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一代宗师开先河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

1885年考取秀才，1886年设馆教书。此后，连续中举人、取进士、点翰林、授编修。1898年，弃官从教，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年，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武昌起义后回国，1912年1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不久，由于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而辞职，再赴德、法等国学习和考察。1915年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1916年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提倡勤工俭学。1916年12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1924、1926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1927年，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监察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部长、大学院院长。1928年辞去各行政职务，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另兼任交通大学、中法大学、国立西湖艺术院（即杭州艺专）等多所高等学校校长、院长以及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北平图书馆馆长等职。1932年，同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为副主席。晚年，为抗日救亡事业奔波，努力促成国共合作。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名誉主席。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一 五四前主持北大校务

1916年9月1日，蔡先生在法国收到教育总长来电，说“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他立即在10月2日离开欧洲归国。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在北大正式就职，开始了一生最具建树的高教改革。他根据多年在国内办教育的经验与两次游学德、法取得的认识，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北大的实践出发，从根本上推行了多方面改革。顾颉刚回忆悦：“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并“着手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教育方针和制度，来代替北京大学那一套封建主义的腐朽东西”。

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前，他的许多知心朋友就劝他别去担任此职务，当时的北大太腐朽，如治理不好会毁掉他的声誉，但孙中山却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教育。”最终蔡元培还是进了北大。

在当时的北大，官僚习气的浓厚，意识和观念的陈旧，生活作风的腐朽弥漫着校园。大多数学生都是京官及外官候选，仍继承前清老爷式的作风，不认真读书，只想混张毕业文凭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对于学术研究，毫无兴趣。北大被视为科举时代的翰林院，教学质量很低，学生对专任教师都不欢迎，认真的教员就会遭到学生的反对。至于教员，一些教师原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特别大，有的教师不容许在学校内有新思想，不学无术混饭度日者居多。学校制度混乱，学术空气稀薄，学生课外没有高尚娱乐，大多在校外进行吃喝嫖赌等不正当消遣，部分有钱的教师和学生生活糜烂，是妓院的常客，真可谓乌烟瘴气。这就是1916年以前北大的腐败校风。

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从进入北大校园那一刻就开始了，“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一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吃惊。他倡导民主作风，最重要的在于他对各种学术、各种思想的兼收并蓄，也在于他确能使学有专长的学者、办事有创造性的干部，在他的领导之下，发挥才能，施展抱负。关于校内事务，他尽量让大家发表各自的意见，提出方法，做到民主办学。另外，还创制了各种会议制度，如校务会议、教务会议、教授会议等。在对待封建专制文化上，蔡元培采取批判的态度，以达到改革的根本目的，他认为“所谓‘以孔教为国教’者，实不可通之语”。

上任伊始，蔡元培就强调在学校内注重学术研究。蔡先生第一次向全校师生演说，即指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他要求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他倡导教育救国论，号召学生们踏踏实实地研究学问，不要追求当官。在学校内，他则大力扶植各种学术政治社团，培养学术研究、思想辩论的风气。此外，在学校领导体制、学制及课程上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使北大向现代化迈出了最坚实有力的一大步。

为贯彻教育救国方针，蔡元培首先“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由于旧北大文科顽固守旧者较多，故整顿工作，先从文科入手。他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后，迅即访晤陈独秀，请其出任文科学长。随即聘任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为教授。他们和原在北大的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一起，致力于文科的革新，“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除上述数人外，文科尚有陶孟和、顾孟余、陈大齐、杨荫庆、钱秣陵、杨昌济等教授，也热心于哲学、英文、德文诸门的改革。理科教授，也都是饱学之士。法科方面，虽尚无人讲授比较法之类的课程，但已有马寅初、高一涵等专任的教授。他们绝大多数，都在30岁左右。其中，胡适、刘半农年仅27岁，最小的年仅24岁。

蔡元培凭借这批英年才俊为骨干，依靠他们带动全校，共同努力把腐朽的“官僚养成所”朝向昌明学术的最高学府推进。蔡先生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在兼容并包原则下，对于确有真才实学而学术观点、政治倾向不同的守旧学者，仍延为教授，展其所长，对他们一视同仁，绝不歧视。例如辜鸿铭，留学欧洲多年，辛亥革命后，仍留蓄长辫，表示效忠清室，但他精通英、法、德及希腊文，于英国文学深有研究，仍请他讲授《英诗》。又如刘师培，曾参与反清革命，后变节为清探，又为袁世凯称帝效力，但刘于国学造诣极深，故仍聘他讲授《中国中古文学史》。

蔡先生还不拘一格选拔与培养人才，24岁的梁漱溟，中学毕业后自修哲学，蔡先生看到他所撰《究元决疑论》一文，认为是一家之言，即聘为北大讲师，讲授《印度哲学》。和梁同龄的毛泽东，刚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到北京襄办留法勤工俭学，急需就业，蔡先生就通知图书部主任李大钊，让他当上图书馆助理员，得以博览北大藏书，“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对于学术水平低下、教学态度恶劣的原有中、外教员，一律按约解聘。一个辞退的法国教员向法庭控告，虽有合同为凭，但他的无理要求全遭驳斥。英国教员克德莱等被黜退后，鼓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亲自到校，要求续聘，也遭蔡元培拒绝。

北大原是文、理、法、商、工五科并立，没有重点，蔡元培大胆改革北大学制。他根据教育部关于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法、医、农、工、商等科分别成为独立的大学之新规定，对北大各科做了整顿，例如扩充文、理两科专业，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商科并入法科等。

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的“囊括大典”就是大学是包括各种学问的机关，“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他的这种做法使新思想、新文化充实北大，在与原来的旧思想、旧文化的较量中壮大，并得于传播。当时的北大成为一批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活动的舞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思想上各派并存，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学术思想空前的繁荣，白话文与文言文、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等争论不停。在守旧派与革新派的论战中，蔡元培支持革新派，表现了他鲜明的立场。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也成了当时世界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被聘为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在中国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又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随后马克思主义在全国广泛传播。北大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诚如后来曾担任北大校长的周培源所说：“这些均与蔡先生作校长分不开，要是没有蔡先生这样民主，对待革命事业、对待新思想这样竭尽全力支持的校长，那么北大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贡献。”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说：“蔡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在大字上又加了一个最字，因为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第二个像蔡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

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期间，胡适称之为“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正如吴玉章所说：“蔡先生被任为北京大学校长……罗致进步人士为北大教授，如我党出色人物李大钊同志及主张白话文、大倡文学革命的胡适等，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革命作用。一时新思潮勃兴，学术思想为之大变，尤其是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社会主义的思潮，汹涌于一般人士，特别是青年脑筋中，使中国苦闷而没有出路的革命知识分子得到了新生命，获得了新武器，因而就有冲破旧桎梏而创造新文学、新文化的勇气，因而就有反帝反封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就为中国历史开一新纪元。虽然这是时代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而蔡先生领导之功，自不可没。”

蔡元培推行教授治校。1917年12月8日，北大评议会通过《各学科教授会组织法》。规定：各门的重要学科，各自合为一部，设教授会。各该部本科、预科的教授、讲师、外国教员均为会员。各教授会各设主任一人，由本部会员投票选出，任期二年。各教授会有讨论、决议之权的事项是：（甲）本部教授法之良否；（乙）本部教科书之采择。各教授会有参与讨论之权的事项是：（甲）本部学科之增设及废止；（乙）本部应用图书及仪器之添置。从这年年底起，各学科教授会先后成立，分别选出诸学门教授会的主任。

1917年11月16日，北大公布《研究所通则》，随后公布《研究所总章》，规定以各门教员分别组织国文、英文、哲学、数学、物理、化学、法律、政治、经济9个研究所，各设主任1人，由校长推定。本科毕业生、高年级学生以及他校本科毕业生均得为研究员。各研究员自择论题，经审定后，自行研究，由教员指示参考书及研究方法。所得结果，于一年内写出论文，经各研究所全体教员审核接受者，发给研究所成绩证书。各研究所教员，应提出问题，共同研究，其成果或交《北京大学月刊》发表，或另印专书。当时，北大研究所的设备虽尚简陋，却是国内最早成立大学研究所的，具有首创意义。《研究所总章》第20条规定：“各研究所合出月刊一种……定名为《北京大学月刊》。”议定每年1～6月、10～12月，月出一册，暑期中之7、8月停刊，9月出临时增刊1册，共10册，由各研究所主任轮流担任总编辑，其“临时增刊”，则由蔡校长主编。

《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于1919年1月出版，蔡元培在“发刊词”中阐明编印此刊3个要点：“一曰尽吾校同人所能尽之责任”, “二曰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 “三曰释校外学者之怀疑”。《研究所总章》还提到教员的研究结果，除发表于《北京大学月刊》外，另出专书。他极力鼓励北大教员多出成果，多写专书。并为许多著作撰写序文及为作者接洽出版事宜。截至1919年初，北大教员所出的书，已有数十种。这些书，有的是北大出版部刊出，有的是商务印书馆、新潮社等处印行。其中，胡适第一个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而写成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徐宝璜所写中国第一本《新闻学》等，都是“破天荒”之作，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17年11月15日，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蔡元培提出废除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议决通过，交北大试办。提案的大意是：学生修满若干单位，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须修满40单位，其中3/4为必修科，1/4为选科，选科由各预科主任指导。本科须修满80单位，半数为必修科，半数为选科，本科学生入校时，应择定教授一人为导师。该选科制，大大提高学生兴趣，迅速被全国大学采用，被公认为“我国大学教育上一个极大的进步”。

蔡元培主张北大的学术活动和课堂教学向全社会开放。除正式学生外，还招收一定数额的旁听生，使更多的人能受到高等教育。1919年修正旁听生章程规定：“各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他们“须将所经历之学校及平时所研究之学业，填志愿书……审查合格后，应缴纳全年学费（每单位二元），领取旁听证”。当时京、津以及各省知识青年来北大旁听者甚多，他们利用北大教室及图书馆攻读，并参加北大各种社团活动。除正式旁听生外，还有不少未办手续“溜”进来听讲的，教室里面坐满了，他们就在窗下或门口听。这些正式的与“溜”进来的旁听生中，后来有不少人成为在学术上、文艺上卓有成就的人才。蔡元培大力推动各种社团组织，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为了鼓励研究学问的兴趣，他推动学生组织各种研究会和演讲会、雄辩会等；为了培养服务社会的能力，他推动学生组建消费公社、学生银行、阅书报社、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及编印《新潮》《国民》等杂志；为了提倡正当娱乐，替代不正当的消遣，他推动学生组织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社、体育会、技击会、健身会、静坐会等。

为了砥砺全校师生的道德修养，蔡先生发起组织进德会。他在所撰《旨趣书》中，慨叹当时风气日下，道德沦丧，欲在两千人社会的北大试行挽救。进德会会员定为：（1）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2）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3）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旨趣书》最后指出：加入该会，（1）可以绳己；（2）可以谢人；（3）可以止谤。该会于1918年5月28日成立，入会者已有469人，计职员92人，教员76人，学生301人。按人数比例，分别选出评议员共25人，纠察员共50人。

此后校内外申请入会者续有增加。当时中外各报刊均有评介，视为有注意的价值。而在北大校内，对大部分师生的风尚，确曾有过良好的影响。蔡先生以言传身教来进行道德教育，矫正腐朽的校风。旧北大沿袭前清京师大学堂的衙门形式，校长、舍监、主任等视校役如奴隶。蔡先生到校后，“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行礼，他也脱帽鞠躬，使得这班服从惯了的仆人看了吐出舌头来”。旧北大“学生有事和学校接洽，须写呈文，校长批了，揭在牌上”，仿佛一座官府。蔡先生当即出一布告：“此后学生对于校长应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

1917年11月16日起，他又创刊《北京大学日刊》，传布校中各种措施的讯息。学生有建议时，他也把“议案送登《日刊》，择其可行的督促职员实行。这样……学生对于学校就一点不觉得隔膜”。蔡元培就是想把北大改造成一个师生、员工一律平等、团结友爱、融洽互助的大家庭。当时，有一个因违反校规被开除的学生，他不是抛开不管，而是一直关注该生的情况，多次约到办公室谆谆劝导，在他热情关怀与不倦的教诲下，这个被人视为桀骜不驯的青年，终于被感化而力求上进。

陈独秀被聘任北大文科学长时，蔡元培要陈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该杂志迁京后，由陈独秀和胡适等轮流主编。鲁迅、刘半农等经常撰稿，蔡先生的论文和演说词也常在该杂志发表。他们竭力宣传民主、自由，提倡科学，反对专制，反对尊孔复古，提倡白话文，推行文学革命。随后，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编印《新潮》月刊，反对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解放与妇女解放。这两个刊物的言论，很快引起封建统治阶层及守旧势力嫉恨，许多报刊不断刊载攻击北大、诋毁蔡元培和新派教授的文字，甚至要求教育总长进行干涉，并拟向国会提出弹劾。

当时，反对北大改革、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是自称“清室举人”、“抱守残缺至死不易其操”的林琴南。从1919年2月起，他先后在《新申报》发表《荆生》及《妖梦》两篇文言小说，对蔡元培及北京大学进行影射和辱骂。3月18日，他又在《公言报》正式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指责北大：（1）“覆孔孟，铲伦常”;（2）“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 “凭位分势利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蔡元培看到林函的当天，立即撰文，针对林函中指责的两点，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有据、有利、有节，一一反驳。并郑重宣告：继续坚持“循思想自由原则，采兼容并包主义”。“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代负责任。”

蔡先生义正词严的答辩，林琴南于3月24日《再答蔡鹤卿书》中，不得不说：“弟所求者，存孔子之道统也，来书言尊孔子矣；所求者，伦常之关系也，来书言不悖伦常矣；所求者，古文之不宜屏弃也，来书言仍用古文矣。心遂欲，畅遂无言。”

二 五四时期的重大贡献

经过蔡元培的大力改革和《新青年》《新潮》等的积极鼓吹，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影响遍及海内外。北大学生以及全国学生的思想大为解放，民族意识大为增强，爱国热情日益高涨，这就为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准备了充分的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法、日等战胜国在巴黎举行重新分割殖民地的和平会议，会议不仅拒绝中国提出的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正义要求，还决定由日本接管战败的德国原在我山东省全部权益。徐世昌总统府的外交委员会虽决定拒绝签字，但国务总理钱能训却发出密电，命令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在这一丧权辱国的和约山东条款上签字。

这一噩耗被外交委员长汪大燮得知，急忙赶到东堂子胡同蔡元培住宅商议，蔡立即召集北大学生代表，告知此事。于是，北京各大中专学生原定5月7日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提前于5月4日爆发。

1919年5月4日那天，北京各大中专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最后32名殿后学生被军警逮捕。各校学生全体罢课抗议，山东籍国会议员及外交界耆宿等纷纷要求释放，商会拟罢市声援，各大专校长坚请保释，蔡元培愿以自己一人为学生抵罪。

在全国压力之下，北洋政府不得不将被捕学生全部释放。为拔掉蔡元培这颗眼中钉，北洋政府阴谋改派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接任北大校长，并以严办游行被捕学生对蔡进行威胁。为“保全此等无辜之学生”，蔡元培被迫于5月9日离京赴津，旋即南下，留下启事，宣告已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北洋政府迫使蔡元培离职的卑劣行径，不仅使北大师生及北京学界群情愤激，而且引起全国各地学生极大关切，他们认为蔡元培的去留是关系中华文明命运的重大问题，坚决要求挽留，并把“挽留蔡校长”作为向北洋政府提出的6大政治要求之一，同“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运动取得光辉胜利后，在北大师生与各方人士恳劝之下，蔡先生打消辞意，于9月12日，由杭州回到北京，重新主持北大校务。

蔡元培回校复职后，迅即全面展开新的变革。1919年12月3日，评议会通过北大《内部组织试行章程》。蔡元培全面实行教授治校制，让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大学，彻底改变京师大学堂遗留下来的官僚衙门作风。关于这一点，顾孟余说：“先生长校数年，以政治环境关系，在校之时少而离校之时多。离校之时，校务不但不陷停顿，且能依照计划以进行者，则以先生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之制度。此制度之精神，在以教授治理校务，用民治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然而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信任校长，此制度不易推行也。”

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废科立系，打破文、理、法的学科界限。对此，蔡元培一再阐述：“从理论上讲，某些学科很难按文、理的名称加以明确的划分。……例如，地理就与许多学科有关……当它涉及地质矿物学时，可归入理科；当它涉及政治地理时，又可归入法科。……还有自然哲学这个专门名词，它可以归入理科，又由于它的玄学理论，可以归入文科。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决定不用‘科’这个名称。”“就学生方面来说，如果进入一所……只有本科专业课程的大学，那对他的教育将是不利的。因为这样一来，理科学生势必放弃对哲学与文学的爱好……他的教育将受到机械论的支配……这将导致自私自利的社会或机械社会的发展。而在另一方面，文科学生因为回避复杂的事物，……厌恶学习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这样，他们还没有掌握哲学的一般概念，就失去了基础，抓不住周围事物的本质，只剩下玄而又玄的观念。因此，我们决心打破存在于从事不同知识领域学习的学生之间的障碍。”

这次公布的《内部组织试行章程》，即将文、理、法三科之名正式除去，而设立下列各学系（1）数学系、物理学系、天文学系；（2）化学系、地质学系、生物学系；（3）哲学系、心理学系、教育学系；（4）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法国文学系、德国文学系、俄国文学系；（5）史学系、经济学系、政治学系、法律学系。各学系教授会设主任一人，由各该系的教授互选，任期二年。各个学系的当时中国知识界第一流的专家学者，集于沙滩红楼。难怪在当时青年人心中，北大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蔡元培对北大教员出国进修藉以提高学术水平，异常重视。夏元瑮、陶孟和、蒋梦麟赴欧美各国考察，刘半农、朱家骅赴法、德完成博士学位，陈启修、李大钊赴俄国讲学，陈大齐、宋春舫、杨荫庆、程演生、何基鸿、徐悲鸿等赴欧，孙瑞林赴美，胡睿济、沈尹默赴日进修或考察，都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

蔡元培更是极力鼓励北大毕业生出国留学。除接受捐款选送罗家伦、段锡朋、汪敬熙等5人赴美研究外，山东、江西、河南、浙江等省公费留学，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考选留学，留法勤工俭学，以及其他游学途径，他无不尽力相助。他们学成归国，许多人曾回母校服务。周炳琳、江绍原、姚从吾、陈剑、黄建中、赵迺抟、冯友兰、傅斯年、孙云铸、李宪之等，都在北大充任过教授。为了更好地吸取世界最新科学成果，蔡元培对于杰出的外国专家，礼聘之唯恐不及。欧美著名学者罗素等相继到北大并巡回全国各地讲学，大大浓厚了当时的学术空气。北大还授予杜威等人荣誉博士学位，表示对他们的尊重。

对于现代科学大师爱因斯坦，蔡元培更是想方设法洽定其来华讲学，只因爱因斯坦疏忽误解，两过上海而未能践约，留下深深的遗憾。蔡元培感到原来的研究所“各系分设……散漫一点”，就提出评议会讨论，通过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进行改组。预定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4门。受经费与人力限制，先办国学门，聘沈兼士为主任。该学门曾出版《国学季刊》《研究所国学门月刊》及歌谣、考古等丛书，并曾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研究国学的人才。

蔡元培还鼓励女性接受高等教育。1920年2月17日，江苏女学生王兰申请入学，因考期已过，蔡先生准她进校旁听，成为北大第一个女学生。随后，陆续被准许入学旁听的，尚有多人。这年暑期招考新生，北大就正式录取女学生，打破了男女不同校的禁例，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创举。

蔡元培对学校藏书特别重视，早在1917年初就任北大校长时，他就宣告要“筹集款项，多购新书”。旧北大没有购书的专门费用，此时，每年列有购书预算，规定不得移作他用。蔡元培1921年到美国考察时，曾向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的华侨报告北大扩充图书馆的计划，吁请海外侨胞慨予捐助；并由北大留美同学分组美东、美西募捐委员会，深入华侨家庭及商号劝募，收到相当数额的书款。他还募到世界最大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捐赠该馆全部藏书卡片，共八百六十余万张，运送来华，供北大师生及全国学者检索，并说：“为研究学问计，最要的是实验室。在这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勉强腾出几万元，增加物理、化学、地质各系的仪器标本。”

蔡先生指出：“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为了锻炼学生的体魄，增进军事常识，北大组织学生军，将全校学生编为6个军，每军分3队，每队分3排，每排20人。每周训练3小时，第1～8周为各个教练期，教练柔软体操及游戏体操10小时，军操14小时；第9～20周，为成排及成连教练期，柔软体操6小时，军操30小时。蔡先生还聘请蒋百里和黄郛来校讲课。黄郛所讲《军制学》，分为战争、国保、兵制、陆海军威力等20章，每次讲1小时。北大教务会议通过的《体操规则》，规定“预科学生不愿习兵操者，应一律学习体操，每周3时”。其项目，有柔软体操、器械体操、团体游戏、架梁体操、足球、网球、篮球、技击、射术、滑冰（冬季）、舞蹈等。1921年秋季学期，蔡先生为北大哲学系讲授《美学》课程，撰写了3份讲稿：（1）《美学讲稿》，阐述美学的定义；（2）《美学的趋向》，分主义、方法两节；（3）《美学的对象》，分对象的范围、调和、比例3节，可惜只“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

蔡元培为了改进原由学生组织的美育社团，经北大评议会同意决定改组原有画法研究会及书法研究社为校办的“造形美术研究会”，自兼会长，增聘导师，开设课程。1922年12月17日北大25周年校庆时，该会展出山水、花卉、鸟兽、绣画、油画、钢笔画、铅笔画、书法、篆刻等228件，皆出自导师陈衡恪、吴法鼎、胡佩衡、盛博宣、刘子厚等诸会员之手。北大评议会复通过《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简章》，将原由学生组织的音乐研究会改为正式的教学机构，向全国各地招生。蔡元培兼所长，该所于1922年10月初开办。北大原有各种社团经过改组、改选，绝大多数继续存在。五四运动后，新的社团又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如教育研究会，史学会等等，活动频繁，使北大课外生活丰富多彩。对此，报刊有过一段生动的描述：“跑到文科大楼，左一间政治学会研究室，右一间新潮社办公室，楼底下在赶印教授、学生们所办的各种定期刊物，楼上面是分门别类的各种图书阅览室，门房内则堆满着各种各样待售的杂志，使人应接不暇。译学馆里呢，那个顶大的大礼堂上，不是今天有什么学术演讲、名人演说，就是明天有什么学生大会、纪念大会，使人兴奋，使人振发。蔡先生长校时的北大师生，真有如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既活泼，又愉快。这种气象，这种生活，令人怀念不已！”

1920年冬，蔡先生亲赴欧美考察高等教育，先到法国、瑞士、比利时、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荷兰及英国，访问了巴黎、苏黎世、柏林、维也纳、罗马、伦敦等25所大学。6月1日，到达美国，在纽约、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西雅图及加拿大的温哥华等城市，访问哥伦比亚、芝加哥、加利福尼亚伯克利等12所大学。在欧美期间，法国政府授予荣光宝星，法国里昂大学授予文学博士荣誉学位，美国纽约大学授予法学博士荣誉学位。8月6日，到檀香山，出席太平洋各国教育会议，他除了递交《教育独立议》的论文外，还提出两项提案：（1）小学教育采用公共副语议；（2）举行太平洋各国运动会议。

蔡元培在北京期间，除了主持北大校内的行政，对于校外各种教育事业，也积极参与协助。例如，他就任北大校长后，迅即与北京各国立大专校长合组校务讨论会，共同提出大学改制的方案。五四运动期间，与各校校长合力营救被捕的学生；接着又合力营救因反对中日直接交涉而被捕的学生。他还兼任国内外大学或社团职务，对它们的工作，都尽力帮助。他还应各学校、各团体之邀，在北京、天津、保定、上海、长沙、新加坡等地发表专题讲演。1917年5月，他在天津南开学校所讲体、智、德三育及思想自由而由周恩来笔录的两篇演说词，以及1920年10月他在长沙所讲《对于学生的希望》和《美术的价值》而由毛泽东笔录的两篇演说词，都已成为现代中国文化宝藏中极为珍贵的文献。

1922年11月18日，北洋政府无辜逮捕北大兼课讲师罗文，蔡元培对这种蹂躏人权以献媚军阀政客的勾当，极端鄙视和愤慨。1月17日，提请辞去北大校长，他在致黎元洪的辞呈中痛切地说：“数月以来，报章所记，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次日晨，即离京赴津，旋转往上海。北大师生和北京各高校师生坚持挽留蔡元培的斗争达数月之久，北洋政府未敢批准蔡先生的辞职。但是，从这时起，他也未再回到北大亲自主持日常的校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