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师恩永沐：北大名师风采
回忆许德珩老师在北京大学
一
许德珩教授是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在北京大学学习时的恩师，他对我的教诲，令我终生难忘。我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昆明读《新华日报》知道许老的。他当时是著名的参政员，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消极抗日、倒行逆施、专制腐败，抨击最严厉。《新华日报》经常报道他和他领导的九三学社的爱国民主活动，刊登他对国是的看法，很受大后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拥戴。
1946年秋，我从昆明复员到北大读书。开学不久，听说许老已被聘为北大政治系教授，北大教务处公布了他开设《社会学》课。我看到布告后非常高兴，为了聆听他的教诲，特意加选了他的课。当时，选修许老这门课的学生非常多，教务处不得不把他的课安排在北大当时最大的教室里——北楼第一教室。
1946年11月中旬，许老第一次上课，教室里300多座位坐得满满的，教室后面和两边都站满了旁听生。那天，他穿着长袍，提着黑皮包，精神抖擞地走进教室。他刚进门，300多位同学都站立起来鼓掌。许老以洪亮的江西口音笑着说：“抗日战争胜利了，我又回到了母校，我愿意同你们青年学生站在一起，继续高举五四运动民主、科学的大旗，为建设一个民主、科学的中国而共同奋斗。”他的话音刚落，台下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他说，由于刚回到北京，讲义没有写出来，只能随讲随写。
他在黑板上写了一段话：“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在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他大声朗读了一遍，接着说：“五四运动以后，我到法国勤工俭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我接触了许多法国的社会学家，念过孔德等人的书，后来读了卡尔的书，才真正找到了社会演变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我在黑板上写的卡尔的这一段话。我开的《社会学》，就是根据卡尔的学说讲课。”
当时知道卡尔的同学不多，下课后纷纷打听卡尔是谁，当知道卡尔就是马克思时，同学们都高兴极了。在解放战争时期，许老是最先在课堂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他讲的《社会学》，广泛列举中外历史事实，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特别是对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详加论证。他的讲课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选修的、旁听的，特别是校外旁听的越来越多。许老在讲课中联系实际，经常抨击蒋介石国民党独裁和卖国。1946年冬，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下令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许老是参政员和国大代表，在课堂上有同学问许老对这事有什么看法。许老大声说：“非法，非法，我坚决拒绝参加。”
他这样旗帜鲜明地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当然会招致当局的不满。不久，就传出了学校受到指令他被解聘的流言。一次在课堂上，许老郑重声明：“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校长倡导的北大传统。我坚决拥护，并以实际行动捍卫这个光荣传统。”当时，胡适是北大校长，他一向标榜学术民主和自由，对许老所作所为，也无可奈何。由于许老带头讲马克思主义，经济系樊弘教授开了《资本论》，政治系青年教师吴维诚开了《苏联宪法和政府》。这三门课，在北大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许老还积极支持当时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1946年12月末，北大学生发动了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他联合北大48位知名教授，上书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表示抗议。1947年2月，国民党北平当局出动大批军警搜捕进步民主人士和学生，他同张奚若教授联合了13名北大、清华著名教授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保障人权，释放被捕者。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1948年，反迫害和护校；他都带头声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3月29日在北大广场的学生集会。那一天是蒋介石下令召开行宪的伪国民代表大会开幕的第一天，在这次会上将要选蒋介石为总统。北大学生为了表示抗议，在民主广场举行集会，国民党出动了5000多军警，包围了三院、红楼，在校门对面堆起了沙包，架起了机关枪，装甲车不停地在沙滩大街开来开去，如临大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镇压学生的流血事件。
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下，许德珩、樊弘、袁翰青3位教授不顾危险，准时到会讲话，受到全场两千多同学的热烈欢迎。会上第一个讲话的是许老，他义愤填膺地大声疾呼，严厉斥责国民党，嗓子都喊哑了。他讲了20多分钟，同学鼓掌达20多次。樊弘、袁翰青教授也都讲了话，指出国民党召开伪国大是死路一条，只有停止内战，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是活路。3位教授的演讲，大大鼓舞了北大同学的斗志。会后，同学们在校门口列队护送三位教授上车回府学胡同北大宿舍。当时那雄壮的场面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这次集会激怒了国民党反动派，北平市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在4月19日发表讲话，警告3位教授勿再受“奸匪利用”，对3位教授进行威胁。北平市警备司令陈继承也扬言他要做“关麟征第二”。这一威吓，激起了平津和全国广大学生、教授的反抗。北大、清华、师院、燕京的90位知名教授联名抗议，上海各大学教授也起而相应，侯外庐教授发表了《谁敢制造第二次闻一多事件》的著名文章，北平、上海等大学纷纷罢课抗议，有力地制止了国民党的血腥镇压。
当年，我正在自学《哲学选集》《西欧哲学史》，不时提出一些唯物史观的问题向许老请教。他都给我详细解答。为了保护许老安全，每次他到沙滩参加活动，北大地下党总是派人护送，我多次参加。从府学胡同到沙滩需步行20多分钟。每次接送时，都是边走边谈，我请教什么，许老都坦诚相告，从不回避。接触多了，什么都谈。在路上谈不完，就叫我跟他到家里，在客厅里接着谈。我从课堂上和他对我的谈话中，受到亲切教诲。
许德珩老师在北大嘱咐我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在北平解放前夕，组织学生反对北大南迁。那是1948年11月初辽沈大捷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入关解放平津。许德珩把我叫到他家里，在客厅对我说：“随着东北的全部解放，平津很快就要解放了。胡适校长计划把北大的名教授，珍本图书，贵重仪器运到南京去。你们学生一定要设法阻止，好好地保护北大，千万不要使他的阴谋得逞。”我回校后，立即把他对我说的这番话，报告给我们南系北大地下党总支书记肖松同志。他立即召开了总支会，研究部署了这项工作，组织了北大护校委员会，做好教授的劝阻工作；在图书馆、实验室成立了领导小组，严密保护图书、仪器，粉碎了胡适这一行动。北京大学只有胡适带着图书馆馆长毛子水等乘国民党政府派来的一架飞机飞到南京。我们学生圆满地实现了许老的嘱托。
二
许德珩老师对我谈得最多的是蔡元培校长对北京大学的贡献和对他个人的恩惠。
许老师多次说：没有蔡元培1917年来北京大学当校长，对北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就没有北大的朝气蓬勃；没有蔡校长的领导，北大绝不会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我许德珩的一生的成长是同蔡校长谆谆教导分不开的。
1917年许德珩在北大英文科念书，处在最困难的时候，念书的经费来源断了，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向蔡校长求助。蔡元培在校长办公室当场从书架上取出《多桑蒙古史》英文本叫他翻译一节，看到他的译文很通顺，毛笔字写得很好，立即介绍他到北大国史编纂处做翻译，每月有10个银元的津贴，使他在北大顺利完成学业。
在蔡校长的教诲下，许德珩积极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18年6月30日，许德珩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任编辑主任，他任编译员。1918年10月，他筹办了《国民》杂志社，同邓中夏一起当编辑股的干事，张国焘是总务干事，1919年1月1日正式创刊，蔡元培作了序，许德珩写了《吾所望于今后之国民者》等文，宣传新文化。
1919年上半年，协约国在巴黎召开和会，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撤走外国军警，归还租界，撤销中日签订的二十一条。这些正义要求都遭拒绝。在讨论德国殖民地问题时，中国要求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殊利益均应归还中国，日本反对，并提出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殊利益应该无条件地让给日本，英、法、美三国完全支持。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提出抗议，而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列强的压力，竟然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合约上签字。在这关键时刻，蔡元培校长于5月3日将这一重要消息告知北大学生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鹏等，号召北大学生奋起救国。当天下午，许德珩召集《国民》杂志社的同学开会，会后通告全体北大学生在晚上7时在三院大礼堂举行大会，并约请北京的13个中等以上的学校派学生代表参加。
会上，有1000多同学参加，许德珩、张国焘等相继发言，慷慨激昂，声泪俱下，谢绍敏同学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顿时群情激奋，热血沸腾，一致决议在5月4日协同兄弟院校集聚在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会上推举傅斯年、许德珩等20位同学负责召集筹办，推傅斯年为总指挥，许德珩起草大会宣言。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和13所大中专学生到天安门集会。许德珩在会上宣读宣言。3000多人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强烈要求我国和谈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游行队伍高呼口号前往东交民巷日本驻华使馆抗议，被军警阻拦，游行队伍转向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冲入曹宅，火烧了曹宅，痛打了在曹宅的章宗祥。
游行队伍遭到军警镇压，许德珩等32位学生被捕。许德珩在狱中写了四句五言诗：“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爱国亦千秋。”
5月4日当天，蔡元培校长亲自到教育部、警察所进行保释。北京大中学校学生罢课，成立北平学生联合会，要求释放被捕学生。5月7日，32位学生获得释放，蔡校长亲自组织北大师生在沙滩红楼广场欢迎。
出狱后，许德珩积极参加北平学生联合会工作。5月27日，学联派他同黄日葵到天津、济南、武汉、九江、南京、上海串联同学，在上海建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声援北京五四学生运动。6月5日，上海建立了商、学、工各界联合会，支持、声援五四运动。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6月10日，北洋军阀政府撤销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6月28日，我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全国各阶级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革命斗争。
1920年2月，许德珩从北大毕业后到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大学社会系学习。在巴黎结识了徐特立、周恩来、蔡和森等人，参加旅法中国学生联合会的活动。1920年10月，劳君展同蔡元培乘一条船到巴黎勤工俭学，蔡元培嘱咐许德珩关照劳，两人相识而产生了爱情。1925年4月16日，两人在巴黎中国饭店结婚。两人以蔡元培先生的贺信作为结婚证明。
1927年1月，经蔡元培介绍，许德珩回广州中山大学教学，教社会学和社会主义史。同时，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许德珩一次笑着对我说：“我一生上学、坐牢被释放、结婚、教书，蔡校长都替我包办了，他对我的恩情太重了。”
许德珩一生最敬佩蔡元培。1988年5月4日，北京大学90周年校庆，在庆祝大会上，他委托秘书于永水代读了他的贺信。他在信上讲：“北大校友会命我为母校90周年校庆写几个字，我写了‘科学园地、民主先锋’八个字。70年前，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他勇敢地提出了‘兼容并包’的方针使得封建文化以外的新文化、新学派得以在北大生存、发展。蔡先生对于‘五四’及以后的爱国民主运动给了大力支持，他是我们北大的骄傲。”全场热烈鼓掌。
三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许德珩在广州中山大学、黄埔军校被解聘。1929年到暨南大学讲授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1931年被解聘。同年，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徐炳昶聘许德珩来北平任教授，后转到北京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后，许德珩经常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揭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痛斥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2年，他与侯外庐、马哲民三教授被北平当局逮捕。蔡元培先生闻后，联名宋庆龄、杨铨、黎照寰、林语堂等以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筹委会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三教授，并派杨铨亲自到北平营救。北大校长蒋梦麟等也在北平积极营救。12月21日，保释出狱。
许德珩出狱后，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许德珩带头发表声明，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对北大学生给予许多指导。1936年初，他同马叙伦、白鹏飞、曹松龄、张申府等成立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不怕坐牢，坚持领导北平的爱国抗日活动，一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
1989年10月17日，许德珩99岁寿诞时接到了在30年代在北大就读的学生刘导生、陆平、韩天石、邓力群、朱穆之、任继愈、唐熬庆、顾大椿、袁宝华、陈忠经等36人的一封贺信。信中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当我们在北大红楼读书的时候，那正是我们祖国最危险的时刻。那时，我们这些年轻人，曾经一腔热血、奋起救亡，掀起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当我们受到反动势力诬陷时，您挺身为我们申辩；遭到挫折时，您给我们以鼓舞；遇到复杂问题时，您给我们以指引。许老师，当您还年轻的时候，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您就是与腐败势力搏斗的一员闯将。在长期岁月中，您都是站在以我们党为首的革命阵营方面，成为著名的捍卫真理的斗士。新中国成立前，在那风风雨雨的险恶环境中，您总是坚忍不拔，傲然独立，铁骨铮铮。新中国成立后，您与党一直是肝胆相照，风雨同舟。您不仅是我们的榜样，也是广大爱国青年的楷模。”
这封热情洋溢的信，代表了北京大学师生和校友的共同心声，对许老灿烂一生作了崇高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