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辞
能参加“首届全国青年学者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我备感荣幸，以青年学者为主的、全国性的社会文化史研讨会在史学界这是第一次，首都师范大学能召开这样的会议说明已成为研究社会文化史的重镇，在全国将会产生重要反响。
社会文化史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新兴学科，它的产生本身就具有挑战性。在改革开放之前，主导史学界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观和精英文化史观，各种中国通史都着眼大人物、大事变，很少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息；思想史著作都是阐述思想家的思想，极少涉及民众的话语，实际上是精英的观念史。思想家的思想若要产生影响，形成思潮，不能缺失社会层面的反应，社会文化史正是从生活方式、社会风尚和民众文化方面弥补中国史研究的不足。
社会文化史学科虽然是新学科，但经过近30年的努力，已提出一些重要的理论命题，如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精英思想的社会化、从礼俗互动的本土资源建树中国社会文化史基本理论，等等。在这里我推荐两本书：一本是哲学家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它明确提出历史以生活为本的观念，这与社会文化史的思路具有共同性；一本是社会学家于建嵘的《底层立场》，它提出基层政治和底层意识的观念。社会文化史要借助其他学科的最新成果来丰富自己。
从社会下层看历史，会看到正史没有的另一个世界。在传统社会，国家和社会是二元化的。国家固然以礼法制度为主导，但是社会上有一些合理却未必合法的存在。如男尊女卑是通则，但在有些沿海地区，新娘进门可以称霸三天，这三天新娘可以指挥丈夫和公婆，三天后再当小媳妇。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这一风俗，是一件有趣而有内涵的现象。从社会基层意识也可观察国家大事，农民起义的矛头指向谁？长期以来都耽于农民反对地主一说，从而忽略了农民战争的真正指向。试看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陈胜、吴广起事前说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针对的是官僚系统而不是地主老财；黄巾起义的口号是“苍天当死，黄天当立”，是要变天；明末大起义的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不向王朝纳粮，不是不向地主交租。为什么大起义都指向中央王朝？这是因为高度集权的政府，是全能性的体制，王朝政府管天管地，管人管事，一直管到人们的穿衣吃饭，穿靴戴帽。朝廷权力无限扩张的结果，就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向朝廷集中，这些矛盾是发生在王朝和民众之间的。因此仅仅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来解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远远不够的。
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凡要搞一元化的必定短命，最有力的例证就是“文革”，它的口号是“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组织军事化”，赤裸地表现了国家以权力吞没社会的状态，这是“文革”必然失败的重要原因。
国家、社会二元化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国家与社会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这为我们社会文化史带来了非常宽阔的研究空间，所以说社会文化史是一个新兴学科，也是一个属于未来的学科，前途无量。
2013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