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与“换位”

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西方人，却为自己取了个地道的中文名字——“卜松山”，还颇有几分道家意蕴。卜先生身居德国西南边陲古城特里尔，胸中却有一番“天下”丘壑。仅有十万居民的古城特里尔与中国的渊源始于马克思。几个颇有意思的巧合是：卜松山（Karl-Heinz Pohl）与马克思（Karl Marx）拥有相同的德文名字“卡尔”（Karl），两人出生地也相距不远，且均与当今中国关系密切，不过马克思以“主义”风行于神州，卜先生以“汉学”闻达于业界。

卜先生的“跨文化视阈”，理应是在后现代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横跨西东文化、经过长期观察与思考而渐次形成，并逐步奠定其作为一代汉学及跨文化学者治学所力求掌握的方法与气度，用法国著名学者于连（François Jullien）的话说就是“换位思考”（Ortswechsel des Denkens）（参见第一章：文化），落实到中国道家先哲庄子那里就是摆脱“井蛙之见”的一种相对性。

站在跨文化“彼岸”，卜先生用相对客观而冷静的笔触来叙述涉及中国文化传统与当今世界的一些重要关联，比如中西（主要是德国）媒体上有关“他者形象”（Fremdbild）的构建倾向及其深层根源，在西东文化邂逅中由于民族性格及文化视阈差异所带来的理解或误解等。因此，具备一种“跨文化”的“移情能力”（Einfühlungsvermögen）［富布赖特（J. W. Fulbright）语］不仅成为跨文化学者，也成为跨文化精英努力追寻的方向。

如果以“跨文化视阈”来解读，则中西（主要是中德）双方文化、历史、哲学宗教背景等差异导致了“他者形象”的错位。具体到德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一部欧洲五百年来跌宕起伏的中国形象史，实质上就是一部中国形象被再三误读的历史。自马可·波罗的“契丹之国”以降，到中世纪的“礼仪之争”、20世纪初前后的“黄祸”（gelbe Gefahr）以至近年的“黄色间谍”（gelbe Spione），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几乎都是片面或失真的。在跨文化学者卜松山眼里，这是“基于一种肤浅的认知”，归根结底是自基督文明诞生以来逐渐占据上风的“欧洲中心主义”价值观与文化优越感所导致，因此，现在到了结束“欧洲文化独角戏”而进行“跨文化对话”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