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化

第一节 文化理解与跨文化理解

尚在不久前，文化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还被认为与“文艺副刊”有着同等含义并且为人们所忽视。然而，它在近期受到众多非比寻常的关注，其间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看法。传统上对报纸副刊较为陌生的商界人士觉察到在国际企业经营管理及市场营销中所谓的“文化因素”，并明显对此予以更多关注。文化也由于其他原因变得具有现实意义。在西方世界与东欧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消失之后，国家及地区间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文化差异重新进入人们视野，甚至以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为首的政治及社会学专家们预言，通过“文明的冲突”（亨廷顿影响深远且富有争议的专著名称），旧的意识形态纷争将得以解决。其间人们对此发起讨论：在21世纪起初几年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如2001年的“9·11”事件及伊拉克战争）是否印证了这一论断？如果是这样，我们显然有足够理由在文化日益多元的社会中关注文化，并借此研究相关的跨文化问题。

然而，在有关此话题研究的早期狂热过后，文化本身也成为一个麻烦不断的概念。可以说，即使文化未陷于被无情消解的边缘，也会被辗于政治与社会最新趋势（简言之，时代精神）的车轮之下。一方面，这与亨廷顿著作所引发的强烈反响有关，而他颇富争议的命题一旦脱离其基础，文化这一术语似乎就根本无从解释。另一方面，囿于当前时髦的后现代话语（postmoderner Diskurs），尤其在所谓的“文化学”中，文化日渐失去其从种族文化延伸出来的含义，而逐渐等同于“社会环境”（如“青年文化”、 “移民文化”及“同性恋文化”等），尤其在注重“多元化”（Pluralität）的情况下，文化被理解为一种可供任意选择的优先生活方式。

然而，正如人们在探究文化价值时所表现的那样，在某一文化中，譬如在中国文化中，是否仅仅强调其多样性就已足够呢？或者毫无关联地罗列事物的方方面面，并强调，鉴于这种多样性，同时因其如今从政治上看已不再正确或不再为民众所诉求，再讲文化上的决定意义特征已毫无意义？或者反之，倘若我们干脆着眼于文化的共性与普遍人性（我们是同一个世界！），这或许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回答该问题。在全球化及伴随而来的移民进程、混杂与“糅合化”的影响下，经过漫长岁月成长起来的文化是否会不再履行其文化身份功能，从而迅速消亡？或者，这种以具有非凡影响力的美国移民社会为模本的趋势，能否在迥然不同的世界其他地区得到不同的发展与评判？

面对这种文化上的陌生，多数商界人士感受尤为强烈，首先是当其长期居留在一个陌生的文化区域时，常见的一种反应是方向上的迷失，以致他们不得不退至诸如“老外酒吧”这种只有外国人活动的“文化聚居区”。但对商务人士而言，有关跨文化企业经营管理或者适时的法律知识也日显重要。简而言之，除去对文化概念的刻板化认知及普遍性的发散思维，或在参照“文化的”多元性基础上的政治正确，我们还有何种阐释模式来明晰文化的另一特征，或将这一特征与文化有意义地联系起来？

德语中的文化（Kultur）一词派生于拉丁语colere（原意为“在……上建造”），即它首先指人们从预先确定的“自然”中创造出一种物质与精神生活空间的类型与方式。这种范式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并也顺其自然地与当地历史、地理及气候条件产生关联，例如爱斯基摩人的文化与生活在热带雨林中非洲人的文化就存在明显差异。文化并不是均衡且一成不变的，相反，它既通过文化内部的发展也通过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而发生变迁。就此而言，我们的出发点并非在于数据本身，而是着眼于对文化的动态理解。当然，“动态”这一限定语不应让人产生误解，以为在文化变迁进程中存在一种持续而迅疾的变化。确切地说，我们需要在数据上对此加以证明，例如价值观的转变通常需要数十年时间。

在此被粗略勾勒的对文化的理解，与《杜登词典》（Duden）或《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Brockhaus）中对关键词“文化”的解释多少有些相符，在其解释中，文化是一个团体在某个特定领域所完成的典型化精神、艺术及创造成果的总和。不仅艺术、建筑、音乐及文学成就属于文化，而且政治、法制及经济也被包含其中。我们无法不提及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法制文化或经济文化。因此，文化这一概念包含一代代人所累积的赋予社会的具有首要意义的价值、标准、制度及思维方式。美国文化学家克莱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据此将文化描述成一个沿袭历史、传承观念的体系，并通过富有象征意义的形式语言表达出来——借助于人类“对有关生命态度继承与发展的认知。文化是赋予感知的模板，人们借此阐释其经验并驾驭其行为”。据此描述，文化起着创造意义、认同身份或标识体系的作用。换言之，它深刻影响着我们行为的深层构建，而我们中的多数人对其深远影响力毫无察觉。很多人因此认为文化是唯一可能或富有意义的成功模式。这是在所有有关文化的研究中都会碰到的一种观点，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种族中心主义，人们似乎将自己的国家及标准置于“世界的中心”。

这种深层的构建如同我们母语中的语法所发挥的作用，我们无意识地接受、使用并对此得心应手。在学习一门外语时，多数人一开始都会认真思考，正如歌德的名言：谁不懂外语与外国文化，谁就对自身的文化一无所知。对某一异域文化可以像学习一门外语的语法那样去理解，人们要能看到相关事物的内在联系；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自身的文化立场去做相对性比较，也就是说，如同我们的语言一样，仅将其视作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

这种理解外来文化并使之与自身文化产生关联的能力就是跨文化理解所要达到的目标。这里“跨文化”（interkulturell）一词的意义与文化的交汇状况相关：在与其他文化的民众进行接触时，我们超越自身文化的樊篱，并以此感知自身文化的系统性及深刻影响力。一项成功的跨文化交流与一次成功的跨文化行为，并不意味着人们知道如何像一位异域文化所属成员般行事，而是表明其对自身文化的依赖性有所觉察，并关注外来文化的规则及其预期，从而做到审时度势地进行“角度转换”——或借用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的话说，进行“换位思考”（Ortswechsel des Denkens）。

如文章开篇明确所述，文化这一主题以及由此产生的“跨文化性”（Interkulturalität）问题，在今天颇有争议。一些专家认为“中国文化”这一概念过于宽泛，因此，这对理解现代中国毫无裨益，他们宁愿关注其中遇到的“多元化”。不少人还倾向于主要从政治上，也即一种以当代民族主义文化构建为导向的观点来审视“中国文化”，但这种冒险行为常常被人当作政治投机主义者的某种伎俩而试图予以拆穿。这些批评与视角完全值得严肃对待，因为我们总是极其自然地看到中国文化令人惊异的多元性。当然，涉及深受文化影响的行为方式及基本模式，就需要用能阐明中国文化主流思想的统计数据来说话。此外，对中国的陌生感给在那里旅行或工作的西方人带来了诸多麻烦（从语言开始），人们对此首先难以理解，并期待得到解释。

那么问题来了：仅仅关注中国文化内在的多元化，或反过来将普遍的人道主义抹煞掉，是否有助于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作为意识形态批评，对基于政治动机的文化构建的提示，其出发点毫无疑问既是好的，也是合乎时宜的，然而其开端并不尽如人意，正如从另一方面看也有理由将其当作“文化主义”（Kulturalismus）来批判一样，人们试图寻找中国文化中一种秉性持久的“本质”（Wesen），希望能以此解释在中国碰到的所有现象。文化的政治工具化倾向不会让文化现象轻易消失，它只会让我们将注意力焦点对准其他的，也并非无足轻重的事物，即特殊的政治背景及运行机制。

如同我们在另外讨论跨文化经营管理方面的“领袖人物”——荷兰人弗恩斯·特朗皮纳斯（Fons Trompenaars）时所发现的那样，下列章节将涉及特定的文化模型，如“共识文化”（Konsenskultur）、“关系文化”（Beziehungskultur）等。将这些类型投射到中国身上，当然不等于在别处就没有类似现象，比如，在我们这里就有“莱茵资本主义”（Rheinischer Kapitalismus）、“政治献金”等。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植入、背景及特定影响，回到上述案例，稍做比较就能发现，与中国的“关系”文化不同，德国政党的结盟现象是另一种文化植入。也许“中庸之道”是解决各方争议的一条有效出路。当然，“中庸之道”决不是纯粹的中国发明，但人们将日益清晰地看到，在那里正经历着一种完全自有、不无裨益的特殊文化影响，即孕育着双重认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