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梁启超对纪年改革的思考

在晚清纪年之争中，梁启超较早地就纪年问题进行过专门探讨，发表了《纪年公理》，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纪年方式。此外，他还较早公开主张改用阳历，并在知识界率先使用、推广“世纪”这一新时间词语，并借助这一词语在游历他国的空间位移中深刻地表达了一种新的现代时间感。梁氏对纪年、改历问题的现代性思考，他所流露的公理式科学精神和文化价值观，代表了当时最敏感的知识分子对此问题的看法，值得仔细探讨。

在晚清的最后20年，梁启超逐渐成长为了一个在全国思想界影响甚巨的风云人物。在这个过程中，他阅读了大量西书，自然对西方时间标注体系不会陌生。而且，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有所不同，梁启超不再将西式纪年和阳历当作纯粹的背景知识，而是自觉地主动接纳和创造新的时间形式，并通过它来传达主体的精神感受。这一点，在他的著作中可找到一系列的“证据”：1895年后，他主张改行孔子纪年；1898年他在《清议报·叙例》里首次使用“世纪”一词，此后“新世纪”“新世界”“新中国”成为了他描述未来中国的核心词语；1899年他发表《纪年公理》一文，对纪年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完整的见解，也是在这一年年底，他在日记里公开使用西历注时，并表达出一种对于时空转换的强烈感受。

图1-7 梁启超（1873～1929）

一 《纪年公理》：淡化纪年政治意涵

1895年康有为创办强学会，在会刊《强学报》上使用孔子纪年，尊孔教而废时王年号，造成了非常轰动的社会影响，这是西式纪年对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产生真正冲击的结果，强学会也因此而被清政府强行禁止。孔子纪年的提出，虽然是出于强固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保教”策略，但是其以孔子卒年为绝对起点而建立绵延统惯的历史时间轴，取意公元纪年是相当明显的。梁启超在1897年的《论译书》中谈到译著时间纪年的规范问题时，也提出“以孔子纪年为主”，但同时还建议附列其他民族国家的纪年。这也说明在晚清中国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在纪年问题上，知识分子曾经有过一种既世界又民族的心态。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后，对纪年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1898年底他撰成《纪年公理》一文，刊于次年5月发行的《清议报》。在《纪年公理》中，梁启超更加明确了他的纪年观念。在文中，他将纪年的本质界定为一种时间符号，指出纪年既然只是符号，其根本所图还是要方便人们记忆。他还援引中外历史，试图证明“删繁就简定于一”才是纪年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中国的圣人孔子就深谙此理，故《春秋》即首书“王正月”。此外，梁启超还指出中国的帝王纪年或频繁变更或数种并存，既不方便人们使用，也完全不适应当下海通以来各国交涉日多的现实。至于将以何为“一”，当时他并没有给出唯一的答案。在上述梁对纪年问题的论证中，有几个细节是很值得推敲的。首先，在君权时代，“王正月”也就是重建正朔有着复杂的政治内涵，它配合着天人感应、天道王道相应的宇宙观，与政权的合法合理性重建紧密关联，时王正是“通过建正朔来自觉地给予天地、民人、万物以至正之始基”。显然，梁氏是有意识地淡化这一理念的政治色彩和历史意涵，从而格外突出纪年本身的工具性能。其次，正是将孔子“王正月”观念过度简化为现代意义上的纪年思想，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其与耶稣纪年之内在相通处而回避了两者的不同，而两者之间存在的根本性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惟王者然后改元”超越了诸侯各自纪元而所有具有的历史进步性，其实是有限的，相比公元纪年，它随王者的更替而更替，缺乏一个固定不变的历史时间起点。

梁虽然执意突出孔子“王正月”观念的现代意涵，但也同样认识到中国历代纪元纪历不够简化，难以记忆，在这个意义上，他一度力推孔子纪年。他一方面力图切断纪年与政权正统性之间的暧昧关联，批驳将纪年与“奉今王正朔”等同的传统观点，充分论证“取中国数千年之纪元而一之”的必要；另一方面，他又不欲使新的纪年形式仅仅成为一个划分时间的工具，而是要让它更好地与中国历史文明的内容紧密贴合。从这个标准出发，梁启超认为尧、舜作为中国历史文明起源的标志性人物，“为公天下之祖”，而且“孔子托古，以尧舜为极则”，可以作为中国纪元的新方式。客观地说，尧、舜纪年，既在使用上避免了西式纪年有公元前后区分的不便，又能凸显本国的文明史，在取意上还能起到昭示政治理想的作用，相较皇帝纪年确实是一种更为科学的纪年方式。只是尧舜纪年仅适用于中国，不能与世界接轨，因此，梁认为推举一个为全球公认和通用的纪年方式也是很有必要的。

二 强调纪年的工具性和文化色彩

如果说，《纪年公理》旨在强调将“纪年定于一”，并不胶着于究竟采用何种方式，那么，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的《新史学》中，梁启超指出纪年“是今日著中国史一紧要之问题”，并在选用何种“纪年”问题上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他既坚决反对继续沿用烦琐的帝王纪年，也不赞成复制西方的耶稣纪年。他郑重指出，耶稣纪年虽然简便，但在形式上与基督教有难以割裂的密切关联，以它为中国公用之纪年，有过度西化之嫌，于情于理都不合适。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说就是：“以耶稣降生纪元，此最廓然大公，且从之多数，而与泰西交通便利之法也。虽然，耶稣纪元虽占地球面积之多数，然通行之民族亦不足全世界人数之三分之一，吾贸然用之，未免近于徇众趋势，其不便一。耶稣虽为教主，吾人所当崇敬，而谓其教旨遂能涵盖全世界，恐不能得当世后世人之画诺。贸然用之，于公义亦无所取，其不便二。泰东史与耶教关系甚浅，用之种种不合，且以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欲强使改用耶稣纪年，终属空言耳，其不便三。”

梁启超从激发民族情感和贴合中国历史叙述的角度，坚持以本国杰出历史人物为纪年符号，先后推举了尧舜纪年和孔子纪年等新方式。其中，他对孔子纪年的推举最为坚定持久。之所以如此，却与他的孔教思想并无决定性关系。这一点，从他对孔子纪年优点的论述和实际使用情况上都可以得到说明。在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的《新史学》中，梁启超详细列举了孔子纪年的诸多优点：“用此为纪，阙有四善：符号简，记忆易，一也。不必依附民贼，纷争正闰，二也。孔子为我国至圣，纪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亦油然而生，三也。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皆在孔子以后，故用之甚便，其在孔子前者，则用西历纪元前之例，逆而数之，其事不多，不足为病，四也。有此四者，则孔子纪元，殆可以俟诸百世而不惑矣。”这四条中，除了第三条点出了与孔教的关系外，其他都是从纪年的实用性角度来谈的。梁启超与孔教运动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早在1897年他就已对孔教与政治改革之间的一致性心生疑窦，但直到1902年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等文，才明确宣示放弃孔教思路。有意思的是，《时务报》创刊之际，也就是梁与康有为基本还站在同一思想战线时的1896年，康曾嘱咐梁用“孔子纪年”，却被梁以办刊不利为由加以拒绝。梁启超真正较多地在理论上明确倡导孔子纪年和使用孔子纪年，反而是在1901年之后。由此可见，梁对孔子纪年的选择，虽然也反映了对孔子历史地位的尊崇，但他明显更看重纪年的工具性品格和文化意义，与其师康有为的纪年设想有较大的差别。

梁启超在纪年问题上所投射出的现代眼光，他对世界通用的普遍性纪年的预测，在当时仍是很进步的一种观念。尽管他提出的几种纪年方式在后来并未见诸行用，但他力图将古典文化资源纳入现代问题的思考方式，将传统文化遗产与现代生活自然贴合的政治文化理想，仍具有着超越单纯纪年问题的思想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