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灰楼·北楼
想起在大学度过的四年岁月，有三座楼是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的，那就是沙滩民主广场南侧的红楼、北侧的灰楼和西北角的北楼。
红楼是当年北京大学的象征，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李大钊、毛泽东同志工作过的地方，是鲁迅先生讲过课的地方。对于一个刚刚跨进大学门槛的学生来说，红楼简直就是一座神圣的殿堂，连走路的脚步都是轻轻的。可是过了几个月，就感到北大老，红楼也老了，一片压抑、低沉的气氛。直到1946年，才闻到点青春的气息，因为看到了偷贴在墙上的《晋察冀日报》也听到夜间偶尔传来的《延安颂》的歌声。令人难忘的是红楼的壁报潮，从一楼到四楼，足有近百种，把墙壁贴得满满的。有的壁报只出一两期就销声匿迹，有的壁报则坚持数月之久。这些壁报立场各异，壁垒分明，而拥有读者最多的是进步壁报。我作为进步壁报《汉园》的编辑，在阴暗的红楼地下室里，为赶抄壁报，曾送走多少个不眠之夜。在这间地下室里，我们纵谈时局，怒斥战犯，谈新作，传新闻，如果没有课，就整天待在这里。在这间地下室，我们接待过周扬和钱俊瑞同志，听光未然同志朗诵《市侩颂》，迎接《解放报》记者的采访，也接待过师大女附中的小同学。4月，我冒着塞外的风沙，在张家口解放区参观，时时悬念北平和北大时，还是总想着红楼地下室，仿佛那就是我的家。
和红楼遥遥相对的是灰楼。灰楼盖得很别致，夏天广场草长时，坐在跑道边远远望去，灰楼很像是航行在绿海中的一艘轮船，有客舱的小窗，有烟囱，有桅杆，后来果然挂上了绿地白字的民主旗。我在这里的天字楼住过一年，后来改成女生宿舍了。从灰楼看红楼也别有情趣，特别是下雨时，透过稀疏的雨丝，不禁令人想起唐人李商隐的著名诗句：“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当年同窗学友高家兄弟曾用行草写过这首诗，可惜早已遗失，那诗句却长久保存在记忆里。1947年和1948年，地字楼和宙字楼是我常去的地方。在地字楼朝东那间小屋里，我经历过多少激动人心的时刻啊。原来的党小组组长转移回解放区，我按照他临行时的安排和嘱咐，在这里和北京地下党负责人老项同志接头；在这里，成立了文学院党支部；在这里，我们党小组经常开会，研究学生自治会的工作；也是在这里，我们开过整顿党风的学习和检查会。1948年6月，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根据地下党的决定，明天要我撤退回“家”，回到那向往已久的解放区，那时，我又来到这里，听老项同志布置回去的路线和注意事项，并和两位战友告别。
大三、大四两年的课改到北楼上。和北楼紧密相连的往事真是多啊！发起抗暴运动的第一次代表会是在北楼礼堂开的，那场激烈的辩论和执行主席的从容不迫，至今仍为许多老同学所乐道。迎接1948年元旦的新年联欢会是在北楼开的，“齐心争民主，举手祝新年”的大红对联，各教室里的歌咏、昆曲、游艺和徐悲鸿画展，以及自治会发行的只在北楼联欢会上通行的新币，开展的活动可谓丰富多彩，耀眼生辉。4月风暴中，自治会理事们齐集这里，展开全市地图，划定行动范围，连夜部署突击上街宣传活动；并决定联络师生员工一致行动，继续罢课，把全市高校力量汇成一股巨流。那时完全忘却饥饿和疲劳。除了这些激荡的重大事件外，四十年后经常想到的，还有一些老师们的音容笑貌。游国恩的先秦文学史，杨振声的现代文学，沈从文的小说习作，冯文炳的《庄子》，俞平伯的清真词，王重民的敦煌出土文物研究，等等，都吸引了我们那批青年。许德珩教授的社会学，因为听课学生多，改在北楼礼堂进行。第一堂课就讲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讲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期末考试时又出了这道题，我多年以后还能清楚地背诵出那段经典原著。孙楷第教过我《中国小说史》和《元明清文学史》，他身体瘦弱，深度近视，终年穿着蓝布大褂，走到街上，谁也不会认出他是名满海内外的中国小说史专家。有一次讲课，他拿出一篇短篇小说的手抄稿，请同学鉴别年代，有人猜为宋，有人猜为明，最后孙先生笑着说这是他自己的手作。孙先生是我的毕业论文《宋元话本》的导师，这篇论文是我关在图书馆里三天赶出来的，草率之极，孙先生也给了68分。顺便说一句，孙先生的课没有人不及格，唯一的一次得了59分，还是我代表系会为一位女同学请求的，因为毕业即失业，不及格还可以多念一年，享受公费待遇。1948年，我去访问孙先生时，他已经靠卖“四部丛刊”贴补家庭生计了，可是一谈到时局，他就直斥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败，对学生们的正义行动表示支持。教授们举行罢教或抗议时，孙先生都是积极响应，在十二教授签名书等类声明上，都有孙先生的名字，孙先生近年逝世，我总盼着多在报刊上看到回忆孙先生的文章，可太少了。
斯人已逝，课成绝响。重过沙滩，景物虽说已有较大的变化，但是和这三座楼相关的人和事仍不时在脑海中涌现。愿这三座楼永在心中矗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