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进展

刘灿 韩文龙

引言

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几次高潮—低潮的反复。自20世纪30年代起，受大萧条等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复兴。尤其是在西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重点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济计算问题、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以及大萧条的成因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学者也加入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潮流”中，如一些学者试图沟通凯恩斯和马克思两者的经济思想和理论体系。这一研究“浪潮”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了高潮。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大量涌现出来。他们不仅关注价值转形、利润率下降、通货膨胀、国家财政、经济危机和垄断资本主义等理论视域，还关注女权、环境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转入低潮期，很多学者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之后，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除了发展马克思的传统理论，如价值转形理论等，还以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主。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出现了“复苏”势头，研究的重点则是对金融危机的分析，以及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进一步批判。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但成果是丰硕的。梳理和介绍其理论发展的主要成果，对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那么从什么角度来进行介绍呢？国内有学者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成几大流派，然后分别给予介绍。这也是一种较好的方法。不过，在笔者与西方几位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如美国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系的大卫·科茨（David. Kotz）等的交流中认识到，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类主要是两大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研究和非传统问题研究。传统问题主要包括价值转形、劳动过程与剥削、利润率下降规律、货币理论、经济危机、经济正义等，非传统问题研究生态、女权等。不同的学者会选择不同的问题进行研究，因为对具体的研究范畴提出新的阐述会形成新的体系，如价值转形理论中的NI 方法（New Interpretation）和 TSS 方法（The School of Temporal Single System）。笔者认为只有关注具体研究范畴，并以此为基础梳理出研究历史、现状和新进展，才会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为此，笔者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分为两个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问题研究和非传统问题研究。而在传统问题研究域中重点选了价值转形、劳动过程与剥削、利润率下降规律、货币理论、经济危机和经济正义六个具体范畴进行述评，在非传统研究域中则重点述评生态马克思主义和女权马克思主义。

一 传统问题研究

（一）价值转形

价值转形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重点和难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价值理论，尤其是价值转形做了很多研究。因为劳动价值理论是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础，而价值转形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难点，也是西方马克思经济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转向实证化研究的必经之途。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如何将劳动“生产”的价值转化为现实中的价格，并应用于实证分析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论述了价值转形问题，即如何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再转化为市场价格。但是这一论述却成为人们理解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难点。从定性分析来看，价值是可以通过转形，转化为价格的，但是要在定量分析上解决这一问题确实很有挑战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从定量角度来研究价值→价格的转形问题。他们对价值和转形理论做了哪些研究呢？国内有学者对此作了较好的梳理：主要有古典解法、斯拉法方法、NI方法和TSS方法等。古典解法的代表人物有波特凯维茨（Bortkiewicz）、塞顿（Seton）等。他们基本追随的是马克思对价值→价格转形问题的解释，其实质是将用价值表示的简单再生产转化为以生产价格表示的简单再生产。波特凯维茨（Bortkiewicz）假定了三个部门，为了实现价值总量和价格总量的一致性，他们将三个部门的价值与价格比例设为1，但是不同部门所占的比例是不同的。后来塞顿（Seton）将三部门扩展到了N部门。不过，新方法证明在价值→价格转形过程中，生产商品消耗的劳动与商品的价值之间并不存在严格一致的数量关系。古典解法之后的代表人物则是斯拉法（Sraffa），他认为价值和价格体系是两分的，利润率和生产价格都是由真实工资和生产的技术系数来决定的。斯拉法的研究一度占据了价值转形理论的主要位置。之后，以弗利（Foley）、杜梅内尔（Duménil）为代表的NI学派（New Interpretation），以及以克里曼和麦可隆（Kliman and McGlone）、弗里曼和卡切迪（Freeman and Carchedi）为代表的TSS学派（The School of Temporal Single System）对斯拉法的研究提出了质疑，通过引入货币因素对价值和价格转形问题进行了新的阐述。NI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世界里，货币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货币则是劳动时间最好的表示，货币可以代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实现劳动价值与商品价格的沟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示可以是一个比率，即净国民生产总值与消耗的总物化劳动的比值，用这一比率可以解决价值转形中遇到的问题。不过，NI方法只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核心理念给了新的解释，还是没有真正解决价值转形问题。TSS理论则认为应该在价值体系和价格体系之间建立相关联系，使两个体系能够互相融合，形成分时期研究的单一体系。用什么来链接价值体系和价格体系呢？TSS学派依旧使用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示，具体来说就是货币价值的倒数。TSS理论有两个基本假设：产品价值和价格分期决定假设和商品与货币交换假设。利用一个在一定时期给定的劳动时间与货币的比率来实现价值和价格的转形。TSS理论推导的主要结果是：劳动价值量和价格总量最终是一致的；有正的剩余价值存在，就有正的利润存在；劳动节约性的技术变迁会诱发利润率下降规律。

古典解法→斯拉法方法→NI方法→TSS方法，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价值→价格转形作出了很多阐释，使转形问题在定量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突破，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因为，只有价值→价格转形问题在定性和定量研究上取得一致，才能使转形问题具有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劳动过程与剥削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重视组织形式的变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看，与组织形式紧密联系的是劳动过程，即重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如何影响企业组织的经济绩效，以及如何影响工人的权利和福利。当代西方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三种劳动过程理论是：布莱顿研究小组的劳动过程理论、法国帕洛瓦斯的劳动过程变迁理论、汤普森的劳动过程核心理论。“布莱顿研究小组”的劳动过程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实现了对劳动的双重统治，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二是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实际控制了劳动、产品等。资本主义生产是使用价值生产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征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范围和深度上的分工，基于官僚管理体制对工人的等级式控制，机器替代劳动后出现的劳动去技能化，以及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劳动的碎片化。以法国学者帕洛瓦斯为代表的劳动过程变迁理论重点关注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定义、地位、发展阶段等。帕洛瓦斯认为劳动过程就是将原材料等投入转化为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的生产过程，是劳动、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相互结合和统一的过程。劳动过程是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资本运转体系密切关联的。总体来说，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经历了简单协作、工场制、机器大工业、现代工厂制、泰勒制、福特制和自动化生产等几个发展阶段。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劳动过程核心理论则重点关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去技能化趋势，雇主对工人的控制技术，以及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质问题。西方学者对劳动过程的研究呈现了多元化，其研究也逐渐突破阶级分析框架，重视将性别（尤其是女性权利）、种族、公民身份等纳入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意图构建工人主体地位和工厂政体的微观基础。不过，近年来，阿德勒等学者呼吁劳动过程理论的研究应该继续回归马克思主义，注重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的价值增殖对社会化的影响，尤其应该重视生产的集中化、大型化和强联系，以及工人技能水平发展的趋势，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等。

与劳动过程密切相关的则是剥削问题。资本家对工人采用的一切控制和管理技术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都论述了剥削问题，认为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典型表现。正如有学者总结的，马克思剥削理论是以劳动价值为基础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技术层面的剥削，二是道德层面的剥削。而以约翰·罗默为代表的学者则抛弃了劳动价值论，利用主流经济学的均衡模型来推演剥削问题，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源于财产占有的不平等，而不是来源于剩余价值的占有；而剥削的不公平性源于资本这一要素初始分配的不公平性。虽然罗默的剥削理论具有创新性，但是其已经严重偏离了马克思构建剥削理论的理论基础。当代西方学者的剥削理论也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内涵，从经济领域的剥削逐渐走向了哲学意义上的剥削，从生产领域的剥削走向了流通流域的剥削，并且剥削研究的范围也正在逐步扩大，如对妇女的性别剥削、对少数族裔等的超剥削等。

当代西方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对劳动过程理论和剥削理论进行了拓展性研究，丰富了相关理论，但是其研究也逐渐偏离了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和剥削问题的论述。因此，在劳动过程和剥削问题研究中，如何回归和发展马克思的相关阐释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

（三）利润率下降规律

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们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争论仍然无休无止。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影响利润率下降的因素是什么，以及实证检验中利润率的变化趋势。其中四次大的学术性争论是值得一提的：置盐信雄与罗默的争论、沃尔夫与莫斯里的争论、库伦伯格和莫斯里的争论、勃伦纳和莫斯里的争论。

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等会影响利润率下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还考虑了真实工资率、劳动生产率、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变化、社会制度和冲突的积累以及人口统计学等因素。（1）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中，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是导致利润率变化的两个主要因素。如置盐信雄和汤普森等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研究中都涉及了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并将其模型化。（2）技术变化。因为技术进步可能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又会降低利润率，所以一般认为利润率下降是技术变化的结果。不过罗默认为这一影响可能会因为其他抵消性的因素而变得无效。当假定工人的真实工资消费约束不变时，罗默认为，如果采用成本节约型技术，一般性均衡的结果会使利润率增加。（3）真实工资率。克里斯蒂安森（Christiansen）认为影响利润率的因素除了资本技术构成和由生产率决定的有机构成外，还包括真实工资率。（4）劳动生产率。沃尔夫构建了新的利润率模型。以此为基础，沃尔夫提出影响利润率的主要因素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真实工资增长率。（5）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变化。莫斯里等提出了导致利润率下降的新的解释：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非生产性劳动与生产性劳动的比例的增加。他认为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呈正方向变化关系，而与资本构成、非生产性成本和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呈反方向变化关系。由此可以推导出，随着非生产性劳动的增加，利润率会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6）社会制度和冲突的积累。鲍尔斯、戈登和韦斯科夫（Bowles &Gordon&Weisskopf）利用积累的社会结果理论（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即SSA理论分析了利润率下降规律问题。他们不仅关注了影响利润率的经济因素，而且拓展了视域，聚焦了影响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化过程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冲突等因素，这些因素包括阶级斗争、国际冲突以及其他可以引起制度结构性变革的因素。（7）工资推动型的利润挤占。对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问题的解释，格林和苏利夫（Glyn &Sutcilffe）以及韦斯科夫（Weiss-kopf）等学者提出工资推动型的利润挤占是其主要原因。他们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国工人通过工会等形式的斗争取得的高工资是引起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8）人口统计学因素。科特雷尔和科克肖特（Cot-trell &Cockshott）认为现代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经历了人口特征的转变，即人口出生率已经低于人口再生产水平。这预示着劳动力供给将会出现停滞和下降。虽然这一影响可以部分地被退休年龄的推迟以及女性参与生产的数量的增加抵消，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净资本积累都会压低利润率。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还对利润率下降规律进行了实证检验。对利润率检验的理论依据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修正理论（主要是莫斯里修正模型、汤普森模型、考葛的多期模型、伊斯凯尔模型）以及加入时间趋势项的计量分析。实证检验的结果也是多样化的：（1）利润率上升。吉安（Gyun）利用美国和欧洲七国制造业部门的数据分析了利润率变化的趋势，其实证结果发现，在过去的30年间美国等国家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这是由更高的剥削率，即剩余价值率引起的。（2）利润率下降。蒂帕克和帕纳约提斯利用带时间趋势项的时间序列模型检验了美国1948～2007年的利润率变动趋势，发现利润率变动趋势有点随机游走的迹象，不过从长期来看却显示出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考克肖特、科特雷尔和迈克尔森（Cockshott & Cottrell & Michaelson）利用英国的数据测度了利润率等的变化趋势，其结果显示资本有机构成增加和利润率下降的假设是有效的。不过这种有效性需要建立在正的资本积累率的条件之上。（3）利润率趋势的不确定性。沃尔夫的实证结果显示一般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在1947～1958年都出现了下降，而在1958～1963年剩余却上升了，在1963～1967年缓慢增加，一般利润率在1947～1967年下降了仅仅1%，但是剩余价值率却增加了7%。这说明利润率的上升虽然具有波动性，但从长期来看具有微弱的下降趋势。于特纳和玛安瑞利用经典的利润率公式实证分析了澳大利亚1919～1981年剩余价值、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的变化情况，发现三者并没有呈现出可识别的运动规律。

经典的马克思理论认为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等的变化，利润率会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重新阐述，认为真实工资率、劳动生产率、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变化、社会制度和冲突的积累以及人口统计学因素等都是影响利润率下降的因素，而实证检验的结果也表明，利润率存在上升、下降或不确定等情况。这些研究成果，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利润率下降规律，都从研究视角和方法论角度等扩展了马克思提出的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内涵，为我们认识利润率规律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内涵。

（四）货币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详细论述了货币的起源、价值、功能和循环问题。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并没有被重视和研究。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面对经济滞涨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产生了新的研究兴趣，研究成果丰硕。其中，以法国的德布朗霍夫（De Brunhoff）、狄拉德（Dillard）、波林（Pol-lin）、克罗蒂与戈尔斯坦（Crotty & Goldstein）、巴兰与斯威齐（Baran &Sweezy）等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制度理论、内生货币理论、投资理论和通货膨胀理论等方面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狄拉德（Dillard）比较分析了凡勃仑、凯恩斯和明斯基等人的货币理论思想，提出了马克思的货币制度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货币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货币制度是与生产相互结合的制度，货币经济的核心是现代企业制度；货币制度是一种私有产权制度，也是一种垄断性的制度安排。波林（Pollin）、莫罗（Mollo）等提出了马克思的内生货币理论，认为货币是伴随商品的出现而出现的，它是内生于商品生产的社会经济关系中的，而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M则是由商品交易量q、商品的平均价格p、总产量Y等决定的，用公式表示为M=pY/q。克罗蒂和戈尔斯坦（Crotty & Goldstein）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外部融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金融脆弱性等理论假设下，利用厂商行为理论建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投资模型，并认为被迫式竞争使厂商增加投资，过高的财务杠杠率会增加金融风险，导致长期资本积累率下降。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主要发展了三类通货膨胀理论：垄断资本通货膨胀理论、冲突型通货膨胀理论和多余货币通货膨胀理论：巴兰与斯威齐（Baran &Sweezy）等提出并发展了垄断资本通货膨胀理论，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为了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社会保障政策和促进就业与企业创新的战略等，政府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来完成上述目标。在税收无法满足筹资要求的时候，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会导致爬行式的通货膨胀。波迪与克罗蒂（Boddy & Crotty）等提出的冲突型通货膨胀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分配冲突是通货膨胀的主要来源，这种通货膨胀是利益分配需求量、价格和工资变动频率以及资本利用率等的正函数，是劳动生产率的负函数，且这种利益冲突性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惯性。萨德-费洛（Saad Filho）等提出的多余货币通货膨胀理论则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产阶级为了解决产出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而实施的一些政策措施会使流通中的货币量和产出价值量之间产生差异，而这种差异可能会导致货币多余，产生货币贬值，引发通货膨胀。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从货币制度、内生货币、投资和通货膨胀等方面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扩大了货币理论研究的范围，引入了新的方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西方学者在发展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的时候，更多地借鉴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如货币数量理论、托宾的Q理论等，有些偏离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本来内涵。不过，作为理论发展的尝试，这些研究方法和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五）经济危机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从货币、信用扩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多个方面论述了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生产过剩、消费不足、比例失调、利润率下降等角度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英国学者克拉克（2011）总结了考茨基、卢森堡、希法亭和斯威齐等对经济危机的论述：考茨基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长期生产过剩危机，一方面资本家无限度地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工人的工资却不断受到挤压，相对过剩人口大量出现，限制了工人消费，最终导致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扩展的动力不是来自生产，而是来自消费，消费不足是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原因。因此，资本主义为了解决消费问题，不仅会在资本主义体系内扩展消费，也会通过国际贸易和殖民扩展在资本主义体系以外寻找新的需求。希法亭则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互融合，逐步控制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这一阶段，固定资本的重要性逐渐增加，且长时间占用大量资本，降低了资本的流行性，降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灵活性。这种资本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比例失调是产生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斯威齐则认为消费不足和比例失调论并不能真正解释资本主义危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多是与利润率下降这一规律联系在一起的。

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不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从新的视角来阐述经济危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代危机理论是SSA的经济危机理论和法国调节学派的危机理论。

（1）SSA的经济危机理论。SSA理论（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即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最早是由戈登、爱德华兹和瑞克（Gordon, Ed-wards & Reich）等提出的。戈登认为资本主义的积累需要一定的制度结构：积累的主体、积累的动力、积累的系统性条件，以及单个资本积累的条件。SSA理论的实质是长周期的经济危机理论，主要被用来解释大萧条和二战以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为什么会出现大繁荣和滞涨。SSA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影响资本主义经济长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因素就是影响资本主义积累的各类制度。哪些制度结构会影响资本主义的积累呢？这些结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和国外等多个方面。资本主义积累的制度结构具有连贯性和持久性，好的制度结构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发展，坏的制度结构则会造成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或萧条。长期来看，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就是积累的制度结构发生变迁的结果。有学者利用SSA理论详细比较了不同制度结构下美国的经济发展绩效。如科茨（Kotz）比较了美国二战后和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资本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果，提出了管制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分别对应管制的积累结构和自由的积累结构。科茨认为在管制资本主义阶段，主要是大萧条和二战以后，国家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劳资合作程度高，工人通过工会可以争取到较好的工资待遇；企业之间的竞争适度，企业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承认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经济作用。相反，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停滞后，新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此时，新自由主义者反对国家干预，削弱工会的利润，鼓励过度竞争，认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会给企业等主体的经济活动带来损失。

（2）法国调节学派的危机理论。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和SSA理论基本上是在大体相同的时代提出的。阿格列塔（Aglietta）最先提出了调节理论（Regulation Theory），随后利派逖（Lipiet）和博伊尔（Boyer）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理论。调节学派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是积累体制发展的结果，每一个积累体制都对应一些对积累过程起作用的调节模式。比如，调节学派认为“福特制”是二战后资本主义积累的主要模式，其中“福特制”主要依赖流水线生产，依赖工人阶级的大众性消费。调节学派的学者认为存在三种积累的体制，第一类是通过增加劳动时间和劳动力供给进行积累的外延扩大型积累体制，第二类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工人阶级等大众大规模消费而进行的内涵式积累体制，第三类也是通过劳动过程变化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但是不包括大众大规模消费的内在积累体制。美国和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不同的积累体制，故其结果也是不同的。调节学派的学者非常重视对阶级危机的分析，他们认为第二种积累体制会引发资本主义危机。因为，当生产率不断提高后，产品极大丰富了，资本家只注重提高投资于固定资产，对工人工资实行抑制，工人的工资没有随着劳动生产率实现同步上涨，结果会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但是整个社会的消费不足，出现产能过剩，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旦危机出现，就说明资本主义现行的调节方式出现了问题，需要建立以新的劳动关系和劳动组织为内容的新的调节方式和积累方式。

在继承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危机理论的同时，一些学者发展出了新的危机理论，如SSA理论和法国调节学派的危机理论。这些理论拓展了经济危机理论的范围，也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是值得肯定的。面对新时期资本主义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内涵的变化性，仍然需要不断的理论创新。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来解读新金融危机，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六）经济正义

1971年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批判了功利主义正义观和直觉主义正义观，提出正义即公平的正义原则。罗尔斯的正义观点引发了西方政治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等社会科学家对正义问题的讨论。其中，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整理马克思的文献，梳理出了与“正义”相关的论述，做出了新的解读，提出了“交易正义”“产品分配正义”“生产资料的分配正义”“生产正义”“权利正义”等正义原则。Wood （1972）提出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交易正义”理论，认为虽然马克思没有对正义做出完整而清晰的解释，但是其文献中对交易正义时有论述。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写道：“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可见，Wood将马克思的正义理解为以所有权为基础，建立在强制性法律约束基础上的交易正义，而交易正义的合理性来源于交易与生产方式的一致性。Husami（1978）对Wood（1972）的交易正义提出了质疑，认为马克思的经济正义原则是关于产品分配正义的。他认为马克思的正义原则具有阶级性，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个正义标准去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模式，而无产阶级的正义原则具体体现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出的“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中。Peffer（1990）关于马克思经济正义原则的分析和Husami（1978）的论述具有相似性，支持产品分配的正义原则。他还继承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批判中提出的按劳动分配和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并进一步细化了这些原则。Cohen（1981）基于自然权利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生产方式严重侵蚀了人们的自然权利，因此资本主义具有非正义性。要重构经济正义，就需要破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实现所有权的共有。Nielsen（1988）批判了Wood（1972）等的正义思想，将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从分配领域扩展到了生产领域。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体制下，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资本家却无偿占有了剩余价值。这说明在生产过程中存在剥削，这是非正义的。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正义原则，其中的路径之一就是建立生产过程正义。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只有建立了生产过程正义，才能实现产品分配的正义。要建立生产过程正义，就需要将生产者和生产条件结合起来。Roemer（1988）提出了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不平等是产生资本主义剥削和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因此实现生产资料的分配正义是实现马克思经济正义的关键。

罗尔斯等从自由主义出发提出了“公平及正义”，虽然比功利主义正义和直觉主义正义更具有新颖性，但是其正义仍然是在资本主义既定的制度背景下对正义定义和内涵的重新解释。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交易”“产品分配”“生产资料的分配”“生产”和“权利”等角度来解释和扩展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和不平等，既丰富了马克思的经济正义理论，也为我们理解正义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 非传统问题研究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并没有重点论述生态问题。不过，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寻找马克思和恩格斯等著作中有关生态问题的论述，试图建立起马克思生态主义体系。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本·阿格尔（Ben Agger）、威廉·莱易斯（William Leiss）。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仅仅会由于生产相对过剩和消费不足而产生经济危机，而且会由于过度发展生产力，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而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导致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已经是继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需要面对的第二大危机。奥康纳曾论述到“对劳动的剥削以及资本的自我扩张的过程、国家对生产条件的供应的管理、围绕着资本对生产条件的利用与滥用而进行的社会斗争等问题”。可见，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将研究的重点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重构，转移到了对生产条件的重构，尤其是对生态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为了使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立论具有坚实的马克思理论的支持，以柏克特（Burkett）为代表的学者从劳动二重性入手，重新阐述了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柏克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可以解释为：具体劳动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是物质和资源等转化的结果，体现的应该是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而抽象劳动创造的价值，体现的则是资本家、工人阶级的社会关系，由此可以将自然与社会、自然规律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

生态马克思主义注重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态问题，从不同的视角来阐述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关的解决之道。这对于解决工业化过程中，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生态马克思主义也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外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二）女权马克思主义

女权马克思主义可以看作马克思的权利和阶级理论在女权领域进一步拓展的结果。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女权马克思主义者是美国的凯瑟林·吉布森和澳大利亚的朱莉·格雷汉姆，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权主义批判》中她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观点，利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从女权主义的视角来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女权马克思主义者追求性别平等，要求实现妇女的解放。在此过程中，她们从阶级压迫和解放、私有制中家庭和婚姻的演变、生育劳动等视角，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阐述和解释“性别盲点”问题。“性别盲点”是由朱丽叶·米切尔提出的，她认为人们对性别问题的研究缺少重视，使这一领域成了“沉默的一角”。女权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阶级、平等、权利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引用和重新解读，来探讨妇女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同时探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图寻找到性别平等和妇女进一步解放的途径，同时使妇女逐步摆脱传统家庭带来的束缚，逐渐进入职业领域，在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女权马克思主义者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在“性别视域”中找寻女性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来挑战传统的男权社会，追求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从人类发展和进步的角度来看，追求权利平等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女权主义者宣言的一些过激的言论确实值得慎重思考。

三 简要评论

纵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可以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新特点：（1）研究的主题和范围拓宽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以及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不仅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问题，如价格—价值转形、资本循环、劳动过程和剥削、利润率下降、货币与信用、金融危机等，还研究生态、女权、种族等问题。（2）研究的方法更加多元化。学者们不仅利用文本分析、文献梳理以及历史分析法，还不断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数学和计量工具的使用使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更加“现代化”了。（3）理论的逻辑性和现实的批判性意味越来越浓。为了应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粗线条经济学”的批评，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利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开始构建具有微观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对现实社会的审视和批判也越来越强烈。（4）宽视角和跨学科视域正在形成。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从其他学科视角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生物学视角、演化经济学视角、社会人口学视角等。（5）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沟通和联系越来越密切。尤其是，一些学者比较分析了凯恩斯、熊彼特、明斯基等人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异同。另外，一些学者还致力于比较、分析和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虽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一些丰硕的成果，但是其被逐渐边缘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最辉煌的时代之一。那时候在美国等国家主流经济学杂志上都可以看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应用的文章，甚至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大经济学家也加入了发展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行列。不过，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一样，陷入了低谷。以美国为例，很多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转而研究其他经济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论文发表杂志也越来越少，目前仅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和Science & Society等少数几本专业杂志发表相关论文。不过，在美国等国家，还是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他们既研究传统问题，也从空间地理、主流经济学等领域寻找理论工具和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一直在构建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如果构建成功，这将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进步。另外，一些不发达国家的学者和留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热情与日俱增。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受到了质疑，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经济学派又开始逐步“活跃”起来。笔者坚信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定会走过曲折，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新进展和主要特征

吴垠

从2010年迄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适应这一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本部分拟对近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新进展及其特征做出概括。

一 从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近几年的新进展依然可以用孟捷（2013）的“创造性转化”一词来概括，相关学者的观点概括如下

孟捷（2013）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这个命题的提出，从根本上说，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普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除非在自身的范式内进行一些大的“手术”，否则不足以解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以及相关联的一些重大问题。不少新马克思主义派（简称“新马派”）经济学家在根本立场上是一致的，一方面拒斥历史已经终结的谬论，另一方面坚信发展某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以下4个方面的问题——（1）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市场经济实现协调的可能性；（2）如何系统地阐明市场经济与创新在制度上的联系；（3）如何解释市场经济制度的多样性；（4）如何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态主义相结合的问题——成为孟捷所指出近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造性转化的新进展及研究方向。

显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发展或曰“创造性转化”，离不开对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难点问题的深入分析。对此，程恩富（2013）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主要围绕党的十八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析，主要在①关于基本经济制度、②关于财富和收入的分配、③关于（市场和政府，本报告作者注）双重经济调节和④关于经济开放模式等方面开展了一些新研究，得到了一些新观点。

从全球视角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来看，李慎明（2012）认为，要取得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进展，必须有效地揭示与分析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和出路。他指出，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暗示的危机爆发原理，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信息革命领衔的新的高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极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在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使生产社会化甚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的矛盾加剧的必然结果。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即信息经济的迅猛发展，极有可能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新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大发展的最新工具。李扬（2012）则认为，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出发，才能透彻认识当前有关国家资本主义的热点讨论，认识到中国的崛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胜利，而非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需要认识到：第一，西方学者批评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获得不公平竞争优势，是发达经济体在优势被打破之后想的一个新招，这其实反映了国际竞争格局的新变化。第二，西方学者批评中国搞国家资本主义是没有道理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非常模糊，从讨论集中的领域来看，主要是说政府和市场关系。但无论是资本主义初始阶段，还是二战后的凯恩斯主义时期，都带着浓厚的国家资本主义色彩；即便是20世纪80年代后当新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时，国家资本主义在国际领域中的表现依然非常突出。第三，中国崛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胜利。西方学者现在攻击国家资本主义，无非是看中国崛起心里不舒服。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还非要把中国的成就说成是资本主义的。

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离不开最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对此，刘灿（2013）指出，中国经济学教育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中国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贯彻于人才培养的环节之中，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体系，这关系到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通过人才培养才能更好地把中国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和传递下去。这个教学体系包括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向、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学术训练方法、学生的科研方向即他们的选题（这里主要指硕士博士特别是博士研究生）。如果我们这一批学者在构建中国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上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没有贯彻到人才培养上，我们指导的博士生的论文在方向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离开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在话语体系上完全是西方经济学的，完全的数学化、模型化，那么我们的教学体系是有问题的。需要对①经济学学科基础教育和课程设置、②学术训练和科学研究、③社会实践、④学术开放和学术交流展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设置，努力发出我们的声音。

概而言之，正如张宇、邱海平（2012）所指出的那样，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努力完善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充分反映我国的基本制度、发展道路、历史经验和核心价值，探索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路径，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要特别注重：（1）学习和研究经典著作；（2）出版和再版一批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3）超越金融危机的表面，更多地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发展阶段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历史走向；（4）深入认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4）不再局限于我国收入差距扩大这一现象，而是深入探讨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以及我国较大的收入差距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5）更加重视研究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整体结构，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以及从基本制度、经济体制、发展道路、转型方式和经济全球化等多个视角概括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特征；等等。

二 从一些具体的研究创新领域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近几年新进展的主要观点如下

1．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创新观点

何秉孟（2014）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取代此前的“基础性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对这一理论创新必须准确解读。真理再多迈出一步，就成谬误。这一点用在理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问题上十分恰当。“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之间是有边界的。如果我们不注意划清边界，准确地拿捏好、掌握好分寸，多迈出一步，就会堕入新自由主义的万丈深渊，就有可能犯颠覆性的历史性错误。

郭占恒（2014）指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需要做到：第一，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二，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第三，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保证各经济主体平等参与竞争；第四，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

高尚全（2013）指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一，要求市场资源要素的流转和聚集由市场的价值规律主导，并要剔除其中不良垄断和过度行政管制等人为设置的限制市场资源要素流动的各种障碍；第二，要求市场主体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第三，发挥市场在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准确定位宏观调控；第四，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明晰政府与市场的不同职能；第五，必须加强政府公共服务；第六，必须以建设法治政府为导向，落实放权、限权、分权。

2．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平台从一维转向三维的创新观点

李欣广（2012）指出，经济学研究平台的维度问题是经济学形态的问题。自从经济学科产生以来，经济学形态发展就经历了一维→二维→三维的阶段性过程，反映了经济学形态的多样性变化。所谓“维度”，就是指学科的研究平台所依托的系统。大多数经济学科属于一维形态，就是指该学科的研究依托经济系统这一维，这是经济学最早产生的形态。三维经济学形态是指以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为研究平台综合研究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全面建设富裕、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使命，需要将经济学形态从一维转变成三维。科学发展观对此形态转换给出了理论指导与精神动力。这一转换途径有：学科范畴上从一维转向三维；研究前提上构建跨越三个系统的“广义社会人”概念；透过三维系统中的事物来研究经济规律；理论应用上包含经济、社会、生态各领域的综合性措施；研究方法上三个系统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混合使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使命的拓展，需要运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这一理论研究方法，从“一维”转向“三维”。李萍等（2012）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指出，检视和比较中西方关于生态价值问题的研究文献，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并将其引申扩展到探索生态价值的致思路径是：沿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线索，从经济系统、生态系统和生态经济系统考察商品总价值、生态总价值和商品价值总量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数量变化关系。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由低到高的提升，商品总价值、生态总价值和商品价值总量三者之间呈现由同向递增变动到无序变动、再到更高层次的同向递增变动的趋势。在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生态问题的状况下，重新认识和理解生态价值问题，将有利于改变当前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过度单一的局面，有利于转变人们对自然生态资源、生态环境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的传统发展理念，有利于有效推动自然资源定价和参与市场化治理，并为其提供理论基础，从而使自然生态环境能够被科学、合理、协调、可持续地开发和利用。

3．关于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观点

武剑、林金忠（2013）指出，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是近十余年来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理论进展。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此阶段研究侧重于从马克思著作里追溯并解析概念，即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思想体系应用到资本主义世界地理空间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方面；第二阶段从80年代初一直延续至今，在这一阶段，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单方面地从马克思理论中汲取营养，而是在继承了马克思理论批判精神的同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需要地理空间的某些理论支持。据此，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发展不再放在挖掘马克思的哪些理论可直接应用到城市空间、区域发展中，而是用空间知识和方法对马克思的有关论述进行再解释、再构造，以弥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忽略空间因素的不足。在上述两个发展阶段中，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列斐伏尔、卡斯特尔、哈维、苏贾等。这些学者虽然研究视角和理论侧重点各自有所不同，但都遵循一些基本的共同研究范式：第一，认为城市的兴衰基于竞争性的资本主义机制，而不是一个自然的生态学过程；第二，城市、区域的空间位置是固定不变的，但资本是流动的，因此地理空间的发展必须顺应资本流动的规则；第三，主张将空间维度纳入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使之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经典代表理论有：空间生产理论、空间集体消费理论、空间不平衡发展理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站在整个社会历史的高度，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空间的生产、消费、分配问题，属于宏观维度。西方新古典空间经济学则是在具体历史和社会背景下，运用精致的数理模型去探寻空间演化的细微机理，属于微观维度。这两种不同维度的理论可以解释空间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同问题。如果能将两种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消除原来只用单一维度看问题的方法，就能够为我国的空间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全面的理论视角。

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主要有三大贡献：第一，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从时间维度拓展到了空间维度，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从原来的“劳动力—资本”二位一体上升到“土地—劳动力—资本”三位一体的高度，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将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里的空间思维反过来扩展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使之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方法论，极大地增强了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解释能力。第三，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能更具有批判精神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并能不教条地将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述奉为唯我独尊的理论，对国际上有关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不再贴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类标签来加以区别。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开放地吸收国际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念，才能更加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蓬勃发展。

4．关于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国民收入报酬的创新观点

杨智恒（2012）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于劳动产权概念，在收入分配领域提出了按劳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实质是一种劳动激励，其前提是必须实现劳动力价值的足额补偿。国民收入实行按劳分配，具有正当性。不过，按劳分配原则并不完善，其在企业亏损承担和资本参与收入分配现实原因方面的理论阐释不足导致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原则的产生。以资本承担不确定性建立起来的合理性原则是片面的，需要批判；以资本和劳动的基本分工事实建立起来的现实性原则说明了资本的作用和价值，实现了资本和劳动的统一。按照现实性原则思路展开国民收入分配问题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更进一步，冯志轩（2012）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劳动报酬占比时存在问题和缺陷，并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析这一问题时的思路，给出了探讨劳动报酬占比的替代性的指标和方法，利用这一指标重新分析了中国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动趋势，认为中国劳动报酬占比在2002年之前呈现上升趋势，2002年之后开始经历剧烈的下降；同时对比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的这一指标，认为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剧烈下降与国际整体环境相关。而乔晓楠等（2012）遴选了15个国家（地区）作为样本，比较了它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与教训，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对其进行了分析，并基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提出了以下改善收入分配的对策建议：第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避免过度城市化；第二，减小对出口的依赖，扩大内需，避免过度消费挤压储蓄；第三，以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第四，控制货币供应量，保持物价水平稳定。

5．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观点

贾厚明（2013）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要解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经济学一般理论、西方经济理论之间的关系，回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只有努力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体系，才能最终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指导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与价值。蒋南平、崔祥龙（2013）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成果是否具有普适性的问题，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和多种理论误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成果必须具有普适性，才能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任何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土化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成果是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普适性是一项重要标准。黄莹、林金忠（2012）也指出，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即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欧美、日本以及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同时，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研究范式反过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当代欧美、日本的马克思经济学发展路径和成功经验表明，中国当代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与创新，关键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基本理论观点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合乎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和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同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下，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分，亦包括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对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批判与否定。

6．关于围绕劳动力商品命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创新观点

张旭、常庆欣（2013）指出，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影响日益加深。而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批判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经济主义倾向时，把对劳动力商品概念的批判作为核心，这种批判是建立在对马克思劳动力商品概念的错误理解之上的。通过对后马克思主义劳动力商品概念批判的反批判，才能真正理解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联系与差别。

孟捷、李怡乐（2013）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劳动力商品化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应辨析劳动力商品化与无产阶级化在概念上的区别和联系。在此基础上，他们从五个主要的方面概述了改革以来劳动力商品化以及雇佣关系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不同制度因素之于劳动力商品化或去商品化的影响。最后简略地回顾了近年来针对劳工的社会保护运动的崛起，以及以波兰尼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框架之于中国经验的适用性。他们指出：首先，劳动力作为“虚构商品”，其商品化的程度可谓直接反映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发展程度。我们需要定性和定量地分析这种波兰尼眼中的“虚构商品”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有哪些制度因素提升了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又有哪些制度因素限制了其商品化。其次，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严重不平衡，造成了劳动力商品化过程中的一系列结构性差异，换言之，在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身份之间，劳动力的商品化程度是各不相同的，这又影响到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最后，在由政府主导和调控的向市场化的转型中，社会保护运动如何被压制，又如何因应各种社会矛盾而展开，决定性地影响着劳动力商品化的长期变化趋势。

7．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观点

许丹等（2014）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观点。他们认为，《手稿》中的文化思想所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特质，使其区分了以往的一切文化史观，在文化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凿空拓荒的意义，是历史唯物主义文化理论的诞生地和秘密。《手稿》（1）确立了马克思文化思想的自然存在前提；（2）确立了马克思文化思想的逻辑起点：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文化是劳动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3）提出了文化异化的扬弃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人的自觉意识觉醒，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发挥，人的文化特性得到全面发展，是人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是人道主义的实现。

沈妉（2013）提出：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思想对城乡文化统筹发展有重要的启示，是对上述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在中国经济领域的具体分析。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城乡关系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批判地吸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学者关于城乡关系和发展的观点，在肯定了城市的出现、城乡功能分离的合理性、必然性和进步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城乡融合的思想。而城乡文化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这对我们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李震（2011）对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从科技生产力到文化生产力的变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并以此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综合国力的全面增长和文明程度的整体提升，在理论上合理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实质上已经将文化当作一种重要的生产力。作为生产力，文化与科技有着明显的区别。科技在本质上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公器。而文化既不是工具，也不是公器。而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种群共同遵守的约定，可以说是一种公约。科技不具备意识形态属性，而文化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因此，文化是一种与科技完全不同的生产力，它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产工具，也是生产者本身的一部分。这是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新性、人才支撑、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等方面阐发了文化这一生产力的基本属性。这些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实步伐和创新能力。

8．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研究的创新观点

胡培兆（2013）指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经济学界没有理由奉当代西方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再甘愿做它的小学生；相反，应当在创建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中国经济学中堂堂正正地做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学者。政治经济学在我国衰落，主要责任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没能紧跟时代潮流，而习惯于固步自封，著作缺乏时代感。创新是灵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只要顺应浩浩荡荡的改革开放大潮，奋勇进入理论前沿阵地，努力开拓、创新，夺取理论制高点，发挥理论创新的先进性和权威性的引领作用，就必定能坚守住主流地位。

洪银兴（2012）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体现在其时代化和创新的过程中。马克思创立的经济学所阐述的未来社会基本特征或基本规定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起着指导作用，但仍然需要我们根据具体实践进行理论创新。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马克思当时预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与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存在较大差别。尤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实践中不能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的一些具体论述；另一方面，马克思只论述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而没有也不可能具体阐述未来社会的经济体制。我们在现实中发展和创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代化的过程。

关柏春（2012）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具体而言，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是要揭示现实社会的本质关系，要防止把它引导到“应用化”“数学化”的方向，引导到“应用研究”“政策研究”的方向上去的做法。需要解决三大理论难题，第一，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出发证明劳动具有商品的性质；第二，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所得利息属于剥削收入，那么，社会主义劳动者所得利息是什么性质呢？第三，如何解释经营者与劳动者相互需要、相互依赖、互利双赢的过程，如何解释这种新的劳资关系？关柏春认为，解决了上述三个理论难题，也就找到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路径。而只有经过理论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能由革命的经济学转变成建设的经济学，才能摆脱被边缘化的状况，迎来辉煌的新生。

何自力（2010）指出，阶级性、实践性、历史性和价值导向性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独特品质，它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科学的经济分析体系。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和基本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它不应该也不可能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发挥主导作用。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必须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

三 近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呈现出的主要特征

1．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际，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明确定位，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规范化、中国化研究找到了新的着力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进程将继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贡献力量。表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将继续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为基础，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市场经济的实质与特征、国有经济的地位与作用、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和形式、社会主义条件下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与对外开放的战略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等问题，分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具体表现，以及政府作用的不同定位。这些讨论将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

2．批判性地研究和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特征在这一时期表现在：（1）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并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创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2）对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批判性研究和借鉴。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的比较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理论研究的两个最重要的专题。例如，关于价值转形、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的关系以及利润率下降等具体的热点问题，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或多或少都引入了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加以深入研究，这些都是有新意的研究方式。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西方经济学的大规模引入和海归经济学者的增多，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力量在我国逐渐加强，两大理论体系的比较研究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讨论的主题有：两大理论体系的区别与联系；研究方法以及相关理论的比较；西方经济学的可借鉴之处等。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注重历史的、本质的、规范的和质的分析；西方经济学注重现状的、现象的、实证的和量的分析。要全面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必须把它们的历史和现状、本质和现象、规范和实证、质和量的分析综合起来。因此，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导地位的同时，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只有把两种理论中有利于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积极因素综合起来，并用以指导实践，才能使社会主义经济更好地健康发展。关于如何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问题：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缺陷及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深刻反思；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必要性、创新路径的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创新及研究范式的重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

多数学者认为，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时代是工业化初期。当今人类进入工业化后期，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也具有历史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否创新，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同时必须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这种分析范式、理论框架或方法论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品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3．逐步摆脱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方法，积极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创造性转化”

韩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金炯基（2013）的观点颇具新意。他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是永恒的，但也有其局限性，需要尝试融合多种方法论，大幅创新研究范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创新的议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革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计划。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规划主要包括：（1）应发展一种可以综合确认人类作为社会关系的整体和社会关系的自主主体的方法论；（2）找到特定的可以综合识别集体斗争和个人选择这两个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的方法，来阐明微观经济现象和宏观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3）应该在“复杂劳动—使用价值—价值—剩余价值”而非“简单劳动—价值—剩余价值”关系的基础之上，分析资本主义；（4）应该阐明“再生产—生产—消费”循环中的关系；（5）创建一种能够充分认识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的方法论，对资本主义替代模式的发展能提供有效的政策指导；（6）需要创建一种能够阐明“使用价值—熵—生态系统”的关系的方法，从而有助于克服生态危机。

显然，进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新阶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力度应当更大、更明确。应当指出，必须把原有的以苏联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和以新古典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杂糅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双轨制研究思路彻底抛弃，找到不回避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矛盾，且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趋势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研究范式。

新范式的基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但须在研究内容和思路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全方位地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不能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视为一般和永恒的范畴与“洋教条”，也不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既有成果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应发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其次，应进一步重视结构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数理分析方法等超越从传统抽样到具体逻辑演绎的研究方法，不拘一格地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水平。最后，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还应当遵循以下三条基本原则：一是以马克思经典范式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硬核”，即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信念与价值观，基于唯物辩证法科学方法论的分析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与基本原理；二是以现代经济社会问题为导向，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三是以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成果为借鉴，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范式。

2010～2013年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

李怡乐

近三年来，面对国内外经济和社会形势复杂而迅速的变化，我国政治经济学界的研究不仅直面最前沿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也积极展开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和交流，在理论与方法两个层面寻找突破。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得到了极大拓宽，研究方法获得了即时更新，针对具体问题在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实践意义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在本部分中，我们将介绍2010～2013我国政治经济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梳理研究者们在各个具体问题上提出的最新观点，以期展现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新智慧，促进学界同人们的相互交流。

一 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一）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面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愈加复杂的劳动分工，我们如何利用劳动价值论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在价值创造和实现过程中的作用，是政治经济学长期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挑战。近年来我国学者围绕这一问题也进行了更为具体和与时俱进的研究。

（1）“广义价值论”之争。表现之一是围绕着“广义价值论”的研究、争论和批判。蔡继明（2010）吸收新古典和斯拉法的价值理论，对“广义价值论”作了进一步阐发；蔡继明、李亚鹏（2011）继续对基于劳动异质性的广义价值论进行表述，并从劳动异质性的角度对劳动价值论，以及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折算作了新的解释。王小军（2012）则对“广义价值论”进行了批评，认为价值由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的观点是错误的，是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等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格均衡论，将供求引入了价值决定。陈文通（2013）认为不能将劳动价值论拓宽，拓宽的实质是将一切社会关系视为商品交换关系，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实践意义。与此同时，何炼成（2010）结合科技革命的新形势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劳动的认识。鲁品越、桂徽（2010）尝试构筑了创新型劳动的价值创造模型。杨戈和杨玉生（2010）强调了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对于认识价值扩张、资本积累、政府干预分配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趋势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2）价值到价格的转形问题。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如何处理好理论上价值到价格的转化以及现实中价值与价格的关系，是学界长期致力于研究的问题。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国学者继续在“转形问题”上展开讨论，做出了更多精细化的研究。荣兆梓（2009）批评了西方经济学对劳动价值论内涵的误解导致萨缪尔森在推倒转形公式时使用了不恰当的劳动消耗系数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丁堡骏（2010）认为将再生产平衡作为转形研究的基本条件是不正确的，应将平均利润公式作为转形分析的不变性方程。冯金华（2010）在对既有转形模型进行审视的基础上质疑了转形问题本身是否存在。10张忠任（2012）从转形问题出发，分析了供求因素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提出决定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始终是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余斌（2013）剖析了斯蒂德曼联合生产研究中的三个根本性错误，并且针对斯蒂德曼所举的数值例子，给出了更符合马克思原意的纠正性解答。王今朝、龙斧（2012）探讨了劳动价值论作为价格决定性理论的基础。区别了应然价格和实然价格（即市场价格），在一一映射和利润率相等的假设下，证明了应然价格应该是价值的截距为0的仿射变换。由价值所决定的应然价格应该成为衡量任何一个社会实然价格合理性的标尺，劳动价值论可以成为中国未来进行价格管理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

（3）价值量的决定问题。有关商品价值量的决定问题也在近年间引起了学者们一轮热烈的讨论。李炳炎（2010）分析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四种含义，并重新探讨了商品价值量的决定规律。冯金华（2013）证明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基本原理同时适用于单一生产和联合生产，只要所涉及的联合产品都是稀缺的有用物品，则它们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或单位价值量都将大于零。

2011年之后关于“成正比”的理论研讨正式展开。“成正比”理论是指劳动生产率和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量成正比的理论。孟捷（2011）梳理了成正比理论的核心观点，包括：（1）在商品按价值出售的前提下，把生产率进步带来的超额剩余价值归因于单位时间创造了更多价值；（2）成正比规律与成反比规律并不矛盾，成正比是以成反比为前提的，两者是由同一原因带来的同时并存的规律；（3）成正比规律不仅存在于个别企业的层面，还可在一定条件下推广到部门和国民经济的层次。

对“成正比”持支持意见的观点和论证主要有：张忠任（2011）讨论了三个看似矛盾的命题：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正比，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率成反比。并在此基础上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了解释。孟捷（2011）在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论证了价值创造中劳动和资本可能存在的正和关系。在工人技能长期提升的历史趋势背景下论证了劳动生产率与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量成正比的理论，将其运用于分析以技术变革和劳动复杂程度提高为基础的价值形成过程，与正和关系成立的条件。朱殊洋（2013）对程恩富教授“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假说进行了数理验证，认为劳动生产率和价值量之间存在正比关系，探讨了劳动复杂度与价值、劳动复杂度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对形成价值的劳动的概念进行了扩展。

对“成正比”持反对意见的论证主要有：余斌、沈尤佳（2011, 2012）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当中，重新梳理了“有效劳动系数”“价值转换”等术语的含义，并且认为社会生产率水平与劳动强度、劳动复杂程度没有直接的关系。王朝科、郭凤芝（2012）重新提出了在“同一部门”“同一劳动”“同一时间”的假定下，在遵循“商品的价值与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的定理下，“成反比”理论必然成立的结论。质疑了“成正比”理论的存在性。冯金华（2012）批评“成正比”理论混淆了社会必要劳动和有效劳动，并把后者当成了决定价值的劳动；混淆了劳动量的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以及二者对单位商品价值量的不同影响。“成正比”的推论过程违背了劳动价值论本身。白瑞雪、白暴力（2012）构造的模型显示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会出现使用价值与价值、价格和价值的对立运动，使用价值会增加，而价值会减少，商品价值会降低，而价格会提高。

（4）劳动价值论的其他研究。针对劳动价值论的方法论意义、劳动价值论中核心概念的释义以及价值函数的构建等问题，政治经济学界的学者们也做出了许多创新性的研究。裴宏（2012）分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分析起点”和“逻辑结构”，并结合一定的思想史素材，论证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包含着“实体”和“形式”的对偶，并在这个观点下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解释。许光伟（2013）对裴宏的研究进行了点评和深化，提出真正含义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实践态的历史理论，一是归根到底要指向真实对象——历史生产；二是它形成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具体方式是将理论和认识始终看作“被生产的”，服从一个总的认识对象范畴——生产关系。

刘召峰（2013）以“劳动的耗费、凝结与社会证成”为中心线索，对价值的概念、生产劳动的三重含义、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价值转形”中的真实问题和理解误区做出了有益的诠释和解读。王朝科（2012）总结了既有的基于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函数构造，并且提出了价值函数构造中应具有的基本共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理论是价值函数的理论基础；价值函数应同时包含价值创造和价值形成的过程；处理好价值函数和生产函数的关系。张开（2013）探讨了等量劳动互换的两种形式——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价值的实体是抽象的人类劳动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按劳分配的实体则是直接的社会一般劳动，这种差别则根源于所有制的不同。

（二）利润率问题研究

利润率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宏观研究中最为核心的指标，直接显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变化发展的特征，同时一般利润率的长期变化趋势也将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西方学者关于“一般利润率下降”所做的研究特别体现在围绕“置盐定理”展开的讨论。对此，国内学者也进行了积极深入的研究。骆桢（2010）综述了围绕置盐定理的各种争议，澄清了置盐定理与马克思的论述的本质区别，构造了符合置盐定理思想却导致一般利润率下降得以实现的“反例”，并且推倒了技术创新导致利润率下降的约束。余斌（2012）指出置盐信雄过于关注成本，以成本准则取代利润准则，使他所分析的利润率下降模型将资本的贬值归入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范畴。谢富胜、李安、朱安东（2010）的研究则基于对利润率指标的深入考察来分析现实经济体的运行，他们利用包含了劳资斗争、价值实现和有机构成三因素的利润率公式，借助美国非金融部门和金融部门利润率变化的经验数据，综合解释了利润率波动或下降的根源以及经济危机发生的机理。刘灿、韩文龙（2013）综述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利润率变化规律的研究，在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变化以外，近期研究考虑了真实工资率、劳动生产率、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变化、社会制度和冲突的积累，以及人口统计学等因素对于利润率变化的作用。

（三）虚拟经济运行规律研究

针对虚拟经济在现实经济发展中愈加突出的地位和影响，以及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带来的新特征，理论界对虚拟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研究虚拟经济现象的方法与路径以及虚拟经济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刘骏民（2011）描述了当前虚拟经济直接创造GDP，并导致美国经济中的就业岗位创造与GDP创造严重脱节的状况，这一状况使假定GDP创造与就业创造一致的经济增长理论完全脱离了美国现实经济。马克思关于资本均衡配置先于价格决定从而先于资源配置的理论为构建更符合实际的资源配置理论提供了重要启示。一个正在形成的虚拟经济研究的基础理论框架可以通过建立包括描述货币变量直接创造GDP的经济增长理论有条件地承认“货币非中性”，在客观描述虚拟经济资金配置功能和风险积聚与配置功能的基础上重建资源配置的一般均衡理论。刘晓欣（2011）利用虚拟经济的独特运行方式和资本积累的特殊方式来解释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核心经济从制造业转向金融和地产业导致了经济运行方式的改变，而价值化积累则为金融资产的膨胀、流动性膨胀以及投机活动铺平了道路。杨继国（2013）认为虚拟经济帮助实体经济部门不能正常回流的过剩资本找到了新的相对独立的运行空间，然而货币资本回流规律强行把虚拟经济领域的货币资本拉回到了它的真正起点——实体经济的货币资本。强制回流的过程也是虚拟经济条件下新型经济危机爆发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应对虚拟经济发展进程进行严格监控，保持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和有效性，避免发达国家通过虚拟经济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进行再分配。

（四）基本理论的综合拓展研究

基本理论研究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骨骼，与此同时，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解释现实前沿问题是学科自身保持活力与不断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政经学界在基本理论的现实应用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新的成果，不仅深入挖掘了理论自身的内涵，拓展了应用的范围，也为决策者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建议。

（1）资本循环和周转：社会再生产基本理论的拓展研究。任治君等（2010）运用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对利息的变动趋势和波动进行了分析。齐新宇等（2010）在马克思再生产基本模型中加入了政府部门，分析了其行为对再生产实现条件的影响。宋晓舒（2010）将研发费用引入扩大再生产模型，探讨了解决消费品过剩的途径。王朝明、李西源（2010）提出了可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总产出中用于满足公共需要方面的阐述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公共产品理论的观点。陈少克、陆跃祥（2012）提出在两大部门经济平衡模型中要加入课税因素时，必须通过全面、整体性的课税结构组合来维持平衡。面对随时会改变原有平衡的资本有机构成变化，课税结构的设置需要加入科学的自动稳定机制。

（2）地租理论和空间的生产。谢地（2012）重温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土地与住宅问题的论述和对社会主义的土地及住房制度的构想。以此为基础反思了我国在处理土地和住宅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深化土地和住宅制度改革的建议。孙秋鹏（2013）在马克思地租理论的视角内讨论了在政府征收宅基地的过程中，如何保障农户参与地租分配的权利。范瑛（2013）从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两个方面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的贡献，从城市空间批评的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朱江丽（2013）在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下，通过分析资本全球性空间生产对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及拉美地区“过度城市化”陷阱，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化道路应坚持城市群和城镇两种城市化主体形态空间协调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城市化方向。陆夏（2013）尝试了对地租理论的拓展应用。她提出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的垄断可以使劳动者获取类似地租的劳动租金收入，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劳动者薪酬福利体系的分析框架。

（3）从劳动地域分工到区域经济发展。丁任重、李标（2012）解读了马克思的劳动地域分工理论中蕴含的生产力均衡布局、协调配置、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等理论原则，在此基础上解读了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变迁的历史路径并提出了构建外向型的外围经济带、以外带内的经济走廊等政策建议。

（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竞争理论。高峰（2012），孟捷、向悦文（2012）集中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竞争理论，分析了马克思本人强调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于竞争的影响，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更多探讨的各种中间层次的制度形式对于竞争的影响。

（5）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宏观研究方法。赵峰等（2012）提出新古典和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国民账户体系很难直接用于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尝试在马克思主义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基础上，在中国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对投入产出表进行调整获得政治经济学所需要的核算数据，并以此计算了1987年以来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重要经济指标。刘小怡（2013）认为马克思事实上已经系统论述了商品市场均衡、货币市场均衡、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相互影响，这样已经构建了他自己的宏观经济模型。马克思的宏观经济模型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运用货币政策干预宏观经济运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李哲（2013）以商品、资本和信用三大要素为中心构建马克思的均衡和非均衡理论，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矛盾和社会总供求非均衡的必然性。

此外，宋树理（2013）用动态博弈模型演示了马克思关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的思想。刘坤（2013）讨论了剩余价值率和单位劳动成本之间的反比关系。保持劳动生产率不变，低工资国家的低单位劳动成本意味着高剩余价值率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取得，由此推论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输出可以提高剩余价值率，为资本带来相对剩余价值。

二 政治经济学重要概念解析

在《资本论》序言当中马克思这样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意味着对“生产方式”的正确理解是我们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几位著名学者再度就“生产方式”的概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林岗（2012）解读了“生产方式”在不同语境中的三种含义：在《资本论》中表示生产力的生产方法或劳动方式；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体的社会经济形态。高峰（2012）将“生产方式”的基本用法分为社会生产的类型或社会生产的劳动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劳动方式”，以生产力的社会化发展为基础且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塑造，同时体现劳动的技术方式和社会方式。研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吴宣恭（2013）指出，将生产方式定义为结合方式或劳动过程、劳动方式都无法说明它是独立于生产关系之外同生产力、生产关系并列而且决定生产关系的中介环节。否定政治经济学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极易导致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错误。

此外，孟捷（2013）分析了马克思的三种正义概念，并基于此探讨了资本占有剩余价值在什么意义上是不符合或符合正义的。程启智（2013）讨论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两个维度，即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沈越（2013）讨论了马恩著作中Bürger 和bourgeoisie 的译法问题。前者应为市民，后者应为资产阶级。中译者在资产阶级一种意义上理解法文和英文的bourgeoisie，并根据它与Bürger存在对应关系，误以为后者也有资产阶级的含义。这正是人们把古典市民（或中产阶级）经济学误判为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由来。

三 劳动关系研究

劳动关系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石，以劳动关系为反映人类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和社会矛盾演变的核心概念。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中，生产场所内微观层面的劳动过程转变反映了技术变革与劳资关系的相互作用，全社会角度的劳资关系变化则体现了资本积累的制度基础的演变。近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界的学者们就劳动过程、阶级问题和社会主义的和谐劳动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1）劳动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探讨。刘凤义（2012）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关系分析框架界定为“技术—制度—绩效”，由此分析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演变，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多样性问题。

（2）劳动过程的历史演变。谢富胜（2012）介绍和分析了蒙哥马利、弗里德曼和爱德华兹的劳动过程理论，展现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当中，雇佣劳动的反抗与管理策略动态互动的过程。谢富胜、周亚霆（2012）基于国外对知识管理和技能变化进行的理论和案例研究阐明了知识经济下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发生的某些新变化。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变革的实质是社会剩余价值的创造通过语言的、交际的和情感的网络采取了合作的互动性的方式。谢富胜、李钟瑾（2013）介绍了西方学者从劳动主体性出发对正统劳动过程研究的批判。这一浪潮将认同、性别、年龄、种族、公民权、国籍等问题引入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当主体性研究的视角返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考虑资本积累对资本主义当事人行为的决定性时，可以使劳动过程研究重拾理论上的连贯性。宋宪萍、孙茂竹（2013）探讨了跨国流通组织凭借资本权力关系在异质空间的销售与采购建立起的结构化的劳动控制网络，认为各种网络加剧了工人阶级的分裂和分散化。

（3）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阶级问题研究。孙寿涛（2011）指出20世纪70年发达国家工人职业结构白领化的实质是白领工人的无产阶级化。表现为白领工人在技能水平、收入、失业各方面与蓝领工人的趋同。姜辉（2011）认为阶级问题在当代面临着“后工业主义”“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新政治”和“新社会运动”的挑战，应从生产关系和权力关系的本质层面来认识和理解阶级问题和阶级关系，从民族国家范围和全球范围相结合的维度来考察当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变化发展，从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中动态考察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演变及特征。

（4）劳动者权利问题。杨晓玲（2013）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探讨了包括劳动合作与和谐发展的商品经济一般的理论。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经济权利的核心观点，关于崇尚劳动创造以及劳动者通过接受教育和训练积累人力资本的经济思想，关于生产力系统协调均衡发展的思想，以及集约化生产方式的理论等，都为我们提供了对合作、和谐劳动关系开展积极思考的理论前提。荣兆梓（2013）认为劳动平等是贯穿于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制度规则。只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平等才取得了社会价值体系的主导权，成为社会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经济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劳动平等实现程度的任务复杂而艰难。通过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能够建立起全社会范围内更高程度的劳动平等。

四 产权理论、所有制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现实中能否处理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中的相互关系、地位和作用，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能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保证市场竞争活力和增长动力的核心问题。对此，不仅需要学界在产权和所有制问题等基本理论研究中不断取得深化，也需要面对现实，针对理论和实践难题，做出有针对性的有效回答。近年来，以更全面、深入的产权理论研究为基础，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们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道路都做出了很多有益的讨论。

（1）产权理论的比较研究。吴易风、关雪凌（2010）系统梳理和比较了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和西方产权理论，在此基础上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原则和路径提出了政策指引。赵义良、王代月（2013）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产权思想的剖析重新分析了马克思产权思想的当代价值。他们提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产权思想以小私有制的存在合理性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做合理性辩护，并且回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人的异化、导致两极分化、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并不比公有制更有效率等问题。

（2）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卫兴华（2010）区分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概念，强调了非公有制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但不能被纳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当中。何干强（2013）论述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规定不能被改变，党的执政基础必须是国有经济，否则将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基础，改变整个共产党的阶级性质。同时，他还讨论了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最低限度的问题，列举并分析了反映所有制结构状况的几个统计指标，提出只有在第二、第三产业中的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中的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不低于50%，才能说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并对政府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所有制结构的统计指标和公开制度的政策建议。顾钰民（2012）分析了在生产力发展高度社会化、经济发展高度市场化的条件下，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现代形式，现代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发展，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也为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了实践依据。

（3）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量化标准。“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在学界既往的叙事中一般是被作为规范性的建议来提出的，近年来学者们对“主体地位”的量化标准到底是什么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从而使现实中在调整所有制比例关系时，有了可供参考的客观尺度。赵华荃（2012）以公有制经济在社会资产中占55%～60%为临界值，对比2003年和2008年，公有经济资产占比从55.8%下降到35.2%，认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发生动摇。郑志国（2012）则认为赵华荃的研究仅考虑了生产资料的经营性资产，是不够恰当的，应当把资源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相结合分析，这样一来，我国公有资产占社会总资产的比重达97.13%，绝不存在公有制动摇的状况。谭劲松（2012）进一步将公益性资产纳入社会总资产和公有资产的计算当中。就国有经济的控制力而言，刘越（2012）从制定行业标准、研究开发新技术、在重要行业和领域定价定产五个方面分析了何谓公有制经济的控制力标准。

（4）个人所有制问题。赵学增（2013）认为在未来社会中，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是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的前提和基础，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是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的经济权利的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差距是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和劳动者提供并经过市场承认的劳动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5）国有企业发展的理论根据。刘国光（2010）认为有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战略性部门及自然垄断产业，由公有制企业经营要比私有制企业能更好地体现国家的战略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王中保（2010）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野下，国有企业创建和发展的必要性在于实现微观经济的劳动平等和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两个层面。这与西方经济学通过国有企业弥补市场功能缺陷的定位截然不同。我国国企改革应注重将其变为真正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完善人民与国企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监督关系和利润分享关系。

（6）国有企业效率问题研究。围绕国有企业效率标准和效率问题的探讨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国有企业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应发挥的主动作用等问题都被纳入了国企的效率指标，使学界、政府和公众能够更加客观地知晓现阶段国有企业的运营状况，及其合理的改革和发展方向。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五届高层论坛围绕着“做强做优国有企业的若干重大问题”展开讨论，程恩富强调了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处于重要的主导地位。卫兴华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率讨论必须要考虑到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不仅是利润率指标。宗寒（2010, 2011）提出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不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而是为了消灭和取代旧的社会制度，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生产关系基础。进而指出对国有企业效率问题的考察要基于它作为国民经济主导在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延伸效率，而不仅仅是它的一般利润水平和产值。张晨（2011）对国有企业效率研究的结果显示，在竞争性行业中，国有工业企业与非国有工业企业在财务效率和技术效率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垄断行业中，国有工业企业具有较高的技术效率，并保持着较快的技术进步速率。张波、张益峰（2011）的研究同时考察了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指出前者的两种效率都比后者更高。赵峰、张晨、冯志轩（2012）在马克思—马格林资本积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发展的有效性需要一定的积累体制作保障。论证了国有企业的所有制优势，能够在质和量上更好地承载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积累体制的要求，是后发国家资本积累的有效的制度安排。荣兆梓（2012）认为经过30年改革，国有经济的产权制度和经营制度已发生根本转变，国有企业经济效率正逐步提高，国有经济的相对规模和产业布局渐趋合理化。与此同时，经过实证分析，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已经赶上并超过非国企。丁冰（2013）以石油行业为例佐证国有企业因“行政垄断”而导致低效率或者高利润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提出国有垄断企业的巨额利润，除受国际油价的影响外，主要是依靠企业职工和管理者的奋力拼搏、创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取得的，而不是依靠行政垄断人为地抬高价格的结果。项启源（2011）认为“国进民退”之争反映了两种改革观的交锋——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还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国有企业经营绩效提升的背景下，所谓“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职工福利过高”的言论本质上是对国有经济功能和效率的认识存在偏颇。荣兆梓（2013）讨论了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竞争关系。认为改革至今，市场环境在公、私经济间已经没有一边倒的总体倾向性。总体看来，竞争环境的差距在缩小。私营经济在市场进入和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处于劣势；国有企业则在劳动力成本、税收和非税社会负担方面处于劣势。

（7）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高粱（2010）提出垄断行业深化改革的目标是通过引进竞争和产权多元化，转变机制，增强获利，以增进社会福利和提高国家竞争力，而不是要国有经济退出这些领域。朱安东（2011）提出确定国有经济的比重应考虑保障和实现社会公平的需要。应保障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健康发展，发挥其在提供就业、保障社会福利和提供公共服务上的作用，加强政府收入再分配和转移支付的能力。蔡万焕、何干强（2012）认为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的实质是国企的私有化和外资化，任其发展的结果将是国有资产流失，收入差距加大，以及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对于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陈亮（2012）认为国有企业私有化会导致共同富裕的目标难以实现，现实可行的道路是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使之承担更多的国家和社会责任，将国企改革的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民生。

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分配关系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关系调整始终是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近年来，有关“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围绕着如何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定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分配关系，政经学界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不断在分配理论和分配实践两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1）分配理论的探讨

张俊山（2012）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与结果归结为收入因生产、流通的各种关系和社会过程的各种关系而被不同社会成员所占有、实现、分割，并在他们之间转手。在这些关系的作用下，财富由简单抽象的形式逐步转化为各种具体的收入范畴，最终形成社会生产成果的占有、分布状况。

李惠斌（2013）用洛克的劳动产权理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古典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进行修改和发展，提出了“过去的劳动”“风险劳动”和“活劳动”分别参与分享企业税后利润的财富分配理论。

赖普清、姚先国（2011）从劳动力产权强度的三个维度——个人变量、结构变量和制度变量——对中国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劳动关系显著不平衡的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只有建立和谐均衡、劳资两利的劳资关系模式才可能平衡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吴宣恭（2011）从阶级分析法的角度讨论了当前的收入分配问题。他指出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存在决定了现阶段中国依然存在阶级，也直接影响劳动者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关系，导致阶级矛盾的产生。因为当前收入分配、内需不足等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阶级分析的方法。

张敏闵（2012）认为劳动分享剩余处于资本占有剩余和劳动占有剩余间的过渡性阶段。按要素分配表现为形式上的平等，而按劳分配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才能成立，当前阶段我国提高劳动份额的实质表现为劳资重新分配剩余、平等分享剩余的过程。

（2）分配实践的难题攻关

周宇（2011）认为市场化改革不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问题。首先，按要素分配的原则会使得个体因生产要素占有的不平等状况产生收入差距。其次，竞争机制本身不能带来机会的平等。最后，市场无力防止权力对利益的谋求。程恩富、刘伟（2012）认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既是防止财富差距过大的必要条件，也是坚持按劳分配并遏制劳动份额下降势头的关键前提。李炳炎（2012）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制度——由国家、企业、工人共同分享新创造的价值。

周新城（2013）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问题进行了专题探讨。提出应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关系原理处理两极分化问题及其带来的社会矛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分配方式既有按劳分配也有按要素分配，应正确认识财产性收入，也应更加重视保障和增加劳动收入。

程恩富、胡靖春、侯和宏（2011）讨论了政府在功能收入分配和规模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当前功能收入分配中劳动份额过低，而规模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差距大。功能收入分配决定和影响规模收入分配，政府的作为可以引导这样两种分配。由此收入分配合理化的重任在于政府的作用机制。

张俊山（2012）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阶层与一定的职业活动相联系，受社会分工的限制，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使更多劳动者进入这类工作岗位缺乏可操作性，只能调节收入分配结构，使多数行业或者职业的报酬进入中等收入区间。周文、赵方（2013）认为，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并且面临着收入差距加大可能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但是只要宏观经济政策科学合理，是可以做到既有利于经济增长，又有利于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从而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

六 对2008年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讨论

马克思是最为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病理学家。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也让很多学者重新进入马克思的理论，寻找危机的内在机理和缓解办法。2010年以来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回归经典对危机理论的重新梳理与整合；经济危机深层原因的再挖掘；对导致危机的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反思和批驳；干预危机的政策和结果。

（1）危机理论的研究。刘润（2010）重新比较了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危机理论，认为马克思关于危机根源的阐述依然是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基础；而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刺激有效需求和缓解危机。杨继国（2010）提出，在马克思的增长模型中，有机构成提高时劳动者收入增速滞后带来的消费需求下降、利润率下降和投资减少是危机发生的原因。反之，如果可以让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与宏观经济保持相同增速，则可以让经济体保持稳定可持续增长。李薇辉（2010）通过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理论解读金融危机背景下各种物质利益关系的显现。例如：金融危机加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发达国家内部的利益对立；垄断资本利益至上的制度本质等。

（2）危机原因的再诠释。何秉孟（2010）认为本轮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突出表现在：经济加速金融化，金融虚拟化、泡沫化，金融资本流动与金融运作自由化，实体经济逐步空心化，劳动大众日益贫困化，国家运行基础债务化）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李慎明等（2010）从多视角对于金融危机的现状及趋势与西方思想领域的震荡及其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深远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李楠迪和任新立（2010）解释了“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即缘于实体经济内在失衡的虚拟资本市场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朱炳元（2010）认为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和金融衍生品的恶性泛滥，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机制；在金融过度泛滥的情况下，利率等信用杠杆的变动会在证券市场、银行、金融机构、金融投资者任何一个环节上出现连锁反应，从而触发金融危机。陈颖硕（2010）认为债务危机看似是金融市场出现的问题，实则是资本主义矛盾演化的产物。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了主权债务的堆积，剥夺性积累直接诱致了危机产生，金融资本的贪婪性是危机爆发的导火索。蒋永穆、杨少垒（2012）利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有关一体化的思想来解释欧债危机的发生，指出欧债危机实质上是当代资本主义一体化异化的噩梦。蒯正明、王玉（2013）提出欧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必然产物，中产阶级的地位下降动摇了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基石，而同时资本主义转嫁危机的空间缩小，使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更为突出。

（3）对引发危机的思潮和资本积累体制的批判。吴易风（2010）分析了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起因、发展轨迹和根源，提出了对西方经济学的质疑和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再认识，对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进行了分析和评论。胡乐明（2010）认为2008年以来的危机不仅是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而且是一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危机和发展方式危机。李其庆（2010）分析了新自由主义模式在经济危机中表现出的不可持续性，提出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认为在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和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双重作用下，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将遭到极大削弱。刘凤义（2010）对比分析了战后日本模式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对于日本经济的影响。前者通过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把市场经济纳入政府、企业、劳动者共同协作的创新与竞争中；后者却使日本陷入了金融泡沫破裂和经济低迷的长期阴影当中，并且加剧了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孟捷（2012）认为自1979年以来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内在矛盾通过全球化、金融化、技术革命、资产泡沫、过度消费，不断地被暂时“修复”，然而这些“修复”只是为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决定了危机爆发的最终形式。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若没有一场大规模的新技术革命或帝国主义战争，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有可能步入长期停滞的状态。黄瑾（2013）认为2007年经济危机背后新自由主义体现出的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和自由经营三大悖论，带来了发达国家就业市场和产业的空心化及金融资本与寡头政治的相互勾结，资本在实现原始积累时空穿越的同时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刘盾、袁伦渠、林玳玳（2013）认为2007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经济学的双重危机，危机的实质是新自由主义导致全球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危机预示着资本主义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范式重构，从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4）对危机调节的结果。应霄燕（2011）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每一次反经济危机的策略只能加重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主权债务危机可以被视为反危机的各种政策、措施叠加的结果。这也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落后和衰退。刘明远、乔骊竹（2012）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阐述了尊重经济波动规律、充分利用经济危机对社会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走适度宏观调控之路的必要性，并且以中国2008年以来的宏观调控为例，对过度宏观调控的实质及其后果作了分析论证。

七 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的探讨

马克思以英国经济史为背景深刻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特征和基本矛盾。马克思的文本为后人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提供了指南，然而世界历史发展的图景向我们展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不同时空中的推进和演化各具特点，并不完全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典型”相对应。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本身存在多样性，需要学者们超越对经典文本的观察和解读。与此同时，尽管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时有发生，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克服，但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具备的调节能力，却依然能够扭转危机并带来经济发展，这要求我们了解资本资本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阶段性特征，从而更加科学地把握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在继续深入探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临的矛盾和约束的同时，回答它为什么在当前依然保持技术和制度创新的能力与活力，对理论界是极富挑战性的问题。

（1）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平衡发展。高峰（2010）从资本的积累过程及其基本矛盾出发，系统地阐释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的发展与演变规律。资本主义经济在时间上的非均衡发展主要表现为不同时期的显著波动，反映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资本主义经济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发展表现为地域上发达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前者在20世纪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后者的总趋势是两类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异。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性质没有发生变化，但其面对社会化大生产的自我调节能力依然存在。李风华（2013）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内在机制进行了解释：在历史起点上，资本主义是率先在某一个地域突破然后再向其他地域扩散的；市场规模的限制无法实现所有国家和地区同时的工业化；民族国家作为重要的地域型组织也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起到了维持作用。

王南湜（2012）在剩余价值实现方式的层面重读全球化对于资本主义的意义。在卢森堡及柄谷行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存在条件，全球化意味着资本主义殖民化的全面完成，以及全球资本主义获取剩余价值的国家地区间差别性优势的逐步减弱，一旦由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不再有能力通过国家地区间的差别性优势获取超额剩余价值来缓解社会矛盾，则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时代就要无可避免地到来。故而全球化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其终局。

（2）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杨晓玲和邢华彬（2010）研究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资本垄断形式的多样化和垄断控制力的不断加强，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同时存在的加速发展和停滞趋势。何秉孟（2010）认为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滞胀”危机促使美国的金融垄断资本加速蜕变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转变。

（3）福利资本主义模式的特征和困境。裘元伦（2010），沈文玮、刘凤义（2010）分别探讨了欧洲模式相对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合理性成分和发展空间。张慧君（2011）指出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挪威在保持福利国家基本制度结构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制度改革与政策调整，试图将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两大目标有机结合。沈尤佳、张嘉佩（2013）在欧债危机和福利资本主义遭到发展困境的背景下，讨论了福利资本主义的危机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危机、资本主义财富分配制度的危机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危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高福利已经难以为继，新自由主义的财政紧缩和福利削减会更深地激化资本主义的矛盾，必须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和生产方式。

此外，刘刚等（2010）探讨了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的兴起对新兴产业、全球产品市场，以及资本主义矛盾的基本影响；陶文昭（2010）研究了温特制生产方式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发展的启示。

八 资本主义金融化问题

凭借着金融资本的形态，资本取得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表现为G-G′自行增殖的价值。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心出现了由实体部门向金融部门的长期结构性转向。资本的利润越来越多地来源于金融领域，而不是商品生产和贸易。随着金融资本的渗透，公司的控制权也从董事会逐渐转移到金融资本家手中。金融化已经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基本的经济特征。由此，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分析金融化的逻辑起源、现实表现、对资本积累的影响，以及金融化自身的变化趋势是当前学界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刘诗白（2010）对金融化的表现以及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做出了分析。他认为金融化表现在集中形成的具有市场垄断性的大金融公司对金融市场交易的控制；金融业获得更高的额外利润，成为金融垄断资本“淘金”的沃土；社会资本流入金融业及信贷、投资活动的发展，使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大提升。当代美国的资本主义不仅是垄断资本主义，而且是金融资本快速发展和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具有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

赵峰（2010）比较了美国1952～1980年、1981～2008年的有关数据，发现美国经济在宏观经济结构、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内部结构、收入分配和消费模式结构等方面均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改变，论证了1980年代后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转向。何自力、马锦生（2013）从企业治理的视角、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关系的视角以及积累模式的视角讨论了金融化的含义。提出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内部价值独立于使用价值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交换的内在矛盾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赵磊、肖斌（2013）探讨了资本积累金融化的两大成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价值增殖的悖论致使经济积累越来越依赖于金融渠道；依靠金融化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并提出，金融化不仅不能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透支消费的模式反而潜藏了更大的危机。蔡万焕（2011）认为在2008年危机后，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进行的一系列调整意味着金融化模式下的经济金融化、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进程已近终结，资本主义金融化模式已趋向结束。

九 生态问题研究

近年来，与工业化快速推进相伴随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将生态文明建设正式写进了党章。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域中，资本积累的诉求势必会超出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导致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矛盾的激化。不同于西方经济学总体上在市场机制的框架内解决环境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化解环境危机的办法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彻底批判的基础上，尝试通过超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方式来处理环境危机。

（1）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陈学明、何萍、韩欲立、郑忆石、赵卯生和杨晓芳等学者对近年来西方代表性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比较充分的介绍，使福斯特、奥康纳、阿格尔等学者在相关领域内的理论建树都得到了展示。

陈学明（2010）认为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世界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自然异化、土地异化，导致“新陈代谢断裂”。解决资本主义生态破坏的根本途径是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

刘静暖、纪玉山（2010）认为马克思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论证，蕴含着资本对自然力疯狂役使导致自然力危机的思想。资本的贪婪将引发自然力递减规律发挥作用，导致自然力短缺性危机的发生。这一思想的当代意义在于：自然力天然成本补偿的可持续利用思想、自然力跨期优化配置的计划控制思想和自然力复活性解放的制度变革思想。

李萍、王伟（2012）基于劳动价值理论引申探讨了生态价值的问题。沿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线索，从经济系统、生态系统和生态经济系统考察了商品总价值、生态总价值和商品价值总量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数量变化关系。

郇庆治（2013）综合分析了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并且探讨了当前欧美生态政策构建和制度创新中三个难以克服的内源性矛盾：渐进改善与结构性变革之间的矛盾；个体环境意识、责任和行动与国家培育、规约之间的矛盾；本土中心与全球视野需要之间的矛盾。卜祥记、何亚娟（2013）认为支配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资本逻辑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推进生态文明必须破除“资本原则”的永恒性、目的性、终极性理念，消解观念化的资本逻辑。徐海红（2013）认为要走出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困境，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将劳动与自然、物质生产和环境保护融合起来，以生态劳动作为生态文明的本体论基础。

任暟（2013）认为“环境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深刻揭示了自然生态生产力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马克思的自然生产力思想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凸显了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生态文明取向。

（2）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问题

谭扬芳（2010）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气候变化的根源。陈学明（2010）指出《京都议定书》在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是无法实施的，除非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的超越。程恩富和王朝科（2010）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构建了一个低碳经济的理论框架，为深化低碳经济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方法。马艳和李真认为，在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交换活动中，除了直接体现在国际商品价值生产方面的不平等交换之外，还存在“碳”的不平等交换。两种经济体在贸易品生产技术和国际碳排放标准的制定权等方面的差异性，是导致国际“碳”不平等交换的重要原因。齐新宇和严金强在马克思的两部类均衡增长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存在环境约束条件的增长模型，来说明为什么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转变能够控制“碳”排放，从而保证可持续的增长。

十 经典著作研究

经典著作的学习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也是长期任务。加强经典著作研究，不仅要求我们对《资本论》等核心文本的理论史价值和当代价值进行再研究，也需要我们在文本中深入挖掘，攻克当代经济社会中的理论和现实难题。

（1）《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张宇（2011）指出《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其中包含了社会生产、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等内容，对于指导理论研究和观察现实具有重要意义，应当成为发展中国经济学的重要基础。林岗（2013）在马克思诞生195周年之际，再次介绍了《资本论》的写作和出版，讨论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结构，并从《资本论》的历史地位和现代性两方面阐述了它的不朽价值。为《资本论》初学者提供了一份学习指南。王天义（2013）阐发了《资本论》的当代价值，提出《资本论》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经济发展形式的统一性，以三大崭新因素为内核建立了一个科学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以四个环节为支点创建了一个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都具有重要意义。

（2）《资本论》的逻辑线索。许光伟（2011, 2012）将《资本论》四卷的逻辑依次概括为历史发生学、系统发生学、现象发生学和认识发生学，并认为《资本论》第一卷中商品与货币间的转换关系，标示了资本发生的前史，货币转化为资本，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积累过程，分别代表了资本发生的转化史、进行史和整体运动史；第二卷中的资本循环部分是资本结构的一次生产过程，资本周转部分是资本结构的多次生产过程，系统发生学的方法论意蕴在于拒绝一切非历史的现象主义和解释学；第三卷的结构为从价格形成到阶级斗争的全景式刻画；第四卷则呈现了范畴发生的认识机理，实现了“历史的逻辑”和“认识的逻辑”的统一。

（3）《资本论》文本中的具体问题研究。陈俊明（2010, 2012）探讨了《资本论》中大量关于经济行为的理论，特别是资本家的行为，他提出经济行为理论是资本理论的具体化，是唯物史观的一种贯彻。陈其人（2011）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为基础，从商品货币关系、阶级之间、阶级内部、国家等几个角度讨论了《资本论》中关于平等的思想和理论。阐述了不同的“平等”含义和“不平等”的各种根源。

裴小革（2012）提出《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经济危机理论具有“整体性”，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危机，从生产、流通和分配这个整体中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过程和结果，为我们理解和科学应对经济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指南。李喆（2012）探讨了《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的三重起源，即15世纪资本主义的起源、16～17世纪商业资本主义的起源和18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起源。

李成勋（2013）阐述了《资本论》文本中直接论及中国的33处，并将其概括为5个方面：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稳固了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鸦片战争打开了进入中国的门户，中国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西方国家为了垄断市场在中国实施委托销售制度；中国的小商品经济也加入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中；外国银行在中国的汇票买卖中相互斗争。10鲁品越（2013）讨论了《资本论》与其他一切经济学理论的根本区别，认为区别在于《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权力结构，是关于市场权力结构的巨型理论。李建平（2012）通过阐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市场和市场经济批判的十个方面，揭示了新自由主义市场拜物教观的谬误，和对当代经济发展的启示。

（4）其他经典著作的研究。罗雄飞（2012）研究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缺页问题，认为这些缺失的内容可能涵盖了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实现条件的一些论述；并认为根据历史和逻辑，这些缺失部分可能是由于与苏联意识形态不符而被人为毁弃的。王辉龙（2013）解读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关于全球化，关于创新，关于城市化等问题的经典论述，并论证了这些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

十一 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重温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重要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完善，以及改进我国在市场经济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都有着重要意义。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学界结合当前中国在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对毛泽东经济思想进行了新的解读和研究。

吴易风（2013）从12个方面再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论苏联经济学范式；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论经济学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纲；论过渡时期；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论社会主义经济波浪式发展；论社会主义管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论共产主义。

徐俊忠（2013）提出毛泽东关于农民合作的思想是基于中国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水平落后的具体国情，对如何实现农业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问题的思考。这一思想的实践后来虽因受到“去工业化”的对待以及实行农业统购统销政策等而归于失败，但幸存下来的华西村、刘庄、南街村和周家庄等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功，却在新的条件下印证着毛泽东农民合作组织思想的可行性与深刻性。它的思想和实践意义有待进一步挖掘。

潘石、王子林（2013）认为毛泽东经济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实基础与根本指南。建立与发展国有经济并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关于国有经济性质、地位、作用的论述以及关于国有企业如何经营管理和改革的探索，都对当今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姚桂荣（2013）回顾了在大跃进过程中毛泽东在纠“左”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正确的思想和观点，为后来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思想材料。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所做的历史性贡献，也可以看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王志林、郭光迪（2013）以《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关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词条入手，从毛泽东的经济体制思想、经济增长思想、宏观经济平衡思想、经济发展动力等方面分析了西方经济学者对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的认识和评价，进而探讨了其给予我们的启示。

以上，是我们对过去四年中政治经济学关注的主要问题的梳理和回顾。可以看出，学界在广受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上，进行了更为深刻的研究、争论和对话。我们的研究方法、理论深度和政策建议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特别是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时俱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