以往全球化理念与实践的不足，纠正西方价值观念的偏差，引导世界走向更加公平与和平的方向。

参考文献

文中数字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而来，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

习近平总书记的言论均来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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