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发展与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创立一个多世纪以来，以其与时俱进的思想品质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及伟大实践中不断创新。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在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推动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了巨大发展，构建起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新体系结构；拓宽了研究范围，更紧密地联系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以及文化精神等方面的状况和影响来揭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规律；特别是把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作为重要研究内容；在方法上除了坚持马克思分析经济现象的科学抽象法，还适当引进了现代数量分析工具与方法。上述一系列的创新大大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与实践功能。
一 找到并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研究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中国成功实施了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战略决策，带来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起飞。我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毛泽东提出过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主张，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主要是师承苏联的。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可以称为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论），成为我国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来发展、构建中央计划体制的理论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传统经济体制的决策后，为启动和推进改革向前发展，大力破除传统经济理论对人们思维的束缚，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就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
中国经济学家是积极响应时代呼唤的一支学术力量。1978年以来，在老一辈改革理论家孙冶方、薛暮桥等的引领和启发下，经济学界开展了一系列重大学术讨论，包括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社会主义所有制、物质利益、物价体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与明晰产权、金融体制改革等。由于党鼓励百家争鸣，倡导学术自由讨论，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更由于走在前面的改革实践对人们理论思维的启示，经济学人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逐渐形成了共识。例如：（1）突破了社会主义实行产品经济论，形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的理论；（2）突破了社会主义实行单一公有制理论，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论；（3）突破了国有国营、政企不分的企业论，形成了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理论；（4）突破了支配权、收益权、处置权合一的国家财产权理论，形成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财产权理论；（5）突破了以指令指挥经济活动的政府统制理论，形成了依靠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政府职能理论等。上述经济理论的变革和创新可以归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取代了传统的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这一崭新理论的确立，使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得以明确，各项重大改革措施得以有序和顺理成章地推出。这一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理论阐明和创新，也为众多经济学家参与和正在从事的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编著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 立足于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创新
所有制形式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水平和性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设和发展，必须立足于我国物质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30年来，我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从我国物质生产技术条件和生产力水平实际出发，走出了一条所有制改革和创新的成功道路，对所有制改革伟大实践的经验总结，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时代创新。关于所有制结构，我们提出了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关于公有制经济的地位，提出了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中处于主体地位，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要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关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提出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提出了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对30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30年来，我国实现了由传统的单一公有制结构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结构的转换，走出了一条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公私经济并举的经济发展道路。我国在所有制领域进行的改革取得的成功经验，在理论上可以归结为：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大力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但不能实行全面公有化，不能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构建中，我们坚持用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全面观察事物。马克思阐明了初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在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和走向成熟中，旧社会痕迹、因素将逐步为新因素取代，这将是一场健康的“水到渠成”式的社会新陈代谢。它首先要以社会物质生产力达到足够水平为前提，从而是一个较长的自然历史过程，而不能一蹴而就。我国现实的物质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我国将在很长时期内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定了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不能追求“纯而又纯”。
三 科学认识和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及发展趋势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在相对来说比较短暂的一个多世纪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经济增长了几十倍，发达国家多数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和享受到的社会福利也不断增加，人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但是，资本主义不可能创造永久繁荣的“神话”。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战后严重的“滞胀”,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崛起，在经济金融化和信贷扩张中，也在全球化急剧发展中，经济社会结构出现畸形化，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垄断后的发展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如何认识和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新任务。
改革开放30年来，面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发展，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在剩余价值生产、分配过程和政府宏观调控等层面上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例如，我们看到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和自我调节能力从而拥有不断容纳先进生产力的能力，这决定了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具有生存和发展的历史空间，它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是一个比原来的预测要漫长得多的历史过程；同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不能消除它固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趋势并没有改变。
当前源于美国而蔓延世界的金融危机，不论从经济运行层面还是从经济制度层面来看，都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石——经济自由（即理性人自由选择）论和市场均衡论提出了挑战。在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发展中，凯恩斯深刻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而提出了政府干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从20世纪70年代起备受争议和批判的凯恩斯主义似乎又走到了前台。但是，“回到凯恩斯”就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吗？凯恩斯理论的核心来自三个立足于人的心理因素的“有效需求不足”，他的政策主张是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或创造有效需求。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刻根源是什么？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将暴露无遗。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于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分配结构），即按资本权力分配使没有资本权力的广大劳动者的收入从而消费被限制在一个最低的水平上。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在于它的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美国式资本主义向来信奉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效率，形成资本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比例上的长期失衡。这种分配结构长期积累的问题是公平与效率的不对称、贫富悬殊、畸形消费和精神衰落等经济和社会现象。特别是收入分配的失衡和有效需求不足，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虚拟资本和信用扩张的深层原因。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反过来又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冲击并制约所谓市场均衡的实现和经济的有效运行，集中爆发的表现就是当前的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已经给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提出了严重挑战。危机之后，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它的制度结构进行调整，将决定美国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还拥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新问题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所暴露的问题，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加深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市场经济的运行理论的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矛盾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论是信奉经济自由主义还是强调政府干预，他们的理论都不能回答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中的财产权分配和由此而来的收入分配失衡与社会公平问题。财产和财产权利问题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核心，行使私人财产权利的自由，是资本主义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前提和基础。这次金融危机后，即使西方国家对它的自由市场制度加以重新调整，他们也不会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而只会在经济运行中的政府与市场作用之间进行新的界定并力图加以平衡。总之，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导源于信用扩张与信用领域的矛盾，但其深刻原因则在其财产权结构。对于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来说，对它的优势与其局限性不能仅仅从所谓“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来认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现象、新问题及其运行规律的深刻分析和科学解释，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创新。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