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学的方向和方法
内容摘要：一个国家在提倡经济理论多元化的同时，要有适合本国国情的占主导地位的根本经济理论和根本经济思想。没有根本理论和根本思想的国家，充其量只能跟在别国后面走，不可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是时代和实践赋予的神圣使命和责任。中国经济学的基本方向，一是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把这些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二是要借鉴和吸取世界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三是要能够反映和解释我国生动活泼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服务。建设和发展中国经济学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同时吸取现代科学的方法；要克服目前盛行的把数学的方法极端化和以数学的方法代替甚至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根本方法的倾向。建设和发展中国经济学，要坚持为广大民众根本利益服务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要创造有利于中国经济学繁荣发展的良好机制和环境。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 方向 方法 立足点 评价标准
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在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与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的经济学还存在一些不完全适应的问题。同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在争鸣中发展一样，关于我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的争论从来都没有间断过。本文拟就其中的几个问题谈一些看法，与大家讨论，以促进我国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一 中国经济学和与中国经济学有关的几个概念
（一）关于中国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就是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从广义上说，中国经济学既包括现行学科分类中的理论经济学，也包括应用经济学，即所有的经济学科既要反映现代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又要反映中国特色经济运行的特殊规律；从狭义上说，中国经济学指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在现行的学科分类中就是政治经济学、经济史中的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中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等。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中国特色是不言而喻的，而政治经济学在反映现代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同时，更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反映中国的特殊国情。政治经济学不仅要为其他经济学科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最基本的经济理论、经济方法，更要为其他经济学科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更高层次的、能够指引方向的基本经济理论和根本经济方法。一个国家在提倡经济理论多元化的同时，要有适合本国国情的占主导地位的根本经济理论和根本经济思想。没有根本理论和根本思想的国家，充其量只能跟在别国后面走，不可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要不要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界有颇多争议。有人认为经济学不分国界，无所谓哪国经济学，更谈不上建立中国经济学。[1]有人主张要建立并不断发展中国经济学。[2]我赞成要建立并不断发展中国经济学，而且要努力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由如下。
第一，经济学有共性也有特殊性。作为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共同性。正是这种共同性，决定了各国经济和经济理论的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必要性。但作为研究生产关系、利益关系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具有历史性、人文性，并由于各国经济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而具有特殊性。而正是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各国经济和经济理论的差异性和本土化的必要性。认为经济学不分国界的观点，从哲学意义上是以共性否定了特殊性，从实际意义上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否定了后发的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
第二，由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许多经济现象是其他经济学没有解释也解释不了的。如中国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没有选择其他经济制度，为什么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走其他道路，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能实行其他的市场经济等。这些问题是其他经济学至今没有回答也不太可能做出科学回答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回答只能由中国经济学做出。
第三，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已经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只是这种理论尚需要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
（二）关于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在我国已经流行多年，不少高校经济管理专业开设的课程之一就有西方经济学。但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在西方国家没有西方经济学，只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所以主张我国高校不要开设西方经济学，而应该开设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确实是我国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的特殊称谓。西方发达国家有经济学，但并不冠以西方，例如在世界多国具有影响力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就称“经济学”，当然，西方大学也确实开设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
我赞成继续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因为现在我国引进的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为研究对象、由古典经济学演进而来的经济学确实是来自西方而又不同于我国的经济学。需要明确的是，这里冠以的“西方”主要不是自然地理概念，而是发达国家的代称，所以现在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确切地说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其中不乏科学的成分，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这种理论赖以产生，并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西方发达国家会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就，就不能解释为什么“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p.36）但是，西方经济学不是万能的，且不说其自身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面对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等新问题时也需要发展，即使其中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是有效的理论，当在后发国家应用时，由于发达阶段和经济制度的不同，其有效性也会打折扣。
（三）关于现代主流经济学
在大学的课堂上，在报刊中，一些学者经常用到的一个概念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什么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我国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和西方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是否是同一概念？如果对此不加以说明，其后果可能是误导经济学的初学者和并不专门研究经济学的人们，使他们误认为我国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与西方国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是同一概念。
事实上，在西方，所谓现代主流经济学一般指的是由古典经济学衍生而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而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践为根基，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的精华，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的经济学。1984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邓小平曾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4]（p.83）很显然，中国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和西方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不是一个概念。
二 中国经济学的方向
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其焦点是：中国经济学究竟是照搬西方经济理论，亦步亦趋；还是要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改革开放开始不久，西方经济理论大量传入中国，长期受到计划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理论禁锢的我国经济学界感到耳目一新，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学习和传播成为风气，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历史的进步性。但其后在学习传播西方经济理论的同时，出现了一种忽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忽视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而对西方经济学照抄照搬的倾向。对于这种倾向，不少学者曾经呼吁，需要纠正。[5]笔者也曾撰文进行分析，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也有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问题。从国际、国内大环境看，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主义出现挫折，有人对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指导社会主义走向胜利产生疑问，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如何，不少人也产生疑问。受这种社会思潮影响的直接结果，就是降低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热情。从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看，尽管经济学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内容的创新，但这种创新还不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系统化和完善。在这样的情况下，又加上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人们感到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知识和对经济现象分析的方法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这可能是一部分人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感到腻烦和对西方经济学感到新奇的直接原因。笔者当时认为，这样的现象是暂时的，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是可以得到克服的。笔者甚至预言，经济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是最可能通过百家争鸣而出现伟大理论和思想的时代。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日新月异，经济理论探索空前活跃。在这样的时代，政治经济学一定会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一起，实现历史性的突破和发展。[6]
但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时至今日，上述现象似乎并不能说已经完全得到转变，因此关于中国经济学发展方向的问题仍然有讨论的必要。
经济学就其根本的宗旨而言，是经世济民的致用科学，中国经济学当然要为民众富裕和国家强盛所用；从其学科的内部分工而言，其中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方式和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社会科学，中国经济学当然要研究中国的生产方式和中国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作为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在不同社会是具有共性的，而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不同社会则具有不同的性质。由经济学的这些基本规定性所决定，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一是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把这些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二是要借鉴和吸取世界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三是要能够反映和解释我国生动活泼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服务。这三点既体现了中国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也体现了中国经济学发展创新的基本要求和方向。
之所以必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首先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是为实践证明了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最根本的不在于它的个别结论，而在于它提供了认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和凭借这种方法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这一点是至今一切西方经济学科没法比拟的。其次因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而这种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的，这是历史事实。如果说国情，这也是最基本的国情之一。实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当然，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继承和发展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确切地说，中国的经济学必须以发展着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中国经济学的根基和生命力之所在。
之所以必须借鉴和吸取世界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成果，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对于现代化社会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的许多分析及其得出的理论，包含科学的成分，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运行分析的一些方法，许多是自然科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便捷可行，所以借鉴和吸取这些科学的成分和方法为我所用，对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丰富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理论，是有益的。更何况，我们要摆脱后发的被动局面，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不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也是不可以的。但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以资本主义所有制为前提，其基本假定并不符合我国国情，所以不可能成为指导我国经济建设实践的根本理论。我国目前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引进既有不够的问题，表现在对多种学派理论的全面介绍不够，特别是分析不够，一些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知之甚少，由此导致不能够有效地批判吸收；也有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的问题，表现在有的学者对西方经济学囫囵吞枣，并未弄懂西方某种理论的针对性、假定前提，而片面应用，甚至以追求一些词句为时髦。对这两类问题，必须客观地分析，予以纠正。基本的原则是，对西方经济学一是要学，要下力气学懂、学通；二是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经过分析和检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7]
之所以必须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坚持理论为实践服务，是因为经济学是实用的科学，经济学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归根结底在于它能够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指导实践的发展。所以，无论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还是借鉴和吸取世界人类一切文明成果，都要从我国实际出发与我国的实践相结合，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史无前例的实践，伟大的实践会产生伟大的理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在实践中创新，中国经济学一定会实现新的突破，成为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用之学。
三 中国经济学的方法
关于中国经济学的方法，目前存在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是，不下功夫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而只是为了能在国外或国内某个刊物上发表文章，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头研究数学模型，至于这种数学模型用到经济学究竟有什么科学价值和实践价值，似乎并不重要。
这种倾向强调把数学的方法用于经济研究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因为经济学作为科学，许多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应该并且可以用数学的方法进行计量。模型通常是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严格假定关系前提下的数学表述，其优点是可以用简明的方式表达复杂经济问题的重要方面，使现实经济问题简单化。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经济学中数学的应用是经济学进步的表现。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也不乏数量分析和把经济现象数学化的例证，例如《资本论》中对于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分析，特别是对于社会两大部类交换关系和社会总产品实现的表述，马克思就运用了数学模型，而这些分析至今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忽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论对于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意义，把数学的分析方法推向极端则是错误的。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就其科学性而言，具有与自然科学相通的共性，但就其社会性、历史性而言，又有别于自然科学。当需要透过经济现象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联系和经济社会运动规律时，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单凭数学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更何况，经济运动原本就存在许多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是难以用数学方法进行计量的，如果勉强去做，甚至会谬误百出。
对于数学方法运用到经济分析中的这些积极作用和局限性，西方宏观经济学奠基人凯恩斯早就发现并对后人提出了警示。凯恩斯认为，数学在检验思路时有用，但他绝不用数学来思考问题。他一直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数学的推理总要依靠某些假定，而社会生活往往没有不变的假定，一切都是自然呈现的，因此，凯恩斯坚称：成功的经济学推理的基础是直觉与辩论能力，直觉可以选择好的理论模式，辩论则可以说服人接受这种理论模式。他从来不认为风险可以被精确计算，不确定性只能用于逻辑推理，不能用数学来描述，任何数学模型都无法容纳不确定性。
研究的方法是由研究的目的和学科的性质决定的。如前所述，从其根本的宗旨而言，中国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致用科学；从其学科内部分工而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社会科学，是一门出思想、出理论的社会科学。这样的一门科学只用数学是不够的，还必须运用更能揭示经济现象本质联系和经济运行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为后人继承和发展了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经典的论述。马克思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pp.588～599）列宁曾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完整的表述”。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作了经典的论述。他详细引证并肯定了俄国经济学家伊·伊·考夫曼对《资本论》方法的评论之后，指出《资本论》的方法“正是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地运动中的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0]（p.22）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花费几十年的时间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规律，撰写了不朽的巨著《资本论》，建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伟大厦。《资本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通篇充满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今天，我们创建并不断发展中国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依然是最根本的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贯穿在经济学研究中，可以具体表现为许多种方法，如矛盾分析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抽象法、人是历史主体的分析方法、以实践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等。
矛盾分析的方法即将辩证法运用于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辩证法认为，事物内在矛盾的对立统一推动事物的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矛盾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决定的。马克思揭示了这一矛盾运动的规律，并把这一矛盾运动规律用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制度发展的根本规律，并使其成为经济学分析的根本方法。今天我们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进行经济社会改革，也必须运用这种根本方法。
抽象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在经济科学思维中的应用和体现。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0]（p.8）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抽象法包含相互联系的两个科学思维过程：一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这是抽象法的基础和前提。科学的抽象是以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为依据的，因而具体存在的事物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经过科学的抽象，可对普遍存在的具体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撇开次要的因素，从中找出最基本、最简单的东西，并综合它的各种发展形式及其内在的必然联系，阐明经济范畴，揭示经济规律。就像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时，面对纷繁的各种具体的资本形式和经济现象，首先对商品这一最基本的财富细胞，利用抽象力，抽象出商品价值、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具体劳动等最基本的经济范畴。二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也就是依据前一过程的结果，从最简单、最基本的抽象范畴开始，循着由简单上升到复杂的思维过程，对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内在联系进行理论阐释，建立逻辑体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作为逻辑起点，以从抽象到具体作为叙述方法的。上述两个过程归结起来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1]（p.42）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在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了，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经济学运用抽象法，有利于将具体的实践上升为科学理论，又运用科学理论指导丰富的实践，同时有利于透过千差万别的经济现象把握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本质，揭示经济现象深处的经济运动规律。中国经济学当然应该很好地研究并运用这种方法。
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经济学研究中具体表现的又一重要方法。在经济学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一方面要坚持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3]（p.603）这就是说，历史是逻辑的基础，逻辑则是历史在思维中的再现，因此，逻辑的进程和历史的进程具有内在统一性。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抛开客观存在的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关系而将经济范畴按历史先后顺序简单排列。因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在总的发展趋势上的统一，在某些具体细节上二者又包含差异和对立。历史总是包含有偶然的因素、次要因素以及迂回曲折的细节。逻辑则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加工、改造，抛弃历史细节，抓住主流，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能更深刻地反映历史。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商品，虽然早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商品才发展为社会财富的一般形式或最基本的社会细胞。《资本论》从对资本主义庞大的财富细胞——商品开始分析，这在起点上实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地租、利息等则不同，虽然这些范畴也先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出现，但它们体现的经济关系只有在对剩余价值的来源阐述清楚后才能得到揭示，因此在理论阐述中就不能完全按照地租、利息呈现的历史顺序作安排。《资本论》是运用历史与逻辑统一方法的典范，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经济学，深化对中国复杂经济现象的分析，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也需要运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
人是历史主体的分析方法，即肯定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并运用这种观点进行经济分析的方法。与以往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学分析不同，马克思经济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并指出，这里说的人，是处于一定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从事一定的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和科学文化活动的“现实的人”。社会历史活动是人们最基本的社会活动，社会历史过程是通过社会历史主体的活动实现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深深地存在于这些最基础的社会活动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认为，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根本内容，人的发展状态是社会发展状况的衡量尺度。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马克思甚至预言，到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相一致，从而人类的全部发展成为目的本身，“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 “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12]（p.107）马克思把彻底的唯物主义、科学的经济学分析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崇高理想高度地统一在一起，为经济学的分析提供了科学的方法。继承并运用这种方法是中国经济学的重要使命，也是中国经济学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保证。
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即强调实践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并运用这种观点进行经济学分析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一切社会现象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找到最后的根源。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的同时，也生产了自己的物质生活；在改变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本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并能够指导实践，能够回答实践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经济学理论不但是适应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且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总结经验要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15]（p.288）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调查研究要客观、周密和系统，在此基础上才能加以分析、综合，抓住本质，抓住规律，抓住全局。理论是否正确，在理论的范围内不能解决，“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3]（p.107）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是发展的。
历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论及其具体体现，其目的是学习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的精髓，并用以指导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今天，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现代自然科学大大地发展了。而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数学的方法，包括系统论、博弈论、信息论、控制论等一些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也逐步被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这些方法从根本上说，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具有一致性，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本方法的丰富和发展。如系统论与辩证法中普遍联系的观点，控制论与辩证法中内因外因关系的观点，信息论与辩证法中事物相互联系的观点等都是相通的。现代科学方法还会不断发展，在经济学中还会被广泛地运用，所以中国经济学既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又要充分地吸收和借鉴现代科学的方法，如能做到这样，中国的经济学一定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
四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立足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鲜明的立场，它公开申明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问题是，世界上的其他经济学有没有立场，中国经济学要不要立场？
在我国，由于受到人们所共知的历史的影响，一说立场似乎就容易与阶级斗争相联系。而随着我国阶级矛盾已经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现在人们很少再谈立场。其实，立场在经济学中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学的立场也就是经济分析的立足点。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和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事实上就是立场。中国经济学的立足点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际上也是立场。
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13]（p.103）“它正确地猜测到了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4]（p.187）而在各种利益中，物质利益是基础，追求物质利益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原始动因。恩格斯指出：“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15]（p.250）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经济学必须着力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然涉及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之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虽然对抗性已经消失，但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而这些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往往表现为具体的利益矛盾。改革是革命，必然触及各种利益矛盾。所以，中国经济学必须分析研究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并为处理和解决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提供理论指导。分析研究各种利益矛盾，探求解决各种利益矛盾的途径，必须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就是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对于世界经济问题的研究也是一样。中国经济学不仅要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而且要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世界市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环境保护和国际经济关系。而国际经济关系也是利益关系，说到底，最根本的是物质利益关系。分析研究国际经济关系，探求解决各种经济关系矛盾的途径，也必须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就是各种国际惯例形式背后的国家利益。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利益问题的基本观点，为中国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立足点和科学的分析方法。它告诉我们，在分析繁杂的经济现象时，要善于透过现象，揭示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从而把握各种经济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同时在分析各种矛盾时，要善于分析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形成过程、经济地位、利益关切和利益诉求，以及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利益的变化趋势。它要求我们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科学分析各种经济主体思想行为背后的利益动因，建立和完善利益评判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补偿机制，有效解决或化解各种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
对于上述关于经济学立足点的观点，理论界有人不以为然，甚至表示反对，认为经济学是中性的，他们希望建设客观经济学、纯粹经济学。这种观点对于经济学中的某些学科例如经济数学、计量经济学和经济学中关于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揭示等或许可能，但对于理论经济学，特别是对于政治经济学等必须研究利益关系、生产关系的学科显然是过分理想化了，毕竟经济学是有别于自然科学的具有人文性、历史性的社会科学。
五 创造有利于中国经济学繁荣发展的良好环境
中国经济学的建设需要学者们共同努力，也需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
从整体上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环境有利于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在实行多年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进行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是充满矛盾和不确定性的过程。在不断解决矛盾、克服困难中探索前进，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走过的轨迹。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了13亿中国人的生活，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这样的大环境为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
这里说的环境不仅指这样的大环境，还指社会自发产生的已经持续多年的对哲学社会科学进行评价的小环境，这个小环境对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不甚有利，亟须改变和改革。
评价指标体系是指挥棒。指挥棒导向如果发生偏误，将会误导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目前社会流行的评价指标体系弊端较多：其一，是重研究成果数量轻质量。不看成果导向如何，社会后果如何，机械地确定某几个刊物为最优，而后根据在这类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多少排列单位、学科、学者的名次，并作为确定这重点那重点、这荣誉那荣誉的依据。其二，是重研究成果形式轻内容。不看成果的内容是什么，只看成果中有没有数学模型，没有的一概视为低水平。其三，是重国外轻国内。不看成果内容和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如何，国外刊物发表的成果一定高于国内刊物发表的成果。
这些弊端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它误导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的根本方向是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而国外甚至国内有的所谓一流刊物并不完全甚至完全不坚持这样的导向。其次，它扭曲了判断中国经济学质量的根本标准。判断中国经济学质量的标准最主要的是看是否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学术繁荣和发展，是否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最后，它助长了急功近利、过分追名逐利的不良学风。在这样的评价机制导向下，单位以发表文章多少论高低，学者以发表文章多少论英雄。至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与创新，实际上都服从于发文章。
产生这些弊端的原因比较复杂。就社会原因来说，当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在探索过程中，中国经济学自发评价出现一些不健康、不合理的现象是社会现象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不可能完全避免。就思想认识原因来说，则是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属性和特点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明确。与自然科学相比，中国经济学学科不仅具有与自然科学相同的科学性，而且具有与自然科学差异很大的人文性、历史性，前者决定了中国经济学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学具有相通性或称共性，后者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的民族性和特殊性。这就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开放的条件下，我国经济学既要向别国学习，走向世界，尽可能地国际化，又要保持中国特色的根据。当对此缺乏明确认识时，评价标准出现片面性在所难免。就管理方面的原因来说，虽然目前流行的评价标准、评价机制不是国家和国家主管部门制定的，但缺乏主流的、主导的评价标准，非主流的则会乘虚而入，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
为了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在充分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并借鉴世界上一切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科学的评价标准，建立完善的评价机制是当务之急。这样的标准和机制应体现如下的基本要求：第一，评价导向要清晰。要坚持我国经济学的社会主义方向，突出质量，鼓励创新。第二，评价内容要科学。要从我国实际出发，体现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学的根本要求，同时要借鉴吸取世界上一切有益的成果。第三，评价标准要实事求是。要体现分类、分层次的原则，对不同类型成果实行既统一又有区别的评价标准。第四，评价方式要充分体现经济学的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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