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内容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源泉。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解的视阈更为宽广，特别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如生产力理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理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等的重新理解，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的内涵。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新内涵 当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源泉。最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的出版，既是党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成果，也是自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出版以来，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研究的标志性成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出版，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的变化特征相结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最基本的原则和最根本的方法。当然，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主要是列宁主义，或者说是列宁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在发展，时代主题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来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已经转变为以和平与发展为特征的时代主题。面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发展和时代主题的变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必然有新的拓展。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进程中，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弘扬列宁主义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要立足于时代变化的新特征和新要求，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思想，在更为宽广的视阈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和当今时代主题变化的实际结合起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不仅包含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且还包含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以往未被发现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和创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也包括手稿和书信）中的一系列经典的理论观点，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
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开始注重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及文本的重新研究。这一重新研究主要顺着两条思路展开：一是考据式的文本研究，即从文本本身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本意做出新的解读；二是问题式的文本研究，即从问题出发，带着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找到新的理论解读。前者如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考据中发现的实践唯物主义、人道主义等的解读。后者如从解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中，发现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人的发展的三大形态理论；从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中，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探索等。这两种文本研究的方法，也是中国传统治学的基本方法。无论是考据式的文本研究，还是从问题出发的文本研究，对拓展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其研究过程与研究结论大多为学术性的，但还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了多方面的理论铺垫。
在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长期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传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解的视阈更为宽广，特别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的重新理解，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新的取向，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的内涵。
一如生产力理论。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最为基本的原理。1978年3月，邓小平提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p.87）这里提到的马克思的观点，源自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按照他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撰写的第一部著述，也是马克思“不惑之年”对自己理论研究的集中概括。实际上，在1975年和1976年，邓小平就提到过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这一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马克思的这部手稿刚有中文译本。在拨乱反正中，邓小平重新提出马克思的这一观点，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生产力理论中，先论及的是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后来推进到管理与生产力的关系，形成了生产力系统理论，再后来对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意义的新认识，形成了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内容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进而发展到科教兴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等，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的演进轨迹。对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生产力理论的当代诠释，成为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重要起点之一，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重要基点之一。
二如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理解中，一方面要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著名的“两个最彻底的决裂”观点，这就是：“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p.52）；另一方面也要深刻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两个决不会”的观点，这就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P.592）搞清楚这两个基本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全面理解，也才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征及其历史趋势做出科学判断。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两个最彻底的决裂”和“两个决不会”观点的全面认识，成为我们分析和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特征和经济全球化根本性质的理论基础。
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理解中，江泽民同志几次提到恩格斯晚年的《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的手稿，这篇手稿在恩格斯逝世6年后才公开发表。恩格斯在这篇手稿中，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新变化作了深刻剖析。江泽民同志指出：“这几年以来，我一直引用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所表达的观点。恩格斯说：‘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自身发展中是会出现变化的，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并从理论上说明这些变化。”[3]（p.80）在这之前，江泽民同志还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不断深化和发展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这一点，从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写的各篇序言和恩格斯写的《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3]（p.343）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对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是有重要意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包括他们晚年）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理论，对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如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理论。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在根本上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1998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总结当年防汛抗洪的经验时就指出：“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指出，人类可以通过改变自然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人类统治自然界决不是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类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恩格斯这番话讲清了人类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同自然界的关系。”[4]（p.233）江泽民同志引用的是恩格斯在1876年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发展的重要思想。恩格斯在阐述这一重要思想时还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5]（pp.559～560）因此，恩格斯告诫人们：“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6]（p.38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赋予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的这些思想以当今时代的新内涵。
四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涵。显然，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时，马克思恩格斯就从消除旧的分工的角度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7]（p.537）马克思恩格斯以这一不无浪漫主义色彩的描述，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作了最初论述。在《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作了新的论述，认为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 [7]（p.683）在他们设想的“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53）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发展的三种形态的论述，实际上也是对人的片面发展到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轨迹的描述。他提出的人的发展的第三大形态的特征，就是以“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为基础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8]（p.52）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3]（p.295）“两个历史过程”思想，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的新的解读。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多次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他在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的同时，深刻指出：“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9]（p.363）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时，胡锦涛同志认为：“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0]（p.813）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根本目的”之间的理论纽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所做的现时代的理论升华。
除此之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生产关系、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等的理论中，都有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重新研究的映现。
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重新研究中，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的原则、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都有新的认识。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适用性与国别特色性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适用性，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性的集中体现。但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中，不能把这种普遍性当作一种“历史哲学”到处套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具体境遇中，必然会产生具有各自民族特色或国别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晚年，欧洲的许多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思想推崇备至，他们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一些重要论断看作是一把“万能钥匙”，认为这些论断不管拿到哪个国家或者针对哪种情况都是直接有效的。马克思对此多有异议，特别反对把他的理论观点当作“万能钥匙”的说法。马克思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1]（p.342）马克思认为，假如把他的理论当成一种“历史哲学”，那就会产生很大的误解。“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1]（pp.341～342）显然，马克思非常清醒地估价了自己理论的有效性，他极不愿意在得到“过多的荣誉”的同时得到“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愿意看到的是，他所提出的理论原理在各国的实际运用能得以具体化，形成具有国别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具体样式和具体理论形态。实际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重要体现。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这一体现做出了科学概括。他指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10]（p.81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的运用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特征和内涵，不仅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当今时代变化结合的结果，而且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新的研究，是在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更为深刻的时代内涵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了新的境界。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
[3]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
[4]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
[9]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0]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