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及其他
辩证地看,从跨文化的视角来“坐而论道”的学者,无论身处“此岸”或“彼岸”,无论自身想多么“超脱”,都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卜先生所说的“区域主义局限”。这或许与学者自身的母语文化背景、跨文化经历及学术研究动因有关。正如东方知识分子难以完全走出“东方中心主义”窠臼一样,西方学者与精英也容易流于“西方中心主义”论调;何况现代“文明病”既滥觞于西方,也蔓延至社会巨变的中国,且不排除解构“他者”是以重构“自我”为目标,因而卜松山先生的“跨文化视阈”也同样会或多或少受到西方“视阈”的影响,有的甚至会因其对中国的过度好感而产生另一种跨文化“误读”。
站在跨文化的角度,其实“翻译本身并不可为”,因为翻译是一个层叠与丢失信息的过程,何况要经历从语言到文字、从德文到中文,部分篇章从古文到今文的多重译介过程,如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所言,“翻译包括两个层面:跨越时间的翻译与跨越空间的翻译”。译者唯有尽量接近原著、客观呈现,但仍难免有时会步入庄子所说“得意忘言”的尴尬境地。译文中保留了西方学者原名并截取了部分重要的德文或英文语汇;为与篇章整体行文风格保持一致,译者对德文中所引用的古代典籍使用了通俗译法,同时附注了原始典籍来源(用李泽厚的说法是“回到原典”),以便古文爱好者对照阅读。古文今译与校注也同样是一项细致繁琐却极为重要的工作。
在此书翻译过程中,卜松山教授、乔伟教授、梁镛教授、刘慧儒博士、Benedict Marko与Daniel Kuenstler先生等学者给予了我不同程度的指导与帮助,特别是刘秋平女士对翻译工作贡献良多,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案头资料未尽详实,加上时间较为仓促、翻译经验不足,本书翻译难免有所疏漏,望请读者谅解。
张伟初稿写于2010年2月8日,德国特里尔
修改于2015年10月,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