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北京大学的基本传统
传统是由历史沿承下来，对人们发生重大影响的因素，往往是一种持久而深刻的力量。不过，传统又是多方面的，其中也有良莠之别和主次之分。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或特殊性格，每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一般都能形成师生认可的优良传统或表现这种传统的校训、校歌。说来有点令人惊奇，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北京大学，竟没有一首流传下来的校歌，也没有形成大家至今公认的校训。这可能与某些历史因素有关，也可能与北大人的自由风格有关，因此不容易达成统一的意见、一致的东西。
然而，北大的传统或称“北大的精神”，确实是一种气度恢弘的力量，并且历来有人津津乐道。若要问北大的基本传统究竟是什么，又往往是一种令人舒展的氛围和气象，一下子不一定说得上来，说得清楚。在纪念北大校庆100周年期间，出过不少书，如《精神的魅力》《青春的北大》《北大往事》《北大精神及其他》等，都是北大人叙述自己对北大的体验和认识，其中不乏精到的见解，但关于北大的传统，看来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已。实际上，北大的传统是多方面的，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揭示和表述它。我这里所说的“基本传统”，是指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最能体现北大特色的那种积极而厚重的传承力量。在北大传统的众多因素中确认北大的基本传统，是一个争议颇多而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在厉行改革、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北大人难道能够淡忘或模糊自己最富价值与魅力的精神财富么？
一 有关北大传统的不同视角和表述
对于北大传统或北大精神，历来的多种理解和提法，往往是出于观察的角度或强调的侧面不同，试举几种常见的角度。
1．从社会改革先锋作用的角度
鲁迅在1925年有一段名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
这种作用是在五四爱国政治运动中奠定的，在以后的“一二·九”、“一二·一”等一系列学生运动中都有突出的表现。新中国成立后，北大学生也曾发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强烈呼声。马寅初在1927年所作《北大之精神》的讲演中指出：北大人为了国家与社会，“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
20世纪50年代末，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主张在加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控制人口的增长，却无端受到严厉批判和围攻。他为真理而坚贞不屈，在近八十高龄时，敢于“单枪匹马”向以压服而不以理服者挑战，以自己的行动表现了北大人的这种气节和精神。北大人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名不虚传的。不过，这方面的传统在革命年代或社会激烈动荡时期更为突出。
2．从学者培育独立品格的角度
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目标，是要“塑造健全的人格”。胡适曾把他所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即“个性主义”）概括为两个要点：“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周作人于1930年所写《北大的支路》一文中说：“北大的学风仿佛有点迂阔似的，有些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气概，肯冒点风险却并不想获益”，又说：“北大有他自己的精神应该保持，不当去模仿别人……”他在抗日战争前发表的这段言论，仍然表达了北大人的学术品格。不随俗浮沉，不随声应和，为学不作媚时语，走自己该走的路，永远有独立的真理追求，这才是北大人的特殊性格和可贵之处。这种独立品格也是思想自由所致。
3．从大学之间相互比较的角度
人们常用清华与北大相比较。有过一种流行的说法：清华的学风“严谨”，北大的学风“自由”。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自的特点，但也不尽然。北大的许多学者，在治学上都有十分严谨的一面，而清华的学风，历来是既严谨又开阔的。从初创上看，清华原是留美预备学校，多受美国教育模式的影响，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与中国传统思想的联系较多。在纪念清华校庆90周年时，季羡林先生有一篇文章谈到清华与北大的特点，由于来历的差别，清华多受资本主义的影响，北大多受封建主义的影响，清华的风气是“清新俊逸”，北大的风气则显得“凝重深厚”，二者各有千秋，并可互补互利。这看来主要指早期的差别，以后两校的变化都很大。季老用散文笔调的描述，当然可以激发人们的思想和兴致。
4．从稳重妥当力求全面的角度
北大校园内的中心位置曾经横着一块牌子，上写八个大字：“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大概是校方试图用它作为“校风”“校训”而让大家恪守的。有一次我去北大附中参加家长会，一位副校长谈到附中的校训时，说的也是这八个字。我当时感到惊愕，怎么都没有自己的特色了。百年校庆期间，校刊上又以通栏标题刊出另外的16个字：“爱国为民，闳放求真，民主科学，改革进步。”读起来有些别扭，后又简要地称“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些提法，不能说与北大传统没有联系，而且确实显得比较全面、稳妥。但由于面面俱到，放在哪个学校都可适用，只是失去了北大的锋芒和特色。而且，既然是上面“设置”的，人们一般不会反对，作为领导方面的一种要求、号召固无不可，但却不能成为北大人的一种精神默契，不能从心底发生深刻的激励作用，因为它没有鲜明集中地表现北大的个性和基本传统。
5．从北大特色学术气象的角度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立即宣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随之便明确北大的办学方针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梁漱溟对蔡元培的历史贡献作过中肯的评述：“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胡适曾转述美国哲学家杜威所说，称世界各著名大学校长，多有学科上的卓越贡献，但蔡元培领导一所大学即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则是其他大学校长不能比拟的。继蔡元培之后任北大校长时间最长的蒋梦麟，也曾把北大精神表述为“大度包容，思想自由”。可见这是由蔡元培奠定并在北大长期发生作用的一种卓越的传统。
二 阐述北大基本传统的主要根据
以上几种不同角度的表述，都触及北大传统的一个或几个侧面，因而都有一定的理由，各个侧面之间也都是有联系的。但我认为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持续地起着关键作用的基本传统，仍然是蔡元培在北大所开创和奠定的一代新风：“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我的主要根据如下。
1．五四基本精神的学术体现
五四运动，包含狭义与广义的方面。从较短的时间上看，发生于1919年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欺凌的爱国政治运动，但从较长时期和更广阔的范围看，五四运动更是一场反对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极力倡导先进科学、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他的教育主张已经蕴含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内容。1915年，陈独秀主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努力提倡西方张扬个性的新型文化，坚决反对旧的压抑人性的道德与文化。在文学革命上，胡适的《文化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都是在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可见从1912年起，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北大形成了一场深刻的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政治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发生的，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发展。诚然，五四时期的思潮包含着多种成分，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现象。从总体意义上看，五四运动是集爱国救亡、思想启蒙、文化革新和现代化启动于一身的一场伟大的民族觉醒运动。就其最基本而迫切的意义来说，包含启蒙与救亡。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的欺凌，挽救民族危亡，就是救亡。它同历史上的救亡有相同的方面，即爱国；也有不同的方面，就是它反对君主专制统治，要求人民自觉地参政、议政。救亡是建立在启蒙的基础上的。要拯救中国，使民族振兴，不仅仅是发展工业，解决“船坚炮利”的问题，而且要兴办教育，开启民智，发展科学与民主。总之，唯有启蒙，才能救亡。应当说，那批精英人物提出教育救国、文化救国、科学救国、民主救国的主张，至今仍不乏现实意义。蔡元培对大学生的一句警言是：“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
那么，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当然也可从多方面表述，比方说，是“爱国”，是“民主”与“科学”，是“奋斗”与“创造”，是“创新”，等等。但是，作为一场新文化运动、启蒙运动，它实质上是一场发现人的价值、解放人的精神的运动，是对西方文化冲击的第一次重大的反响，它所追求的目标是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个性解放。这不仅鲜明地反映在《新青年》的思想倾向上，而且表现在那时的一批精神领袖，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的言论中。蔡元培提出“教育独立”的主张，其核心在于倡导学术研究，不受政党和宗教的控制，确保思想自由。胡适曾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在于一种新态度，一种“评判的态度”，要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就是不盲从古人古训，在一切权威、经典面前，也要独立思考。他要求“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李大钊曾著《青春》一文，要求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通过“狂人”之口发出的呼声：“从来如此，便对么？”也正是反映了这种时代的新的启蒙性质。所以，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在给王国维的纪念碑铭文中特别写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可说点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
北大的基本传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是互相衔接、融合一致的。蔡元培在北大明确提出并坚决贯彻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精神在教育、学术领域的体现和保证。这也是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根本原因。
2．中西文化教育思想的最佳融合
1898年戊戌变法和京师大学堂的成立，本是西方思想、文化东渐的结果。由京师大学堂转变为北京大学，进一步标志着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最初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严复和蔡元培，都是融合中西文化教育的巨擘。他们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又乐此不疲地研究和传播西方的先进文化。蔡元培更是中国现代最卓越的教育家，他学识渊博，兴趣广泛，性情宽厚，诲人如春风化雨一般。他在任北大校长前后期间，曾多次去西方留学，对西方特别是德国的教育思想和体制作了专门的考察，结合中国的教育实践，他确信现代大学乃研究学问之场所，而大学之“大”，就在于它能“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经过深思熟虑，蔡元培在北大宣称“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并坚决加以贯彻。这使北大的面貌为之一新，并根深叶茂，在中国现代的教育、文化、科学领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把“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并称，使二者结合为一个完整的原则、方针，可称珠联璧合，是中西思想融合的一个范型。“思想自由”，确实是各种自由之母，本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吸取西方文化的这一长处，正是针对中国文化的弊端而来；在历来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下，正如蔡元培所说，中国知识分子“素无思想自由之习惯”。中国要走向现代化，首先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兼容并包”，则显然较多地富于中国的特色。有人说，它已成为“蔡元培精神教育的象征”。自古以来，中国历代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在文化学术上总是讲究融合，或曰“会通”。所谓“和而不同”，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正是中华文化中宽容精神和辩证思维的优长之处。善于博采众家之长，也正是中华文化得以绵延不断、持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中国历时千年的书院制度，也有过不同学派自由讲学，竞相批评与包容的风尚。蔡元培正是把中华文化的这种优良传统熔铸在中国现代的教育文化理念和办学方针之中。
思想自由是兼容并包的前提，兼容并包是思想自由的保证，二者互相体现，不可分离。北大的基本传统正是二者的结合，而不只是单一的方面。思想自由是指教学领域各个学派或个人的观点、言论、著述，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也不受他人的牵制，只要言之成理，就可竞相发表，以致相互争辩，并便于学生比较、选择。兼容并包，是指学校、团体方面的宽容、包涵的制度和胸怀。由于中国长期文化专制的积习，蔡元培意识到制度性的“兼容并包”显得更为艰难而迫切，因而他特别看重和坚持这个方面。在北大之所以能奠定这个中西合璧的学术、文化传统，也是由北大这个特殊的教育学府，蔡元培个人的学问、胆识、气度，以及北洋政府专制统治的相对空隙等多方面条件造成的。
3．北大兴旺发达的血脉所在
基本传统是一种积淀较深而挥之不去的力量。但传统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并不是均衡的，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的形势和气候的变化，或者由于领导、管理者的觉识水平的不同，会呈现强弱起伏的差异。北大一百多年来，饱经沧桑，走过相当曲折的道路。从学术水平与人才质量上总体观察，可以看出两个发展的高峰或黄金时期：一是蔡元培任校长时期。由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充分落实，网罗众家、广纳鸿儒的结果，出现了学术繁荣、人才辈出的局面，不但在国内声誉卓著，国际上也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二是西南联大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合并南迁，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在物质条件极差的环境下，艰苦卓绝，团结奋战，不过八年的时间，硕果累累，培养出一大批灿若群星的英才。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至今仍令人赞叹不已。究其原因，一是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二是名师如林的特殊优势。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严谨治学、自由探讨的风气十分浓厚，这正是继承和弘扬“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结果。西南联大当时又有“民主堡垒”之称，这里的“民主”，既有政治的成分，更有学术的内涵。正如冯友兰所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所说：“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新中国成立后，如1950年代初，特别是“向科学进军”和知识分子受到重视的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的时期，北大的学术自由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扬，则成绩比较显著，燕园之内，一片生机。反之，如反右斗争时期，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受到围攻的时期，特别是“十年动乱”时期，思想受到钳制或窒息，学术则陷于停顿或萎缩。可见北大的兴衰起伏，与是否实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密切相关。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机制。但是，不管北大遭遇怎样的曲折和磨难，或者出现过不少落后于其他大学的方面，只要有长期受过蔡元培教育思想熏陶的人在，只要有熟悉北大校史的人在，甚至只要有蔡元培塑像和“一塔湖图”的宽宏气象在，那么，北大人的那种雍容大度的胸襟，校园内那种和谐自由的氛围就不会完全消失，或隐或显地总为一种挥之不去的力量。在我看来，这就是基本传统的作用。这种基本传统是深厚而持久的，因为它深得人心。然而，在备受摧残或漠视的环境下，也会逐渐变形或萎缩的，这是不能不令人警觉的历史事实。因此，要使北大在21世纪真正肩负起它的历史使命，就必须自觉地继承和弘扬这个基本传统。
4．现代化宏伟目标的迫切要求
传统的形成与发挥作用，是与历史使命密切联系的。在20世纪初，北京大学的出现，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整个20世纪的风雨历程中，北大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培养了众多的卓越人才，也遭遇过重大的坎坷与损失。在新的21世纪里，北大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为科教兴国，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而发展教育、繁荣学术、培养人才。现代化建设最迫切需要的是大批高质量的创新型人才。北大必须争创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大学必须有一流的师资和一流的学术水平。无论创新型人才或一流师资与学术水平的出现，都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这就是广阔开放的思维空间、自由探讨的学术氛围。我们应当从北大作为著名高等学府的性质和它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的视角，来理解、把握和弘扬北大的基本传统。
三 关于北大基本传统的辨认和期望
确认和把握北大的基本传统，并不否认或排斥其他方面的优良传统，如爱国、进步、严谨、求实等，基本传统实际上要求融合这些方面的传统，并且不断地开拓和发展。明确把握住“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个基本传统，就是从教育、学术、文化的视角把握了北大发展的精神命脉，使这个基本传统代代相传，发扬光大，使北大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作出更大的贡献。北大的某些传统主要在一定历史时期或某一个侧面发生作用，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则是在繁荣学术、培养人才这个最基本的方面创造最佳环境，开辟康庄大道。它是自蔡元培以来，北大最见成效的办学方针，它具有持久而旺盛的生命活力。
多年以来，许多人特别是北大的某些当权者，对蔡元培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是不熟悉，而且往往表示崇敬，定期开会纪念，但正如黑格尔所说“熟知并非真知”，对其中内涵往往并不深究。而且一旦涉及北大的传统，又常出现似认非认的状况，总想他求。这里的思想障碍大致有三：一是似乎讲北大的传统，就是讲政治，讲“爱国”“革命”“进步”，否则就怕不“稳妥”、不“全面”，这是长期形成的观念。终究还是不大理解蔡元培所议大学之“大”和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这个道理。其实，最好的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繁荣了学术，培养了人才，不就是最大的“政治”与“爱国”么？如果窒息或损害了学术，压抑或糟蹋了人才，而一味标榜“政治”与“爱国”又有何益？二是怕强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会让错误的思想滋长和泛滥，不好“掌握”。其实蔡元培提出的这个方针，是办教育的方针，是学术、文化领域的方针。试问在学术、文化领域，思想不自由，处处受限制，有禁锢，能有大批创新型的人才和真正学术繁荣的局面出现么？蔡元培坚决贯彻这个方针，正是为了追求真理，追求社会和文化的进步。尽力追求真理的北大人，总是站在进步、发展、创新的方面，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学术上最忌讳的，就是只了解和偏执于一种观点和见解。我们应当相信广大师生在自由讨论和充分比较中分辨是非和主动选择的能力。三是蔡元培对中国现代教育和文化之功绩以及他的人格魅力，因为举世所推崇，但若单论政治，则他个人历史上也并非全无瑕疵，这也可能形成一个内在的阴影，掩蔽他为北大奠定基本传统的客观事实。这正需要蔡元培那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与气度。他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年却支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允许李大钊等人在北大成立研究组织，开设唯物史观的课程，创造条件，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步传播开来。这不正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硕果么？
如果以上关于北大基本传统的论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北大的校风、校训似也可顺理成章地表述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第一，它集中反映了北大长期以来的特色和传统；第二，它可以在学术、文化的深度层面凝聚北大人的精神气派；第三，它具有持久的生机与活力，并且易于把握和铭刻在心。在我看来，珍宝藏身，无须他求。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北大应当组织新、老各辈学者，从中国近百年教育史、学术史、文化史的广阔视野中，重新研究和写作北大的校史，认真总结北大的基本经验和基本传统。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气象万千的学术氛围中，北大应当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的特色，逐渐形成和发展北大的各种学派。让北大人以自己独特的音质，气宇轩昂地唱出新的时代的最强音。我以殷切的心愿和浅陋的一孔之见，聊表对北大106周年校庆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