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问题的表现

（一）对社会阶层的关注及价值判断中的极端倾向

首先，针对传统史学研究中“庶民”的缺失，梁启超曾喊出传统史学的“历史饥饿”，说“中国学界，已陷于 ‘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巫图救济。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之真相亦终不得见”。当今学者也认为传统史学“成熟并非完备”。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视角重视“下移”，注重平民大众的研究，但矫枉过正，存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现象，如有的学者把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视为“研究人民大众的历史”，好像只有完全抛开“上层”，把目光都关注到“下层”，才能表现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庶民”被重视的同时，弱视了“其他阶层”研究，则可能会造成史学的“另一种饥饿”，即整体史研究的缺乏。

其次，传统史学研究模式是价值一元论，仅承认主流价值的合理性，不承认少数人、边缘群体或其他人群所持价值的合理性。社会文化史以多维视角在主流价值之外看到了其他价值的相对合理性，因而倾向于既承认主流价值的主导地位也承认其他价值的相对合理性，即承认主流价值主导下的价值多元立场。例如，在新中国成立的早期，同性恋现象被认为是不存在的，在社会文化史的视野下，不但承认了其存在性，还承认了其价值的合理性，这种价值观的积极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导致了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博弈，也因而保持着社会变革的内在张力”。这看到了价值多元的价值，但是，真理多走一步也是谬误，有一些研究者认为一切价值意义均等，或认为无须做任何价值判断；有一些研究者走向“片面价值论”，对一些只是代表少数边缘人群的边缘性、片面性的价值取向加以抬高或夸大，甚至用以替代主流价值。

容易走极端的思维，在行动上常常表现为“以明显的迁就和表面的积极来对偏见的对象做出行为的反应”。极端思维或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要么做不要传统的“激进派”，要么做不要创新的“复古派”，非此即彼，它不仅是一种认知上的偏颇和感情上的偏好，实际上是专制文化在人们思维中的反映。极端思维往往执着于某一种文化传统，以其他文化或传统为异己，并作为对立面加以排斥，不能容忍世界的多样性。

（二）刻板印象和验证的逻辑

在社会科学中，刻板印象一般被定义为“以选择及建构未经发展的、概括化的符号，将社会族群或某群体中的个别成员予以类别化的做法”。刻板印象是对某一群体的特征所做的归纳、概括和总结，它往往不以直接经验为依据，不以事实材料为基础，忽视个体特殊性，不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它的激活和产生往往是内隐的、自动化的，主体很难意识到。而且刻板印象一旦形成便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它对人群的分类过于简单化，它与事实大多不符。

刻板印象往往伴随先入为主的观点和验证的逻辑。传统史学中“民众”一直不为研究者重视，即使在文献中出现，也大多作为反抗政权的“刁民”，这种对“民众”的一贯态度使研究者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即“民众”是“知识浅薄”甚至“无知”的代名词。研究者在开展研究之前依据社会上或学术上已存在的偏见、刻板印象甚至某种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正确”的话语来评判“民众”及其文化。比如，认识农民时，脑海里马上出现“没有先进思想指导”“落后”等观念，进而在他们“落后”的社会生活寻找印证材料，最终验证他们“落后”的必然性。

（三）主客体对立的研究立场

在精英心态的支配下，在研究视角“下移”中，研究者中往往站在和研究对象对立的立场上，用一种“我—你”的研究模式，“我”是研究者，是高高在上的精英，来考察、审视“你”，而“你”是被研究对象，是“沉默者”，是没有能力表达思想的人，是“我”开发的对象，或者“你”是被引导者，“你”的思想表达是在“我”的引导之下呈现的。更有甚者认为，研究对象语言“粗俗”、浅显，经不起分析和推敲，甚至看起来是错误的、无知的、可笑的，根本没有揭示其生活的真实性。研究者从这种立场出发，看到的仅仅是对方生活的表象，如果以此为基础解释研究对象，势必得出不客观的结论。正如美国学者阿道诺说的“偏见是以不正确或不全面的信息来源为基础的，偏颇的预期具有定型或刻板的特点”。研究者实际上只是以学术话语叙述了自己的生活体会。可以说，这种“缺陷”并非完全由学者的“研究水平”所致，而是根本在于主客双方是“两个世界”的人，立场是对立的，“我”不理解“你”，“你”也不理解“我”。研究者不能真正理解研究对象为何会有那么多的难以理解的行为，实际上这是由两个话语系统或知识体系的封闭造成的，导致“观察者在一个陌生的文化模式中只能看到若干要素”，例如，对农村早婚的调查，研究者对其的社会调查如果不深入当地生活，可能会仅仅看到一些表面的现象。当研究者问他们为什么盛行早婚时，可能得到的是不屑一顾的眼神，被认为这个问题没意义，他们认为早婚是很自然的事情，没什么大惊小怪；相反，研究者被问及为何要做这项调查，研究者的学术解释在对方看来真是“无聊”得很，研究者虽学术知识丰富，但在被研究者眼里往往表现为一种无知，用“庶民”的话说，“五谷不分，尘土不沾，不可能知道真相”。主客体这种对立，实质上是研究者的精英心态导致的对客体的“霸权分析”，把客体置于被动的位置，以“拷问”的方式对待客体。

（四）重群体轻个体

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自由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西方文化“把人看成个体”，这里的“个体”就是一个个独立人格的人。群体仅仅是“表达个人意愿的工具”，西方新文化史研究体现对“个体”的重视，通过“个人”反映社会各个阶层的心态，如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虫》通过对意大利的一个地位低下的极普通的磨坊主日常生活的考察，揭示了宗教改革思潮的传播在下层民众心中的影响。再如《王氏之死》，美国汉学者史景迁讲述的是明末清初之际一位山东寡妇的生与死、苦与悲、爱与恨，描述的人是小人物，描述的事是生活中的小事，深思了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中国古代社会价值体系。而中国社会文化史鲜见这样的作品，研究者虽然也出现了关注下层民众和普通人的“向下看”的取向，“但所注重的是作为群体的民众，即使研究对象是某个个体，着眼点也在于其所具有的群体代表性和普遍意义，而并不刻意强调个体的特殊性”。这种对个体的轻视，根源于中国文化的群体本位性，中国文化强调任何个人都不能离开人群而独存，如果一定要视社会为束缚，那不过是无视现实，会自讨苦吃。中国人所说的“民众”基本上指的是抽象的集合体，而非人格独立的个体，中国文化认为：“人只有通过建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各种社会关系而与他人融为一个群体，才算是 ‘成人’，小孩子做不到这一点，就是没有 ‘成人’。”在这种群体本位的文化传统中“个体的社会主体地位被群体所替代，在社会组织结构中，个体的独立性被个体在群体中的定位所掩盖”。如果群体与个体发生矛盾，个体的让步和牺牲是社会提倡的行为。而在现当代的史学研究中，突出个人尤其是精英人物则会有忽视群众之嫌，所以为史学工作者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在研究中更强调群体的作用，“一般的而非极为突出的个体的作用只有依托和借助于群体才能发挥出来；因为群体的作用不是简单的个体作用的相加；因为群体的作用较之个体的作用具有更大的稳定性、持久性、连续性”。如果社会文化史研究在视角“下移”过程中，着眼点仅仅停留在抽象“民众”的层面，那么这种对民众的重视没有实际意义。

以上问题使我们不禁要问：如何把握社会各阶层及其文化的地位与价值？应该遵循一种怎样的认识论原则？研究者如何保证对社会下层、边缘群体等“庶民”研究的客观性？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双方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怎样表达对民众的真正关怀？下面，笔者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