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

就在这本册子再版发行之际，本人收到大量反馈，当然大部分都是非常积极的。但也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批评，例如：“这是一个国家的说明书吗？……在此期间我只想问自己：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根本犯不着写这样一本书：中国人是这样的，他们这样做，他们爱面子……去中国的游客只需牢记几句这样的口号：（他们）热情开放、待人友好且善于学习，其余毋须赘言。”另一位读者认为：“我的结论是，中国人的行事方式不应该与德国人有什么不同。长篇累牍的行为理论只会令人反感，甚至有时会产生消极影响。”

难道读者所说的没有道理吗？正如第一位读者所呼吁的那样，如果人们遵守“热情开放、待人友好且善于学习”这一规则，那绝对是正确的。然而，地域不同，人们的集体行为也各异，这符合我们的常识。游客与商务人士就注意到，人们的行为举止比如在法国或意大利就与在德国不一样。尽管人们凭着简单的礼貌规范也能在法国及意大利畅行无阻，但如果知道有哪些差异及如何从文化历史背景方面来予以诠释，对他们来说则不无裨益。一位从事德中跨文化交流的专家曾谨慎且无误地指出，倘若我们越过欧洲边境来到中国，则德中民众之间很可能由于不同的礼仪规范而产生诸多问题：

有理由相信，德语文化圈中在概念上与实际操作中所理解的礼貌，在其……社会价值、地域广度与影响方面，特别是在其构建条件与根本原则内，并不完全符合中国文化圈内所传承的实际礼仪。

然而，劝说前往中国的旅行者们像中国人那般礼貌行事，肯定是种冒昧唐突之举。一项有意义的跨文化准备工作往往发端于其对立面，即首先通过感悟其“本体”文化的烙印，换句话说，我们应当了解，我们是如何在无意识地坚守我们的文化准则，又怎样顺其自然地将之携往一个陌生的国度。这种自我的“背景文化”意识是跨文化理解方向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第二步应当是第一个读者所倡导的开放心态、学习能力以及对其他文化的敏感。美国著名参议员威廉姆·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就曾经这样描述这一学习目标［也即“跨文化教育”（interkulturelle Erziehung）］的特点：

跨文化教育的核心在于一种移情能力的获取——这是一种站在他人角度观察世界的能力，并且我们承认有这种可能性，即他人能见我们之所不见，或比我们看得更为真切。

就这一点来说，本书并不想提供一种“长篇累牍的行为理论”，如果在书中这里那里有些行为举止方面的建议，那么对其大多内容读者都可睁只眼闭只眼，因为充其量这只是一本为人们更好地适应一个陌生国度而写就的、具有指南意义的中国“说明书”。本书更多的是从一种跨文化视角，也即跨文化思维，来试图唤起对另一种文化的理解，并使人们去感知一些陌生的或陌生化的行为方式（如客套、顾面子或者礼节），同样也通过背景文化知识来开拓全新的理解视阈。

在新版本中不仅纠正了一些错误，还跟进了中国最新的发展变化，并对重要部分进行重新书写，因此，在涉及哲学及宗教传统的相关章节，本书首先是一本浓缩版的《中国哲学史》。

跨文化的角度当然是一种理想化、非现实的视角，因为从文化解释学角度来看，借助于文化烙印与个人经验，我们已被自身特有本体价值观所构建的“预期视阈”（Erwartungshorizont）所包围。即便是科学工作方面也不能完全摆脱个人及文化上的成见与好恶。就这点而言，理解也总是误解，在理解异域文化上同样也如此。意识到这一问题，本书不过提供了一幅经自己描绘且或多或少剪辑过的中国镜像，借用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的话来说，那不过是“彼岸”的“井蛙之见”。

2004年4月

于德国特里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