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

唐代后妃制度研究學術史

唐代后妃制度的研究开端，學界皆推崇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之“政治革命與黨派分野”（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再版）、《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歷史研究》1954年第1期）等論著提出的皇帝、后妃、外戚等形成的婚姻集團與黨派分野對朝政的影響説，并由此引發後世學者對這些問題的持續探討，如布目潮渢《唐朝初期の唐室婚姻集團》（《隋唐史研究——唐朝政權の形成》，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研究會，1968）、汪籛《唐太宗樹立新門閥的意圖》（《内蒙古大學學報》1979年Z1期）、梁太濟《評布目潮渢氏關於唐初婚姻關係的研究》（《内蒙古大學學報》1979年Z1期）、黄永年《説李武政權》（《人文雜誌》1982年第1期）、毛漢光《關隴集團婚姻圈之研究——以王室婚姻關係爲中心》（《中研院歷史語言所集刊》第61本第1分册，1990）、劉思怡《墓誌所見唐代宗室之婚姻》（《唐史論叢》第十三輯，陝西出版集團三秦出版社，2011）等，也多從婚姻集團與政治關係的角度論述各類皇室婚姻關係以及后妃與皇權間的相互影響。其間，也有不少學者對唐代某些著名的后妃，如太宗長孫皇后、高宗武皇后（武則天）、中宗韋皇后、中宗上官昭容、玄宗楊貴妃、憲宗郭皇后（懿安太后）等個人的事蹟有所考證研究。可以説，發展至今，學界對唐代后妃制度的研究已有相當的規模，概括而言，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后妃群體、后妃個體、后妃制度、外戚家族等四個大的方面。

后妃群體研究。松島才次郎《唐室の后妃》（《信州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第23號，1970），是集中對兩《唐書·后妃傳》入傳后妃進行評述的較早論文；那波利貞《唐の玄宗皇帝の後宫妃嬪》（京都《古代文化》第12卷第2號，1964），則對唐玄宗的后妃有所列舉，但兩文都没有引入更多的史料比較勘正，論述與結論皆缺乏新意。毛漢光《唐代後半期后妃之分析》（《文史哲學報》第37期，1989），注意比較了唐代前、後期后妃的出身及本人或外戚家族影響力等的變化，是對唐代后妃群體的進一步研究。高世瑜《唐代婦女》（三秦出版社，1988）、段塔麗《唐代婦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將后妃群體作為唐代婦女的一個階層進行研究，對后妃的出身、册封、職掌、等級、地位等問題進行了探討。徐有富《唐代婦女生活與詩》（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用詩歌中的唐代婦女或唐代婦女所作的詩歌雙向比較，研究了后妃、宫女乃至公主等宫廷女性的生活狀態與情感世界，還以詩歌為類，劃分出了當權、得寵和失寵三種后妃形象。高世瑜《中國婦女通史·隋唐五代卷》（杭州出版社，2010），將后妃群體歸置於宫廷婦女這一等級内進行研究，因要兼顧唐代婦女研究的整體性，對后妃群體的特殊性還是缺少深入探討。還有一些學位論文也逐漸以唐代后妃群體作為研究對象，如劉曉雲《唐代女官制度研究》（首都師範大學2007年碩士學位論文）、張萍萍《从唐代后、妃看唐代的政治與社会》（天津師範大學2009年碩士學位論文）、柳夏雲《唐代后妃及其生活研究》（陝西師範大學2010年碩士學位論文）等，較多利用了碑刻和野史筆記，對唐代后妃的整體狀况有所分析歸類，只是對各種問題的關注和論述相對缺少深度和廣度。陳麗萍近年集中將唐宣宗（《唐宣宗的后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7集，商務印書館，2011）和懿宗、昭宗（《唐懿宗的后妃》《唐昭宗的后妃》，待刊）等晚唐諸帝的后妃作為一個整體研究，試圖從她們的事蹟中找尋唐代后妃制度發展變化及對其他制度影響的各種綫索，開啟了將同一帝王的后妃群體進行統一研究的方法。

在后妃群體研究中，尤其關注后妃與朝政或帝位繼承關係的研究，如張淑芳《論唐代后妃與朝政的關係》（《西南民族學院學報》2000年第4期）、楊小敏《唐初后妃進諫與政治清明的關係》（《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6期）、楊春蓉《唐朝后妃被廢與被殺的原因探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5年第10期）、王玲玲《簡論唐前期的后妃涉政》（《邊疆經濟與文化》2008年第10期）、李文才《試論唐玄宗的後宫政策及其承繼——〈太平廣記〉卷224“楊貴妃”條引〈定命録〉書後》（《北華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霍斌《唐玄宗内官制度改革發微》（《唐史論叢》第十七輯，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4）等，從不同側面探討了唐代后妃干政對朝政造成的影響、后妃干政對自身命運帶來的影響，以及唐代諸帝爲了杜絶后妃干政而採取的防範措施等問題。吴麗娱、陳麗萍《從太后改姓看晚唐后妃的結構變遷與帝位繼承》（《唐研究》第十七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以唐武宗生母韋太后改姓為出發點，對唐代后妃出身的變化與皇位繼承方式改變的互動關係進行了探討，對陳寅恪提出的“李武韋楊”婚姻集團之説也有了進一步闡發。傅紹磊《宦官專權背景下的后妃與唐代後期皇位繼承》（《蘭州學刊》2011年第12期），則從宦官專權的角度出發，對唐代后妃及皇位繼承關係的影響有所探討。

此外，學界對另一個後宫重要群體即唐代的宫人也有關注，如高世瑜《唐代婦女》中，對宫人的職掌、勞作與生活、禁錮與放宫人等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之後有潘泰泉《唐代的女官》（《南通師專學報》1996年第1期）、劉曉雲《唐代女官的特點》（《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增刊）、蕭錦華《唐代宫人之法律地位與管理待遇》（《禮法與信仰——中國古代女性研究論考》，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3），就唐代有關后妃或宫人的制度進行論述，這種研究模式也顯示了，因為後宫生活的隱秘性以及一些相關制度的籠統性，以及后妃與宫人身份之間存在着各種轉化的可能性，使得學者對后妃與宫人群體界限的有意或無意模糊。耿慧玲《從神龍宫女墓誌看其在政變中之作用》（《唐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趙雨樂《從宫官到宦官：唐前期内廷權力新探》（《九州學林》2004年第2期）、王守棟《論唐代宫婦涉政》（《德州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萬軍傑《唐代宫人之命運探析》（《武漢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劉琴麗《唐代宫人的政治參與途徑》（《文史知識》2010年第7期）等文，揭示了后妃與宫人易於在宫廷生活中聯合結盟，參與或推動了宫廷鬥争的發展，后妃宫人與宦官的鬥争也貫穿於唐代宫廷生活始終，宦官最終不僅取代了皇權的權威，也瓦解了后妃宫人形成的曾與之對抗的宫廷勢力，但宫人的各種活動也體現了唐代宫廷女性積極參政的時代特徵。此外，還有鄭華達《唐代宫人釋放問題初探》（《中華文史論叢》第5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李軍《災害因素與唐代出宫人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7年第1期）、周曉瑜《關於唐代出宫人的幾個問題》（《滄桑》2009年第3期）、萬軍傑《唐代放歸宫人之民間生活》（《江漢論壇》2010年第4期），探討了唐代諸帝放宫人的各種原因以及宫人出宫後的生活狀况。

隨着數百方唐代宫人的墓誌不斷出土，利用墓誌研究宫人的生前卒後成為許多學者的興趣所在，如程章燦《“填寫”出來的人生——由〈亡宫墓誌〉談唐代宫女的命運》（《中國典籍與文化》1996年第1期），寧志新、朱紹華《從〈千唐誌齋藏誌〉看唐代宫人的命運》（《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3期），胡玉蘭《唐代亡宫墓誌銘文的程式化演變及原因》（《浙江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從唐代宫人墓誌格式化的一面入手，揭示出宫人終生服務宫廷，死後卻不被重視的無奈命運。楊春芳《從墓誌看唐代宫女的等級》（西北大學2003年碩士學位論文），利用墓誌關注了宫人的品階與等級問題。尚民傑《唐代宫人、宫尼墓相關問題探討》（《唐史論叢》第十六輯，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3），對墓誌中所見的唐代宫人在長安、咸陽、洛陽等地的葬地進行了歸類。

后妃個體研究。基本集中於對某些“知名”后妃的關注，首先因武則天的帝后雙重身份而備受學者關注，如陳寅恪、岑仲勉、郭沫若、黄永年、陳振、李樹桐、吴麗娱、宋德熹、韓昇、王凱、黄正建、寧志新、雷家驥、氣賀澤保規等中外學者對武則天的出生地、年歲、名字、出家地點、兩次入宫時間、子女關係、夫妻關係、與其他歷史人物之間的關係、册后禮儀、家族人物、稱帝、政績、武周時期對唐代朝政乃至古代歷史進程的影響等相關問題進行了多方位多層次的探討。武則天的全面研究首先導致了多部專著問世，如郭沫若《武則天》（《人民文學》1960年5月號），胡戟《武則天本傳》（三秦出版社，1986），趙文潤、王雙懷《武則天評傳》（三秦出版社，2000），雷家驥《武則天傳》（人民出版社，2001），黄新亞《點評武則天》（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等。據王雙懷最近整理，有關武則天研究的專著中有中文版211部、英文版10部、日文版13部（《海内外武則天著作索引》，《乾陵文化研究》七，陝西出版集團三秦出版社，2012）。還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80年代成立了中國武則天研究會，從成立至今，以研究會的名義在相關城市舉辦了十一届以武則天為主題的研究會議，並結集出版了如《武則天與洛陽》（三秦出版社，1988）、《武則天與文水》（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武則天與乾陵》（三秦出版社，1994）、《武則天與乾陵文化》（内部資料，1995）、《武則天與偃師》（歷史教學社，1997）、《武則天研究論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武則天與咸陽》（三秦出版社，2001）、《武則天與嵩山》（中華書局，2003）、《武則天與神都洛陽》（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等論文集。此外，乾陵博物館也於2005年創辦了《乾陵文化研究》，目前已定期出版了八期，成為又一份相對集中研究唐高宗與武則天及相關問題的專業刊物。這些會議的召開或文集的出版曾多次掀起武則天研究的熱潮，也在不斷討論着舊問題的同時引發出新問題，形成對古代唯一女皇帝研究的全盛景象。此外，還有如劉希為《關於武則天的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戰線》1987年第4期）、王雙懷《本世紀以來的武則天研究》（《史學月刊》1997年第3期）、胡戟主編《二十世紀唐研究》第一章之五《武周的興滅》（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郭紹林《駁武則天研究中的幾則臆説》（《乾陵文化研究》四，三秦出版社，2008）、李永《武則天與長安相關史事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2012年第5期）、段桂英《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武則天研究》（河南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等綜論性的文章，回顧和總結了武則天研究取得的各種成就與存在的問題。

對唐代“知名”后妃的研究，還有如對太宗長孫皇后與徐賢妃、中宗韋皇后與上官昭容、玄宗武惠妃（貞順皇后）與楊貴妃、憲宗郭皇后（懿安太后）等從不同方面或角度的研究。王宗虞《長孫皇后與“貞觀之治”》（《中州學刊》1983年第1期），牛致功《文德皇后與唐太宗政權》（《史學月刊》1984年第6期），秦翠華《長孫皇后對“貞觀”政風的影響》（《北方論叢》1997年第5期），曾絢豔、柳春新《長孫皇后與“貞觀”時期的政治和社會》（《文史博覽》2009年第9期）等文，是對長孫皇后是否干政，以及她對貞觀之治的正面影響等問題的討論。還有如唐團結《上官婉兒生平考述》（《河南教育學院學報》2004年第5期），趙傑《上官婉兒家世考》（《長春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第8期），李宜蓬《上官婉兒與中宗文壇》（《北方論叢》2010年第2期），鄭雅如《重探上官婉兒的死亡、平反與當代評價》（《早期中國史研究》第4卷第1期，2013），李明、耿慶剛（《〈唐昭容上官氏墓誌〉箋釋——兼談唐昭容上官氏墓相關問題》，《考古與文物》2013年第6期），杜文玉（《被誤讀的上官婉兒》，《文史知識》2014年第1期），仇鹿鳴《上官婉兒墓誌透露的史實》（《東方早報》2014年1月19日）等，對身兼武則天女官和中宗嬪妃的上官婉兒的身世、經歷與文學影響力等方面有所探討，尤其因為上官婉兒的墓誌出土後披露了一些史書中所不載的信息，今後將會引導學者對這位特殊宫廷女性研究的新走向。李誼《從〈麗人行〉看楊氏兄妹》（《四川師範學院學報》1978年第4期）、韋湘秋《楊貴妃的籍貫問題》（《廣西社會科學》1987年第2期）、袁開濟《也談楊貴妃之死——與俞平伯先生商榷》（《湖北大學學報》1987年第5期）、楊希義《試論馬嵬驛楊貴妃死因真相》（《西北大學學報》1994年第4期）、康保成《楊貴妃的被誤解與楊貴妃形象的被理解》（《文學遺産》1998年第4期）、謝元魯《再論唐玄宗楊貴妃與安史之亂的關係》（《社會科學研究》2005年第2期）、倪美玲《唐明皇與楊貴妃文學形象的嬗變》（《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8期）等，則涉及楊貴妃的籍貫、死因、才學、文學形象等個人問題，以及楊氏家族在天寶時期的社會影響力與安史之亂的關聯等政治問題。張菁還以“唐詩中的楊玉環形象”為題（《唐代女性形象研究》，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回顧了唐代“詠楊詩”的發展，探討了以《長恨歌》為代表的各類“詠楊詩”的主題，指出唐人對家國興亡的各種情感寄託，使不同階段詩歌中的楊貴妃形象也在發生變化，楊貴妃也因此或被譴責或被同情，詩歌中的形象與真人之間的差距總有所背離。孫永如《唐穆敬文武宣五朝中樞政局與懿安皇后郭氏》（《唐史論叢》第六輯，三秦出版社，1995）、楊西雲《唐文宗朝政局與懿安太后》（《中華文史論叢》第80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對歷經五朝的懿安太后在晚唐政局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有所闡發。

更值得一提的是，隨着出土碑誌的增多，一些歷史上不太“知名”的后妃也引起了學者的關注，如趙振華、孫紅飛《唐高祖李淵嬪楊氏與長安太安宫——讀〈唐太安宫嬪楊氏墓誌〉》（《唐都學刊》2011年第6期），葛承雍《唐秦王李世民女侍衛墓誌初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5期），孫懷彦、李百福《唐橋陵陪葬墓睿宗賢妃王芳媚墓誌考略》（《考古與文物》2003年第3期），陳麗萍《唐睿宗豆盧貴妃史事考證》（《唐史論叢》第十三輯），吴業恒《新見〈大唐安國相王孺人晋昌唐氏墓誌〉考釋》（《碑林集刊》十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8），唐瑋《新出唐〈張美人墓誌〉考釋》（《碑林集刊》十，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郭海文、李恭《〈高婕妤墓誌〉考釋》（《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研究續一》上，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3），郭海文《杜甫〈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考釋》（《唐史論叢》第十七輯）、陳麗萍《唐懿宗的皇后》（《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4期）等，利用出土墓誌對高祖楊嬪、秦王（太宗）刀人高氏，睿宗王賢妃、豆盧貴妃和唐孺人，玄宗張美人、高婕妤與皇甫淑妃，懿宗兩位王姓皇后的生平及家族背景等作了考證與研究。這些成果不僅利用碑刻資料釐清或辨明了史書闕載的諸位唐代后妃的生平，也從她們的經歷中探討了許多相關后妃制度以及皇族婚姻家庭生活等方面的問題。

利用出土墓誌對后妃或宫人的研究還有，孫東位《昭陵發現陪葬宫人墓》（《文物》1987年第1期），刊發了幾方太宗嬪妃及宫人墓誌，借此對宫人的喪葬營辦與昭陵陪葬制度等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李舉綱、張安興《西安碑林新藏〈唐萬善寺尼那羅延墓誌〉考疏》（《中原文物》2009年第3期），王鋒鈞、李喜萍《晚唐宫女“顆娘”墓誌》（《考古與文物》2003年第2期），分别對唐德宗、僖宗時期的護璽宫人與東宫宫人进行了研究。陳麗萍《唐〈内人蘭英墓誌〉釋讀——兼談唐代后妃的收養現象》（《碑林集刊》十六，陝西出版集團三秦出版社，2011），利用唐懿宗宫人蘭英墓誌，比較了唐代前後期宫人職掌與喪事營辦的變化，並由蘭英為郭淑妃養女事進而探討了唐代后妃的收養現象。仇鹿鳴《新見〈姬總持墓誌〉考釋——兼論貞觀元年李孝常謀反的政治背景》（《唐研究》第十七卷），藉助高宗保母姬總持墓誌，不僅重新分析了太宗時期一場未遂政變的複雜背景，也對姬總持在高宗時期的顯貴人生有所述評。

后妃制度研究。因后妃制度内容涉及廣泛分支眾多，故凡涉及后妃制度的研究很難做到全面涵蓋，相關研究如吴以寧、顧吉辰《中國后妃制度研究（唐宋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1995），是國内第一部對唐宋后妃制度相對全面研究的專著，書中所列唐代后妃制度專題有22項之多，如皇帝納后、后妃服飾、皇后蠶禮、后妃陵制、后妃等級、后妃俸禄、后妃軼事等，雖然同樣是簡單敘述和歸類多於深入探討，但這些命題的提出對今天研究各項后妃制度仍有參考價值。杜文玉《唐代宫廷史》（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分唐朝初期、高宗至睿宗時期、唐朝鼎盛時期、安史之亂後、唐朝後期等五個時段，對唐代的宫廷史進行了全面研究，涉及宫廷制度、生活、人物、鬥争、建築、禮儀、娱樂、禁衛等各項制度，以及帝位承襲、皇室宗族、宦官外戚等相關内容，所涉内容無不與后妃制度密切關聯，但諸多論述仍僅源自對各種史料的匯抄敘述。朱子彦《後宫制度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修訂版更名為《帝國九重天——中國後宫制度變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則類似一部通史性的後宫制度史，雖兼顧了各朝各代的后妃群體及相關制度，但所謂研究同樣是以描述性的敘述為主，缺少對不同時代后妃制度的特徵解析。還有對后妃陵寢制度的研究，如黄濂《中國后妃陵墓》（大連出版社，1999），列舉了14座唐代后妃（分屬唐12帝）的陵墓，但將高祖、太宗等帝陵等同於后陵，對唐後期單獨成陵的諸皇后陵並未涉及，本書的價值在於將后妃的陵寢制度作為一個單獨的命題予以關注。劉向陽《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03），其中也以陪葬墓的形式涉及唐代后妃的陪葬制度。

后妃制度研究的成果更多集中在相關禮制問題上，如對皇后行先蠶禮的研究與復原有新城理惠《先蠶儀禮と唐代の皇后》（《史論》46, 1993）、《唐代先蠶儀禮的復元——〈大唐開元禮〉の先蠶條訳註を中心に》（《史峯》7, 1994）、《絹と皇后——中國の國家儀禮和養蠶》（《岩波講座：天皇と王權を考えゐ》3卷《生產和流通》，岩波書店，2002）。還有對朝賀皇后（太后）禮的研究如新城理惠《唐代にわける國家儀禮と皇太后——皇后、皇太后受朝賀を中心に》（《社會文化史學》39, 1998），吴麗娱《朝賀皇后：〈大唐開元禮〉中的則天舊儀》（《文史》2006年第1輯）。以及對册后禮的研究有吴麗娱《兼融南北：〈大唐開元禮〉的册后之源》（《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3輯，2006）。還有對皇后喪葬禮制的研究如新城理惠《唐宋期の皇后·皇太后——太廟制度と皇后》（《中華世界の歷史的展開》，汲古書院，2002），吴麗娱《試論唐宋皇后的服制與祔廟——从義安太后的喪服減降談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7集），張琛、勾利軍《唐代追尊皇后祔廟考》（《齊魯學刊》2012年第1期）等。這些從禮制史角度對唐代后妃制度的有益探討，在禮制的範疇内樹立了后妃制度研究的典範。但關於后妃制度的其他方面，目前為止學界的涉及還是極其有限。

外戚家族研究。首先還是對眾所周知的武則天家族的關注與研究，如杜文玉《武則天家族源流述略》（《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雷家驥《武則天外家及其生母的名諱》（《中國中古史研究》2002年第1期）與《從唐人命名取字習慣論武則天及其親戚的名字》（《中國中古史研究》2007年第7期）等。還有如李禹階《試論唐前期外戚的短期社會行為及其形成原因》（《重慶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5期）、方東明《析唐後期外戚勢衰的原因》（《清遠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孫俊《隋唐外戚類型與政局述論》（《雲南社會科學》2012年第4期）等，皆對唐代外戚家族的整體勢力及興衰進行了探討。陳登武、羅婷玉《唐文宗朝真假國舅案的政治與法律問題》（《興大歷史學報》2007年第18期），通過唐文宗三次尋找母舅的歷史事件，發掘出晚唐諸帝企圖樹植外戚勢力為自己所用的意圖。宋德熹《試論唐代前期的代北外戚家族：以獨孤氏、竇氏及長孫氏為例》（《唐史識小：社會與文化的探索》，稻香出版社，2009），對唐前期最重要的三個外戚家族進行了研究。徐鳳霞《唐代長孫家族研究》（陝西師範大學2004年碩士學位論文）、方東明（《唐代外戚研究——以后妃親族為中心》，西北大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是對唐代某一外戚家族和整個外戚家族的長時段考察和研究。

綜上回顧，唐代后妃制度的相關研究起點很高，也受到許多知名學者的長期關注，大致形成了后妃群體、個體、制度、外戚等四大研究方向，並兼及對宫人群體與個體的研究。以上成果無論深淺，也皆或多或少地涉及后妃制度的各項内容，為我們進一步開展具體問題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和資料借鑒。但前人的研究更多集中於某些重要后妃和與之相關的重要歷史事件的考察，尤其對集中記載唐代后妃事蹟的兩《唐書·后妃傳》本身缺乏關注；對后妃制度不同分支間的關聯和變遷也缺乏思考和辨析；對唐代后妃制度在整個古代后妃制度中的重要地位更没有總結性的探究，甚至對所謂“内命婦”“后妃與宫人”概念的確定也各有分歧。簡言之，以上所舉研究没有將作為内官制度的唐代后妃制度像（外）官制度、兵制、賦税制等其他專項制度那樣進行專題式的深入研究，在當今史學研究日益細緻化的背景下，就筆者管見，貫穿於古代社會始終的后妃制度目前仍未有一部通論性的宏觀大作，也没有對各朝后妃制度特色進行分段式的總結，這不能不説是唐史乃至史學研究中的一塊空白。

如上所説，在研究唐代后妃制度時，針對彙集唐代后妃史料最多的兩《唐書·后妃傳》，學者還基本停留在僅對所用材料的截取使用階段，對傳中的錯漏混淆罕有判斷或辨析，更未將不斷出土的碑刻材料與后妃傳結合起來，用新材料或新視角結合解讀這一特殊女性群體，提取從她們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各項制度變遷，還原她們對唐代社會發展的重大影響力；更没有擴展研究思路，將《后妃傳》外的追封皇帝之皇后、太子后妃以及宫人作為完整的“内命婦”群體納入研究視野，這也即本書所要努力解決和完成的工作。針對以上情况，筆者已有《讀兩〈唐書〉劄記四則》（《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一輯，紫禁城出版社，2011）、《〈資治通鑑〉唐代后妃紀事獻疑》（《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兩文，對兩《唐書》和《資治通鑑》中有關唐代后妃、宫人記載的不同或錯漏進行了辨析勘正，即對兩《唐書·后妃傳》已有了初步文獻資料的辨析，在此基礎上，本書將對唐代的諸帝后妃、追封皇帝之皇后、太子后妃與宫人群體所涉及的史事進行儘量全面的考證。

本書由引論、上編、中編、下編、參考文獻、后妃名號與宫人品階簡録、後記七部分構成。

引論分為三個部分。一是對唐代后妃制度研究學術史的回顧；二是簡析歷代正史《后妃傳》書寫模式的變化；三是關於本書凡例的説明。

上編藉助兩《唐書·后妃傳》的書寫模式，不僅對目前所知唐代諸帝后妃的史事、親族、子女婚姻等進行全面考補，還兼及對各項后妃制度的源流和運行規則詳備考證。

中編亦藉助兩《唐書·后妃傳》的書寫模式，分别對諸追封皇帝之皇后與太子后妃的史事、親族、子女婚姻等進行全面考補，還兼及對各項追封帝后制度與太子后妃制度的源流詳備考證。

下編為宫官、宫尼（與女觀）、女師、保母（與乳母）等有資料可循的部分唐代宫人立傳，也藉此就唐代的宫人制度進行探討。因目前所知絶大多數宫人的生平經歷要較后妃簡略許多，且宫人在宫廷的生活多延續數朝，無法一一判定每位宫人入宫或獲得品階的具體時間，以及存在着一些宫人品階不詳的現象，故本編只能按宫人的品階高低和所屬類别兩個標準將唐代的宫人大致分類研究。唯因歷代正史《后妃傳》不論入傳者為諸帝后妃、諸帝祖、母（藩王入繼者）乃至宫人，皆統稱“后妃”，故本書也以“后妃”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