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政治史宏大叙事下的区域社会研究

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被批判、人类学和民俗学等学科发展停滞，社会史研究迅速衰落，虽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大量的关于政治史、经济史、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也包含有某些社会史的内容，研究面也相对较广，包括经济、制度、民族、文化、习俗等，但主要是为了证明马克思理论的社会性质、社会关系和民众反叛的历史发展规律。相较而言，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社会史研究无论在规模上、程度上，以及与社会史有关的理论探讨上都无法与民国时期相比。社会史的整体衰落，使得区域社会史研究相当有限，少量地方史研究多是为了给以朝代划界的全国性状况和规律性总结做注脚，基本上没有区域研究的意识。并且，这一时期的地方史研究也多集中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宋以前的中古史研究。专业间畛域也很明显，搞政治史的就不搞经济史，搞经济史的就不搞政治史，方法则限制在马克思理论的范畴下，与当时西方的史学新动向更是缺少对话。

不过，当时“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使得明中叶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研究有一定的发展与积累。傅衣凌、梁方仲等学者依然延续了社会史论战以来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传统。前者以厦门大学为中心，开始有意识地、系统地收集福建地方文献，并对福建的农村历史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后者在中山大学建立社会经济史学科，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提倡关注农村与国家的关系。

1980年代，国内政治、社会环境起了变化，学术界开始深刻反思以往的史学研究，现代化史观逐渐取代革命史观，成为主流。与之同时兴起的社会史、文化史，正是实现这一转换的表征，社会史与文化史也一起成为新时期“史学奋飞的双翼”。这时的社会史研究主要特征表现为研究课题的大大拓宽，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是对20世纪上半叶的研究倾向的一种回归，即倡导眼光向下，关注普通民众。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伴随着社会史的兴盛而复兴，最突出的表现是各省市开始注重本地方的历史，地方史研究、新的地方史志的编撰工作都纷纷展开。这些区域性社会史研究的异军突起，是对以往忽视历史性地区性差异及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的反思。此时学者们集中探讨了地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意义，探讨了中国历代地域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风俗民情、宗教信仰的发展演变，分析了不同特点的地域社会之间的差异、冲突、交融。这些区域社会史的尝试多是以地理分野为前提所进行的地方通史式的研究，政治史宏大叙事的色彩依然浓厚，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眼光向下的研究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立场的反映。

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学者也开始注重从地域角度探讨中国近代史，自觉地注意从中国本身而不是从西方框架来着手研究中国历史，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这种“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取向激发了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除了以“大区”为范围的地域研究外，省一级的研究大量涌现，对府、县乃至村落的研究也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关注。1980年代中美史学界交流逐渐深入，施坚雅的研究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施坚雅采用“中心地学说”和“等级市场理论”，通过对中国经济和农村市场的考察，将中国划分为九大经济区。这一学说在某种程度上与传统区域社会经济史汇流，使得1980年代我国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再度成为热点，特别是徽州与珠江三角洲的研究对区域体系的研究方法做了有益的尝试，并有一定的推进，这些研究也引起了国际学者的高度重视，而中美学界的对话更是为1990年代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升华构建了良好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